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城市的士绅化，是指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中心区的更新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空间现象，其特征是城市中产阶级以上阶层取代低收入阶级重新由郊区返回内城（城市中心区）。尼尔?史密斯是西方士绅化理论的开拓者和重要阐释者，而《新城市前沿》则是理解西方城市士绅化及阶级对立的代表性著作。本书对西方发达城市重构和转型的理论阐释和经验总结，对于中国主要城市的旧城改造和转型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英国]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1954—2012），英国地理学家，1982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人类学和地理学特聘教授，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担任地理学教授、当代文化批评中心代理主任。

本书是一部有关城市重构和转型的重要学术著作，它从阶级分析的视角解读了西方主要城市在20世纪的转型努力。传统观点认为，士绅化是新中产阶级出现的结果，是城市生活的一种需求；而本书认为，士绅化是20世纪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巨大转型的一部分。作者巨细无遗地记录了士绅化所造成的新城市前沿的冲突，探讨了城市政策、投资模式、驱逐和无家可归之间的相互联系，并由此得出结论：自由主义的城市政策已然失败，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繁荣也已结束，20世纪末的城市变得更加黑暗和危险。城市的公共政策与自由市场联合起来，共谋反对少数族裔、劳工、穷人和无家可归者，这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在新兴的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士绅化已成为这种复仇政策的一部分。

前 言
致 谢
导论
第一章 “B大道上的阶级斗争”：狂野西部般的下东区
第二章 士绅化是个脏词吗？
第一部分 构建士绅化的理论
第三章 本地视角：从“消费者主权”到租金差距
第四章 全球视角：不均衡发展
第五章 社会视角：雅皮士与住房
第二部分 全球化即本地化
第六章 市场、政府与意识形态：费城社会山
第七章 第二十二条军规：哈莱姆的士绅化？
第八章 普遍性与例外情况：三座欧洲城市
第三部分 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第九章 描绘士绅化前沿
第十章 从士绅化到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参考文献
索 引

第十章　从士绅化到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20世纪80年代的乐观精神，就像加长型轿车般先是被1987年的金融危机追尾，两年后又被经济衰退彻底撞毁。房地产经纪人和城市评论家迅速地开始使用“去士绅化”的语言来表示90年代城市变化的明显逆转。“随着房地产繁荣在曾经士绅化的街区相继破裂，”一家报纸的记者写道，

曾经在这些街道呼风唤雨的合作公寓的开发者们和投机者们……都陷入了困境。反过来，这让一些居民抱怨安全性差，房屋维修保养以次充好。有些居民则抱怨因为银行对他们的建筑取消赎回权，曾经价格昂贵的公寓卖不出去了。

“去士绅化，”一位纽约经纪人解释说，“是士绅化进程的一种逆转。”20世纪90年代和80年代不同，“没有对拓荒性的、过渡性的和新近发现地段的需求”。他认为，很少的几宗房地产交易也都集中在“黄金区域”（引自Bagli，1991）。“在70年代，理论上来说，少数士绅化了的地区将有辐射作用，提振邻近地区”，但是“那并没有发生”——另一个评论员说道。人口普查局人口学家拉里·朗说得最直接，“士绅化已经成为过去”（引自Uzelac，1991）。

媒体宣告士绅化已经终结的论调，也开始在学术文献中得到更多的支持，评论家们在任何说到士绅化的情况时通常都比媒体记者说得更平凡无趣。在一篇有关加拿大个案研究的立论清晰的论文中，拉里·伯恩预见到了在那几个城市里“士绅化的灭亡”，他认为，即使是在80年代这些城市中的士绅化也只有很轻微的意义。士绅化“相比于过去，在90年代作为社会变化的空间表达将是不太重要的”（Bourne，1993：103）。他认为，过去的十五年间是

北美地区战后城市发展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婴儿潮、教育水平上升、服务业就业和真实收入快速增长、大量的新建家庭、现房增值、公共部门异常慷慨、建筑环境中的大量（投机性的）私人投资，以及高层次的外国移民。除了最后一种情形，这种环境已经没有了。（Bourne，1993：105—106）

