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边的中国》以纪实性图文为体裁，里面所描述的那些人和事，都是作者唐小明在行走长城中亲身经历的故事，带有很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这种情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同情，更是一种尊重与祈望。长城边的地域尽管至今依旧是十分的荒芜与贫穷，但也并不尽是满目疮痍；长城边的人们尽管大多拮据与无助，却也没有丧失对幸福生活的期待；长城边的社会尽管闭塞与落伍，但历史车轮的惯性驱动是必然的趋势。毕竟，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正处于一个变革与追求和谐、均富的时代。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尊严地活着，是公民社会的理想。

唐小明的这本《长城边的中国》为“影像中国系列”丛书之一。

《长城边的中国》以长城边的中国社会为观察主体，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因为它关乎新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关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这个远离现代工业、商业和现代物流业的地域，在这个曾经战火纷飞、而又曾经被过度开垦的地域，人们依然以俭朴的农耕或牧业作为群体和家庭生活延续的重要手段。这个长城边的社会、这个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们不会想到的人群，是现实中国的另一个样本。

山丹牧羊人

河仓城和它的守护人

峡口堡的故事

农民学子曹学东们

老贴的故事

乌鞘岭人家

人定胜天的童话

窑民李玉德

天高云淡固原行

黄河、古堡、老牛湾

偏关的困惑

哭泣的西口

河西旷野里的堂吉诃德

大墙内外的田园牧歌

长城驿站“赵氏山居”

长城敌楼和它的主人

司马台人家

“冀北严疆”的现代光影

千嶂里，长烟落日

山丹草原在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之间。说是草原，其实真正郁葱的只有靠近祁连山麓一带水分充足的地域，而其大部分土地，仍旧与河西贫瘠的土壤一样，满是砾石、黄沙与黄土。这里曾是匈奴和西部多个少数民族的地盘。汉武帝时期，山丹归属中原，匈奴败走漠北。“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匈奴的哀婉悲歌一直在河西一带．流传。从西汉起，中原王朝政权的长城开始从黄河以东越过乌鞘岭，沿河西走廊一直修筑到新疆的罗布泊，用以保护这块来之不易的土地。

东汉以后，河西开始大规模拓荒垦殖，引入了中原的种植技术和粮食作物品种，改善了河西的农业结构。但由于历史和多民族共存的原因，也由于干旱缺水，河西走廊并不适合大面积的种植。长城内外，围垦、放牧是河西居民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这里至今仍然保留着半农半牧的状况。尤其是畜牧业，无论是草原、荒漠或戈壁，放眼望去，随处可见遍地的牛羊和孤独的牧羊人……

2004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踏上河西走廊的土地，就被那一派天苍苍、野茫茫的情景与气势震慑住了。在沿海地带生活了半辈子，突然走进一个迥然不同的陌生地域，不禁被这里的荒寂与苍凉所感染。那一刻，我才深刻体验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概念中，蕴含了多大的地理外延，具有多么令人生畏的时空反差。

行走在河西走廊的土地上，环顾四野，有麦田，有高梁地，有涓涓细流，也有点点绿洲，但是，映入眼帘更多的是荒漠与沙砾。河西走廊北部，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咄咄逼人，黄沙的肆虐严重抵消了祁连山雪水的滋润。如果不是横贯东西的龙首山在做最后的抵抗，山丹莽原也许会被沙海吞噬。

天高地阔，人迹罕至，往往在几十里的距离之间，偶尔会遇到一群土灰色的羊群。没有少女悠扬的牧歌，甚至连一个女人也难得见到，那些在荒原深处披着毡袄随羊群挪动的人，是一个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他们仿佛是苏武的后代，在河西走廊上替远古的先辈继续着那份执着的信念。无论是骄阳似火，还是雪花漫天，牧羊人都一如既往地与他们的羊群行走在山丹大地上，这也是河西走廊上一道亘古不变的人文景象。

其实，对于已逐渐沦为荒漠的山丹来说，无节制的放牧无疑只会加剧土地的荒漠化。但对于贫困拮据的放牧家庭来说，圈养的成本费用又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在生存与环境保护之间，显然存在一个悖论，一个谁也无法解开的结。于是，放任自流只能是当下最无奈的现状。

在山丹，乃至河西，我曾九次踏上这片土地，渐渐地熟悉了这里的人和事。原本一门心思地寻找长城，寻求拍摄长城的最佳画面，冥冥之中，牧羊人的群体走进了我的视野，我逐渐察觉到牧羊人与长城其实是一幅和谐的现实画面，是除了历史元素以外具有鲜活生命体征的最佳画面。于是，我摆脱了自己迂腐的“唯长城”观，开始走进牧羊人群体。从那时起，我在长城边见过、接触过的牧羊人，已经不计其数。

