我不再称呼他帝象了，因为这个乳名只用于他在村里的青少年时代。当他怀着新的理想与信念离开翠亨村——几乎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物时，我相信他将会大有作为，并称呼他为孙逸仙。
他到了广州，没有钱，没有朋友，甚至没有活干。不过他意识到自己拥有一种很有价值的才能——在意奥兰尼学校的训练使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年轻的孙逸仙找到广州英美医院的一个领班，凭着他的语言能力，找到一份学徒的工作，任普通杂役和翻译。虽然工作繁重而琐碎，但他再一次认识到与现代技术相比，自己国家的医生迷信和不完善的医术是多么落后。
一位名叫嘉约翰的主治医生很欣赏这个严肃认真又勤奋刻苦的年轻人，他们成为了朋友。一天，嘉约翰医生告诉孙，香港的教会不久将为华人开办一所医科学校。资助开办这所学校的是何启医生，他在苏格兰毕业，是一位律师和医生。他的苏格兰夫人随他回国，死后留下了一笔基金。在香港一个教会的帮助下，何启利用这笔基金开办了一家医院，并将之命名为雅丽氏纪念医院，以纪念其亡妻。听到这个消息，孙逸仙燃起了通过先进医学去帮助同胞的想法。“我想进那所学校。”他对嘉约翰医生说。嘉约翰医生也为这所新学校得到这样一个干劲十足的学生而欣喜。
回头看看我们的村子，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影响着年轻的孙逸仙的生活。他的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母亲觉得儿子已20岁了，因此她就写信告诉他，依照习俗，他该结婚了。母亲帮他选了邻村一位卢姓姑娘，她跟孙逸仙的母亲一样，也是本地人。即使是孙逸仙这样反叛的人，在当时如果要违抗母亲的意愿，也会是闻所未闻的。他履行义务似地回到翠亨村去结婚。他不认识这个女孩，也从来没有见过她，按习俗，他们要直到婚礼之后才能见面。婚礼按照中国传统举行，饶有趣味。不过，孙逸仙在婚礼举行后旋即回到香港，为进医科学校做准备。在等待学校开学的时候，他决定请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为他举行洗礼。他这个时期的生活似乎是新旧混杂的。
1887年6月，康德黎医生从英国到来，开办这间中国的医学院。医学院秋天开学，孙逸仙从一开始就是个能干并且真心实意勤奋学习的学生。无论是从个人成长、医学院学生还是未来医生的角度，康德黎医生对孙逸仙都关心入微。像孙逸仙拥有的大多数友谊一样，康德黎跟他的朋友关系始终如一，至死不渝。
孙在同学中却是很少有知己。他平静的外表下对祖国的一腔热情，也吸引了一些同学，他告诉他们，他的希望是有一个新政府，也迫切希望发展正规的教育和促进农业。通过孙的眼光，那些年轻人开始领会，国民应该有权对其统治者提出诉求。这种想法是非常激进的，虽然就像孙逸仙所解释的一样，其基本原则很简单，人民必须要有饭吃和受教育。通过集约耕作可以实现前者，通过先进的教育方法和现代的平权理念可以实现后者。这样，人民就完全没有理由不可以管理自己的社会。对于这群青年学生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思想——年轻人永远是革命的温床，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去做，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连孙逸仙自己也心中无数。他和同学们都充满热情，觉得有些事情必须要做，但都尚未清楚这要如何进行。因此，孙以他一贯寄热情于冷静的能力，继续潜心学医。他仍然相信，专业的医术是他服务同胞的最佳途径。
这时的中国，各色秘密社团星罗棋布，这样的情况，早就“蔚然成风”。但这些社团大部分是说的比做的多。其中一个比较活跃的新兴社团是三合会，其头目是孙逸仙的一位郑姓同学。我年轻的叔叔陆皓东也是这个社团的活跃分子，因为和陆皓东的亲密友谊，孙逸仙也对这个社团产生了兴趣。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不断激发这个社团更积极地传播革命学说。首先，日本成功地把台湾变成附属地。对于这群有关怀的年轻人来说，这证明了军事力量和“现代化”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为了表现他们新的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陆皓东设计了一面旗帜，蓝色天空上一个白色的太阳，这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党旗。后来蒋介石领导军队从广东北伐到北平并统一国家，青天白日旗被采用于红色旗子的左上角，作为中华民国国旗。
1892年，夜以继日勤奋学习的孙逸仙成功地成为医学院的首位毕业生。同一年，他和陆皓东一起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他继续坚定地逐步帮助同胞们摒弃旧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心理上的、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他正式丢弃了“帝象”这个名字，称自己为孙逸仙。当然，孙是他的姓，就像史密斯或者琼斯一样。逸仙，粗略地翻译成英语大概是“自由神”的意思，或者广义地理解，有敢于特立独行的意思。
不过在这个时候，“自由”要实践起来也并非容易。首先，当孙选择在澳门开业执医的时候，那里的葡萄牙医生嫉妒这个懂得现代医学技术的中国人，恐怕他威胁了他们的生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放弃了传统医术而改行西医的中国医生，他还需赢得当地中国人的信任。
刚开始的时候，生意非常惨淡，不过孙通过几个病例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极出色的大夫和外科医生。在澳门行医之余，孙和各种秘密社团的成员一起议论政治和政府，他惊喜地发现许多年轻人对中国怀着和他一样的想法和希望。这当中有许多和他一样是教会学校的学生，透过游历和接受西方教育开阔了视野。他们回来之后，很自然地看出国内的缺点与落后，并希望为此做点什么。即便今天的年轻学生，从接受教育的大城市回到故乡，不也是把两者进行比较并发现家乡的落后吗？但在那个时候，差别是如此之巨大，他们发现这根本没有办法比较。诉诸政府不仅毫无用处，而且作茧自缚，徒惹来牢狱之灾甚至杀头。他们也不用指望从长辈处得到支持，长辈若非太囿于传统而无意改变，就是打从心里惧怕清政府。
尽管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和俄国、英国的百般需索中丢尽了颜面，但慈禧太后在中国仍然牢牢掌握着大权。孙逸仙博士发现他对设法让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为人民做些事情比行医更有兴趣。他告诉一个朋友：“如果我只是一个医生，一次只能希望治好一个病人；如果我帮助中国获得解放，我一下子就救活四万万人！”因此，他准备孤注一掷。孙逸仙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澳门和他的行医事业，就像他当年离开他出生的村子一样。这都是为了同一个原因——尽自己所能力帮助同胞。
他和他的朋友陆皓东一起回到广州。孙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他们很快就让他去公开演讲，他的声音打动了不少听众。他是一个平静、从容的演说者，对于听众来说，他的声音清晰而具有说服力。但是，对于孙来说，开始的时候也并不容易。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练习，以达到完美。不过就像他希望掌握的每件事一样，他的演说很快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除了是个杰出的演说者之外，孙生来就是个领袖，他的朋友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除了演说宣传他们的梦想，他们期望做更多的事情，把梦想变为现实。P1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