在一座发展更加不均衡、更加两极分化且更加隔离的城市中，“后士绅化时代”将经历“士绅化的比例和影响”大幅下降的现实。

“去士绅化”这个词的出现和士绅化将消亡的预测，是更广泛的“城市衰落话语”中的一部分（Beauregard，1993），这种话语已经重新成为90年代（尤其是在美国）城市生活中公众表达的主流。从历史上看，根据博勒加德的看法，这种有关衰落的话语已经“不是对于无可争辩的现实的客观报道”，相反，这种话语“从思想上塑造我们的注意力，为我们应该如何反应找到了理由，也讲述了一个20世纪美国城市命运的故事—清晰易懂、引人入胜、让人放心”（1993：xi）。这种话语在90年代的复兴充满戏剧色彩。在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期间，白人中上层阶级对士绅化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士绅化能够以“开拓者”（主要是白人）的名义收回“新城市前沿”，这种乐观态度在那时候明显调节了有关衰落的话语。而如今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代替它的是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在90年代，有增无减的犯罪、暴力、毒品、失业、移民、腐朽堕落—全都带有恐怖色彩—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城市复仇主义的脚本。19世纪末的法国复仇主义者针对法国人民发起报复和反动攻势（Rutkoff，1981），为目前美国的城市主义提供了最恰当的历史借口。这种复仇式的反城市主义，代表了隐匿在公民道德、家庭美德和街区安全的民粹语言中的对所谓“盗窃”城市的反应，以及在面对一系列特权受到挑战时的拼命防守。最重要的是，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表达了中产和统治阶级白人感受到的种族、阶级和性别恐怖。遭到蹂躏的房产市场、失业的现实威胁、社会服务大量抽离、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的突然出现，以及妇女作为强大的城市行为者出现，所有这些都令白人突然被卡在原位不能动弹。这也预示着他们对少数民族、工人阶级、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妇女、同性恋者以及移民的恶意反应。电视节目声嘶力竭地不断宣扬着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80年代的“黄金时代的士绅化”（B.Williams，1988：107）已经被对日常生活中明显的危险和暴力的痴迷描述所取代。当地新闻节目（如“警察”、“硬拷贝”、“911”等），整个有线频道倾力打造的“法庭电视”、谈话类节目、民兵广播和像拉什·林博这样的新进毒舌，都将欲望与复仇融化成为不安全身份的解药。连续十六个月每天报道 O. J.辛普森案的审判以及他最终的无罪释放，这只是进一步巩固了报复性反应的种族拓扑结构，而真正要传递的信息是，阶级和金钱强大到足以取代种族，以及妇女是全方位的失败者。显然，报复欲望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在加州的一群律师和投资者集合起来在付费电视频道上明确提出要“本月执行”。（“生产组……”，1994）

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代表着对一种城市生活的反应，唯利是图且不受控制的激情助长了危险和残酷，一波又一波地不间断复发，这也定义了这种城市生活。其实，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已经犯下了令人惊愕的错误（Katz，1991c），然而对此的反应却是恶意地重申此前导致这种问题的相同的压迫和规定。“在美国，”吉尔摩尔引用阿米里· 巴拉卡的话说道，“真实的和想象的社会关系在最严格的种族/性别等级制度中表达出来，‘再生产’实际上是生产及其副产品，恐惧和愤怒服务于‘改变相同的’，即美国民族主义的本地种族隔离”（Gilmore，1993：26）。

第三世界的城市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被看作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相似类型，自然和人性对堕落和放荡的民众习惯性地采取恶性报复行为。“群众分组”或人口炸弹这类生态反动派和优生学的语言—今天再次死灰复燃—同正义沙漠的潜台词交织在一起：西方媒体上定义这些城市的瘟疫、地震和人类屠杀时都呈现为自然（人类或相反）对人类某些致命缺陷的报复。在里约热内卢的有组织谋杀街童，在孟买的印度教徒大肆屠杀穆斯林，在南非德班的选举前屠杀（冒充是部落战争，但南非安全部队火上浇油），在巴格达因为美国于1991年和1993年的野蛮轰炸后产生的混乱，以及在卢旺达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和其他许多戏剧性事件让第三世界城市在西方观众心中留下了固有的观点，认为这些地方即便不是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生不同寻常的暴力事件，至少也是天生充满了报复性的、可悲的但往往又有正当理由的暴力。但是，90年代的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更多的是关于如何重新发现城市中的敌人。