无论牧羊人的命运如何坎坷，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无疑是山丹土地上的一道风景线。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原始的风貌，是篆刻了千百年河西历史的那种厚重，是散发了多民族融合成果的那种坚实气韵。一顶草帽，一件羊皮披毡，一条扬鞭或是拐棍，一个帆布包裹，就是他们惯常的行头；黝黑的、泛红的、布满皱纹的脸孔，是他们的群体面容。他们随羊群而游走，逐水草而徙居，他们没有鸿鹄大志，没有不合实际的奢想，他们将自己的一生与羊群维系在一起，羊群有时更胜于他们的身躯和性命。

山丹牧羊人的羊群数量多少不一，多的有一二百只，少的也有五六十只。羊群的结构也各不相同，有的整群羊都属于一户人家，有的是若干户的羊由一人负责放牧。而牧羊人基本属于中老年以上的牧民，因为，年轻一辈早已不屑于在荒原上流连了，他们无法排遣心中的寂寞，无法压抑心底的野性，相继离开山丹，远走高飞，寻求自己的梦想去了。P3-6

在筹划编写这本图文集子的时候，曾经有很多朋友问过我，为何要取名为“长城边的中国”，而不是“长城边的中国人”，或“长城边的家园”，“中国长城与农业社会”，“长城人家”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其实，我也并没有刻意要起一个什么出格哗众的题目，以取悦读者。我既不是社会学者，也不是历史学者，更没有政治上的远大抱负，不想写一个与自己身份和能力不相符合的题材。准确地说，我充其量只是一个满腹猎奇心态的普通“驴友”。行走长城八年，车马劳顿、风餐露宿，一直以同一种心情、从东到西在一个地理地貌基本相似的地域范围中游历。所到之处，大漠黄沙、枯草砾石、峭壁危崖、黄土漫天，基本上均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生活在这条纬线上的人们，却没有我们臆想的那样愚昧、消极、无所作为。他们与华夏土地上的其他民众一样，历代繁衍，祖辈相传，根深叶茂，香火不息。他们生性乐观，温厚大度，含辛茹苦，默默耕耘，我把他们视做这片土地的化身，是“坚韧”的代名词，是中国农业社会的缩影，是中华民族的符号。

从2001年的秋天开始，我多次沿着长城沿线行走，倒不是什么“忧国忧民”的意识驱使，只是怀着对古长城建筑历史和建筑艺术的好奇与敬仰的心绪，作漫无目的的游走。后来，走的地方多了，与长城边老百姓的接触也日渐增多，我慢慢离开自己的帐篷，走进了老乡的院子，坐上了他们的炕床，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聊起了相互都感兴趣的话题。我开始从单纯的对长城建筑与历史的敬畏，延伸到对长城两边百姓的敬畏，对古老民族的敬畏。

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国土著”与长城边的北方百姓拉近了心灵的距离。

从辽宁丹东的明长城起点到山海关，再到居庸关，一直向西延伸到西北的嘉峪关、玉门关、阳关，我反复行走在长城两边的山山水水和田园乡村间。我曾走过富庶的关东平原，也曾走过燕山山谷里的沟沟坎坎；走过贫瘠的陕、甘、宁、晋的黄土高原，也多次在河西走廊广袤的戈壁大漠流连忘返。八年间，在那无数的日日夜夜，连我自己也数不清楚，这万里旅途下来，我曾路过了多少各式各样的村庄，见过了多少不同形象的农民，睡过了多少次老乡的火炕，吃过了多少家不同口味儿的饭菜，受过了多少老乡无私的帮助。生活在长城两边勤劳简朴的农民给予我的温暖和关爱，如同我的兄弟姐妹，如同我的爹娘。我对于他们，除了敬仰，别无他念。从某种社会视觉角度观察衡量，他们用自己微弱的气息，用自己孱弱的肩膀，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

