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

中国当代重要的一位思想隐士，隐于市而专心著书的人。

熊逸，是一个笔名，只有极少的人识得他的庐山真面目。

熊逸坚持用这个笔名解剖中国传统文化，用学贯中西的现代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文化。

代表作品

《王阳明：一切心法》

《道可道：老子的要义与诘难》

《逍遥游?: 当《庄子》遭遇现实》

《思辨的禅趣：《坛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

与本系列的其他作品不同，这是一本轻松诙谐的小书。在如今这个“禅”已经被无数的励志读物打扮成心灵鸡汤的时代，本书势单力薄地以《坛经》为经线，厘清“禅”乃至整个佛学的本来面目，并为《坛经》清晰梳理出其印度佛学的理论背景，有理有据地挑战着“禅宗是中国本土佛教”的传统看法。

关于禅趣，很多人都会想到林林总总的机锋公案，然而那些讲解机锋公案的读物往往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本书则着力于贯通禅宗的核心义理，高屋建瓴地使所有机锋公案都可以迎刃而解。

最后有必要提醒读者的是，本书虽然采用了诙谐通俗的行文风格，但仅适合于那些怀有纯粹的文化趣味的读者，如果你需要的是任何形式的心灵慰藉、人生感悟或关怀，那么还是放下这本书为好。

禅宗从何而来？
顾颉刚论《诗经》，曾说过一句看似极端的话：“一首诗文只要传诵得普遍了，对于作者和本诗的传说一定失了真相。”这个道理也许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用在佛教、用在禅宗身上却是一点不差的。
禅宗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对佛教只要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得出：达摩老祖一苇渡江，来到中国传法，他老人家就是中国禅宗的第一代祖师爷。那么，达摩又是师承哪里呢？这似乎也是个过于简单的问题：佛陀有一次说法，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拈起一枝花来微笑，听众们全都莫名其妙，只有迦叶发出了会心的一笑。佛陀于是说：迦叶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这个禅的法门已经传给他了。
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这个动人的故事广为人知，就在这一笑之间，禅法初传。
但是，如果负责任地来说，这两个故事全靠不住。
达摩的故事很符合传说一贯的发展脉络：越靠后的记载就越详细、越神异，搞得后来一些严肃的学者甚至开始怀疑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达摩这样一个人物。汤用彤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很大的考证功夫，得出一个被学者们广为信服的结论：达摩其人确实是有的，只是他的那些身世、经历大多是不靠谱的。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达摩确实是一位外来的和尚，但他带来的并不是禅宗。事实上，印度佛教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叫作禅宗的宗派，虽然禅这个概念确实是从印度来的。印度佛教里所谓的禅，是一种修炼的方式，大体上就是静坐冥想，而这种修炼方式也不是佛家的独创，而是在佛陀以前就有的，是为印度的许多宗教门派通用的，其经典上的源头很可能就是婆罗门《吠陀》经典里的瑜伽，考古发现的源头还要更早。《吠陀》相关典籍里提到修炼瑜伽的八个步骤，其中之一就是禅那，简称为禅。
一说瑜伽，大家都不陌生，现在健身房里还经常在教瑜伽，虽然性质上和几千年前的瑜伽已经不大一样了，但大概还能看到几分远祖的影子。
原本，瑜伽一词的一个主要意思是“枷”或“驾”，是指驾驭牛马、制伏牛马的情欲，由此引申出“联系”“合一”的意思，中国人译经的时候最早曾把瑜伽翻译成“相应”。瑜伽施之于人，一是指苦行，二是指静坐冥想，也就是禅定。这两种瑜伽路线佛陀都曾走过，苦行走不通，这才改修禅定，也就是说，所谓禅定、瑜伽，都是佛教从古代的印度社会继承下来的，并不是自己的独创。
禅定能在印度流行，据说是有特定的地理原因的。早期的地理决定论者认为，印度地处热带，吃饭不大让人发愁，在树上摘个大果子就可以充饥，不像温带和寒带的人那样需要辛苦劳作，再加上天热，所以印度人最喜欢待着不动，于是就诞生出来瑜伽、冥想这类精神产物。至于婆罗门和佛教的关系，佛教可以说是对婆罗门的一场革命——在当时当地，婆罗门才是“正信”。然而，就像再颠覆式的革命也很难把传统彻彻底底地推翻一样，佛教也大量吸纳了婆罗门的传统，禅定就是其中之一。达摩确实把禅定带进了中国，所谓壁观、面壁，其实就是坐禅，也就是修炼瑜伽。
所以，达摩带来的禅和禅宗意义上的禅完全是两码事。当然，达摩练的瑜伽和张惠兰的瑜伽也是大不一样的，至少在目的上，一个是为了终极真理，另一个是为了强身健体。
禅，在达摩那里只是一种静坐冥想的修炼方法，那么，他所修炼的教义又是什么呢？——很简单，只有一部经书，就是四卷本的《楞伽经》。达摩很直率地告诉大家：别的经都不必念了，就一门心思念这部《楞伽经》就好。
既然达摩一系主推《楞伽经》，这一派也就被人称为楞伽宗。也有人认为楞伽宗的说法不太妥当，不过我们这里就不做深究了。
达摩传法，把《楞伽经》传给了慧可，慧可又往下传，传到弘忍是第五代，弘忍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禅宗五祖，后来北方渐宗的神秀和南方顿宗的慧能就都是出自弘忍门下。一般认为，就是在弘忍这个时代，禅宗作为一个宗派才正式形成。
弘忍之前的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楞伽师时代。治《楞伽经》的和尚被称为楞伽师。唐代有人编了一部《楞伽师资记》，记载楞伽师的传承谱系，把达摩定为第二代，而开山人物则是《楞伽经》的一位译者求那跋陀罗。
《楞伽师资记》，这个书名很有意思，“师资”这个词我们现在还很常用，比如说某高校师资力量雄厚，而这个词却是源于《老子》的。《老子》里有一篇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这句话很难解读，但《楞伽师资记》的作者无疑把师和资分别理解为老师和学生，所以顾名思义，《楞伽师资记》说的是楞伽师的师徒传承谱系。如果用追溯的眼光来看，可以说该书讲了很多禅宗孕育期的师承系统。令人见怪不怪的是，这本书里的谱系和其他经典里的记载多有出入，调和论者对此也经常感到无能为力——毕竟，就算一部佛经的核心思想可以被不同的读者做出不同的解读，但如果甲书说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乙书说李世民是李渊的孙子，这可怎么调和呢？符合逻辑的解释是：两者只可能都错，却不可能都对。
从禅宗谱系来看，说禅宗思想源于《楞伽经》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到了慧能这一代，从《坛经》的记载来看，似乎《楞伽经》的痕迹淡了不少，却有好几处郑重地把《金刚经》抬了出来。比如，说慧能当初就是因为偶然听到有人念诵《金刚经》里的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大有所悟，从此踏上求法修佛之路的。
《金刚经》是大乘佛教的般若系统的经典，梳理从达摩以来的脉络，涅盘一系的《涅盘经》也渐渐地发挥着影响。到了慧能这里，楞伽传统、般若传统和涅盘传统一起开花结果，当然，中国本土的儒家与道家传统占的比重也一点不少，这些都会在后文慢慢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