现在回想起来，在1987年出版的《夜都迷情》中，汤姆·沃尔夫对纽约进行的深入剖析和描绘，已经引人瞩目地宣告了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出现。这本书以及后来被搬上银幕的同名好莱坞电影，讲述了一个昔日的“宇宙之主”衰亡的故事—一个华尔街交易员的世界由内部崩溃的故事。在这个对80年代纽约急剧转型过程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多加揶揄的故事中，虚构的主人公谢尔曼·麦考伊是上流社会体面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清教徒后代，住在花园大道，似乎无意之间成为一个从麦考伊和他的阶级那里偷走的世界的受害者。在遥远的布朗克斯发生了一起黑人少年死亡的车祸之后，麦考伊开始面对一个由移民、新上位的强势少数族裔政客和牧师、布朗克斯法院的卡夫卡式法律官僚所组成的世界。尽管他所在的阶级强而有力，尽管他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尽管他有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沃尔夫猜想，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它们—他却无法从一桩他甚至都没有犯下的罪恶的负面影响中摆脱出来。沃尔夫保留了主人公对哈莱姆教堂中的非洲裔黑人教士的厌恶之情，很容易辨认出来这是以一个真实人物为蓝本的。然而，不管他对麦考伊的阶级自大的起诉书抱有多大的讽刺意味，《夜都迷情》仍然是一个上流社会白人男性在一个不再由他完全控制的世界中毫无道理地成为受害者的故事。

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出现了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许多变种。一家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杂志转载了迈阿密作家卡尔·哈森的作品，他的犯罪小说描绘了耸人听闻的“迈阿密罪恶”。哈森自己是第二代挪威移民，在他看来，迈阿密的罪恶直接源自人口过剩：

直到我们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间，直到这里的人口规模变得足够容易管理，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打算拯救这个地方。这里的生态无法支持400万生灵。没有足够的水，没有足够的土地。我们已经如此紧密地被捆扎在一起，所以现在这种可怕的暴力犯罪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它可能是以某个夏天的种族暴乱的形式出现；它可能只是随机杀人。我怀疑很多人十年或十五年前搬到这里时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得给窗户钉上防护栏，去趟杂货店得随身带上钉锤，要担心被车劫持或者从机场回家的路上被人抢劫。这都是因为人太他妈的多了。（引自Rudbeck，1994：55）

虽然说主要的少数族裔移民（来自海地、古巴、哥伦比亚、加勒比及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移民）是哈森的首要打击目标，但他并不是坚定的种族主义者。“就我而言，”他在提到马可这个吸引了大量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中西部游客以及加勒比和拉丁美洲人的度假胜地时说道，“这将是一个战术核打击的好地方。”（第54页）

将犯罪、移民和“人口过剩”歇斯底里地扯在一起，这种方式也许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小报文章，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肯定不好。犯罪已成为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核心标志，更何况对犯罪的恐惧和现实是不同步的。“犯罪已经超越医保和‘经济’成为当前公众的最大焦虑，”露丝·威尔逊·吉尔摩尔这样认为，

即使有很多报告都提到近年来平均犯罪率已经在下降，然而在当代美国，犯罪起到了双重转移作用。首先，在工资越来越难挣的时候，犯罪是人们生活混乱的症候……其次，通过识别出敌人，只要将其镇压下去就会恢复安全，转移因为经济上的不安全感造成的眩晕而给人们带来的恐惧。（Gilmore，1994：3；另见 Ekland-Olsonet al.，1992）

发生在东西海岸的两桩事件—都带有阶级和性别缠绕的种族和民族主义特征—象征着在90年代初期美国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出现。洛杉矶在80年代被广泛宣扬为代表了下个世纪全新而本真的太平洋城市生活，然而在1991年，四名警察在残忍殴打罗德尼· 金却被判无罪后发生的暴乱，让媒体长期以来习惯性地将“骚乱”简单地解释为黑人攻击白人的努力化为乌有。媒体对暴乱的解释陷入种族偏见的套路，连篇累牍，震耳欲聋，但最终并不成功，因为用迈克·戴维斯的话来说，它是“一次极度混杂的暴乱，可能是美国现代骚乱历史中的第一个多种族暴乱”（Davis in Katz & Smith，1992：19；另见GoodingWilliams，1993）。同样，在洛杉矶暴乱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纽约世贸中心—作为70年代市区重建（和由此涉及的大规模流离失所）以及80年代全球城市化的标志—爆炸案让《火烧摩天楼》电影中的图像变为现实，并引发了媒体追捕“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排外狂潮（Ross，1994）。虽然大楼的安全系统彻底失败致使其被描述为“病态城市”的“病态建筑”，但世贸中心爆炸案在国际舞台上巩固了美国城市生活与野蛮暴力（恐怖）之间的联系。就连平时精明的批评家保罗·维利里奥也认为世贸中心爆炸案“开创了恐怖主义的新时代”— 一个超越过去的想必更好的“恐怖均衡”的“非均衡时代”（Virilio，1994：62）。（这里忍不住要偏一下题，我们过去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即均衡与不均衡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不管怎样，连《纽约时报》都加入了歇斯底里的排外队伍。在报道对外国同谋者的搜寻时，《纽约时报》漫不经心的夸大之词被误以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被控阴谋炸毁纽约市的铃声”（Blumenthal，1994）。这可不仅仅是“曼哈顿工程”那么简单。