于是，我便产生了一种要把他们摹写出来、留存下来的心理冲动。

《长城边的中国》描述的那些人和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接二连三的睹物思人，自然带有很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这种情感其实不仅是同情，还是一种敬畏与祈望。长城边的地域尽管至今依旧是十分的荒芜与贫穷，但也并不尽是满目疮痍；长城边的人们尽管贫穷拮据，却也并没有丧失对幸福生活的期待；长城边的社会尽管闭塞落伍，但终究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驱动。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革，他们的处境和状态会有所改变，我也相信一定会有所改变。但是，历史是不会改变的，历史不会因现实的变迁而呈现虚幻、苍白或失真。这些曾经存在过并且很可能还会发生的事情曾是那样深深地震撼过我们的心灵，拷问过我们的良知，我将终身难忘。我们只有深刻地了解和解读这个民族、这段地域的历史，才能更有力地变革与把握现实，我想，这是不应该有什么异议的。我希望，我所讲述的这些小故事，能够得到读者的共鸣与认同，以及对长城边的社会与人的关注与关爱。

仅此而已。

作者

2011年6月

大约是从2002年初起，我真正开始迷恋长城。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深藏内心深处多年一种愿望的进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走长城，看长城，写长城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生活内容。

从最初手捧相机在长城沿线东游西逛，在城墙内外上蹿下跳、自娱自乐，到沉静下来探讨长城的建筑艺术、美学内涵，思考长城的地理历史以及它所蕴含的民族演绎问题，再到深入长城沿线各民族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当中，在万里旅途上，在持续多年的时间里，我对长城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蜕变。

暂时停下行走的脚步，静下心来梳理一下自己的长城心路，是很有必要的。我对长城的感慨与赞美，溢于言表，已全然不顾我个人的能力是否可以驾驭这种表达和写作。这种状态和心态，也能够从我陆续写出来的文字中反映出来。

《曾经沧海》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尝试着以长城为背景，刻画一群现代城市中青年人的生活态度和奋斗理想。对于一个基本不看小说的人，拿起笔就敢写小说，而且洋洋洒洒写了二十万字的所谓长篇。有人说我疯了，我也觉得自己疯了。那是因为初次接触长城之后所呈现的躁动心态，也是出于对长城初始的热爱与崇敬，以及对日后将要持续的行走与探索的热望。尽管很肤浅，它仍然被出版社相中了。

《长城古韵》是我的第二本以长城为题材的图文游记散文集。对于已经走过的长城，在惊喜之余，我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众人分享，图文并茂地向人们展示一个古老、原始、沧桑、博大的长城。那时候，我有一种难以抑制、难以言状的兴奋，我希望人们也能和我一样的兴奋，一样的冲动。

《古墙——中国长城与民族融合》是第三本长城书稿，在这本书稿中，我试着以一种论述文的手法，探讨长城与民族发展历史的关系。因为，长城的建设是因民族矛盾而起，最后也停止在民族战争之中。长城见证了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长城的历史功用衰亡以及它的艺术审美增长的双向演进结局，显示了它独特、持久的生命力，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到了《帝国长城寻踪》，我已经对自己的文字充满了信心与惬意。六年多的间断行走，行必走长城，言必称长城，我与长城成了真诚的朋友，对话的范围多了起来。我从东到西选取了我曾经历过的万里长城中若干有代表性的城堡与关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历史地理散文的形式，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长城和有关长城的历史文化。我欣喜地看到，这本书稿得到了长城爱好者、尤其是西北民众的喜爱，并因此得以再版。

我不是长城考古专业人士，因此，我没有像很多长城爱好者那样，沿着长城的每一个步阶探索行走，仿佛要从它的每一寸石缝中抠出千年的历史沉积；我也不是专业作家，我对长城所有的溢美或责难之词，只是出于自身的感悟，反映了我个人的价值取向。终于有一天，我从感性回到了理性，从历史回到了地理，它也就是长城边的社会。这是一个最为现实的话题，因为它关乎新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关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果说一部长城的历史是充满了战火硝烟和民族苦难的历史，那么，在已经天翻地覆的今天，长城边的社会不应再有苦难和不公，它也应该与九州大地一样，享有太平盛世的光景。

然而，现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与乐观。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多人无法知道长城边的社会具有一番什么样与众不同的景象。作为一个长城爱好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处，将手中的镜头和笔、将我们的目光，在饱览长城的雄浑壮观之余，转向长城边的中国。

诚然，一个真正的长城爱好者，应该关心与热爱长城的全部，包括它的内涵与外延。除了它的建筑美学、历史文化、民族矛盾、文物保护等大众话题外，长城边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同样不能忽略。因为，这是长城历史和社会的延续，是一个在追求共同富裕时代的进程中不可遗忘的社会群体与地域，它理应属于长城研究的范畴。

于是，我便再次以自己的图文告诉人们一个《长城边的中国》。

2011.12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