两起后来发生的事件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在美国城市的出现，而且巩固了这种复仇主义不可避免地大行其道的国际环境。当巴鲁克· 戈尔茨坦博士—一个来自加沙西岸定居点的美国犹太人—在1994年2月25日用机枪扫射希伯伦清真寺并且杀死29名参加斋月祈祷的巴勒斯坦人时，《纽约时报》的回应是探讨许多以色列人对大屠杀感受到的情绪骚动和尴尬（Blumenthal，1994）。很少有对这起事件的性质进行系统性的诊断，大多数人将之归罪于戈尔茨坦的“情绪不稳定” —一种不幸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对于《纽约时报》和它的大部分美国读者来说，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在媒体报道中连名字都没有—想必也是不重要的；只是作为一种迟来的事后补救，美国新闻界的某些媒体在报道中终于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遇难人数也没有统计（好几天来，人员伤亡报告有人估计是22人，有人估计是43人，好几周之后美国新闻界才杂乱无章地确定29人的官方数字）。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名枪手对着布鲁克林大桥上一辆坐满正统仪式派犹太人的面包车开枪射击，造成一人死亡。尽管这是一起与之前事件截然相反的暴力事件，但这一事件引起的媒体和公众反应从模式上看与之前的惊人相似。市长朱利安尼和纽约媒体再次把注意力放在生活在纽约的正统犹太人的“愤怒和痛苦”上。他们推测—或者拒绝推测—认为：“攻击可能只是针对几十个穆斯林在希伯伦被杀害而匆匆展开的报复行为。”当纽约市警察局拘捕拉沙德·巴兹后，这样的猜测进一步增加，《纽约时报》确认了巴兹“外国人”的身份—实际上他是签证已经过期的黎巴嫩公民—并指控他谋杀。事实上，这样的指控并没有找到事实联系，但是旁敲侧击地提醒人们注意巴兹外国人的身份，又让人们觉得这样的联系无处不在：“他的财产包括一串伊斯兰念珠和其他宗教用品，以及一张关于黎巴嫩爆炸案的新闻剪报。”《纽约时报》如是报道说。黎巴嫩，希伯伦：有什么区别吗？

这起案件立刻被宣扬为民族暴行。这个词是很重要的。假如它是夜间发生在布鲁克林区的贝德福德·施托伊弗桑特，这桩案子最多不过是被记录在警方的电脑中，当成一起当地的“飞车枪击”案子。如果涉案双方是非洲裔美国黑人，《纽约时报》甚至都懒得问津，更别提什么上升到全国关注的“暴行”—这不过是又一起贫民区的谋杀案罢了。如果涉案双方可能是同化的美国白人，特别是如果受害人（或枪手）是从某个受人尊敬的上层中产阶级郊区来到纽约市的话，那有可能会引起多一点的媒体报道和焦虑。那么，是什么让布鲁克林大桥杀人案如此具有象征意义呢？除了表明国际政治斗争既在贝鲁特上演也可能发生在纽约街头以外，枪击案证实了一直普遍存在的把内部“敌人”—阿拉伯裔移民—宣布为来自外部的做法。其次，对仪式派犹太人的攻击立刻让大多数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得到恢复，抵消了因为希伯伦大屠杀导致的不和谐影响。

人们迅速而广泛地把这起案子和两年前的皇冠高地案展开了比较。两年前，一名黑人小孩被闯红灯的仪式派犹太年轻人碾死；在随后的骚乱中，一名年轻的澳大利亚仪式派犹太人被打死。在该案中，当地黑人广泛指责警方更加关注保障司机，而不是送孩子去医院，而仪式派成员则指控防暴警察故意不平息随后的暴动。后者的指控针对时任纽约市市长戴维· 丁金斯和他的警察局长，这也成为1993年市长竞选的中心议题。新获选的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恰好是白人—也是60年代末期罗伯特·林赛以来的第一位共和党市长，在90年代中期牵头推出了特别的恢复失地运动者的城市政治。

第二个例子是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的爆炸案，它代表了另一类型的对立面。巨大的爆炸声中有168人遇害，这起案件很快就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宣传为“在美国心脏地带进行的恐怖袭击”，好像在暗示不仅是纽约和洛杉矶的美国人容易受到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在爆炸发生之后的几小时里，联邦调查局对据说被目击从现场跑出的“两名中东男子”展开了大规模搜捕。媒体找到各种乐于助人的“专家”，宣称这起爆炸案具有“中东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并以此为证据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阴谋场景。美国穆斯林遭到骚扰，伊斯兰世界内部也有人谴责宗教极端主义者可能是肇事者。有两人凑巧开车去俄克拉荷马希望更快地拿到移民归化局的移民文件，结果被警察抓了，因为其中一个刚从伦敦飞来的年轻人有“中东血统”—两人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被关押了数天。

过了几天之后，这种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应则被一种令人惊愕的反应所超越。蒂莫西·麦克维—一个从欧洲移民的右翼极端分子，同反政府武装有联系的前陆军军校学员—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拘留了；随后第二个犯罪嫌疑人也被逮捕。尽管有媒体拼命地猜测他们是被人利用了，“中东恐怖分子”才是罪魁祸首，但是越来越明显，应对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责任的人是白人男孩，来自美国中西部而不是中东。“心脏地带的恐怖袭击”因此立刻呈现出更险恶的含义。实际上，这种含义是无法让人在瞬间就接受的。从俄克拉荷马州到华盛顿特区，对许多人来说，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应该对被广泛宣传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负责—这种想法实在是糟糕透顶。他们似乎在说（某一时刻不经意的自我流露），“国外的阿拉伯人”可能因为仇恨美国而犯下爆炸案，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果是很多官员、记者和受访者脱口而出的“我们自己中的一员”干的，这是无法理解的。话语在一夜之间转变到关注民兵组织成员的心理状态和反政府袭击的非理性上，甚至在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也对此保持沉默—即便国会借助肮脏的反政府言辞主导了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美国人、妇女、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恶毒攻击。其结果是，直到政府在对韦科（针对戴维派）采取的致命暴力行为和在红宝石岭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采取的暴力行为举行听证会时，他们才开始挽回形象。

我们对于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的这种普遍立场明显有许多疑问。什么才算是“恐怖主义”？哪些被我们故意遗忘了？在美国历史上，奴役和私刑算不算更残酷、更持久的恐怖主义？哪些人可以算作“我们自己”？假如犯罪嫌疑人是黑人而不是白人的话，“我们”和“他们”的解读会不会有所不同？但除了这些，即使是最愤世嫉俗的评论员也可能无法预测国会会突然启动立法程序打击恐怖主义。作为针对俄克拉荷马城事件的回应，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反恐立法（由国会积极推动）当然包括一刀切地恢复70年代以前联邦调查局广泛使用的监视监听权力。但是，对于政府和立法者们来说，更宝贵的是大量打击“外国恐怖分子”的规定；除了其他规定以外，美国政府有权（几乎是随意的）将某些“外国”组织划为恐怖组织，美国公民成为这些组织成员或者从财政上支持这些组织都是犯罪行为。这些立法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明确的：的确，国内恐怖主义可能是实际上为俄克拉荷马城事件负责的，但那是一个异常情况；外国恐怖分子才是真正的威胁，因此他们才是新的反恐立法的适当目标。

其实，我们很可能会想起梅内赫姆·贝京。在1983年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爆炸事件后，美国国内因此出现一些反犹太人言论时，他说道：“异族人杀死异族人，但他们仍然指责犹太人！”他也因而一举成名。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事件中，美国人杀死美国人，但他们仍然指责“外国人”。

在90年代城市出现的报复反应，代表了80年代末城市乐观主义的破灭。对于许多过去十年中功成名就的雅皮士来说，90年代是经济收缩且许多不切实际的愿望惨淡受挫的时代。对于将雅皮士生活视作力所不能及但心向往之的大多数人来说，真正感到绝望的是1988年至1992年间的经济衰退。这场经济萧条不仅影响就业和工资收入，也让房地产行业遭受重创—房地产行业不仅引领经济繁荣，也是经济螺旋式上升的核心象征。就像战后经济繁荣的标志是郊区家庭生活一样，士绅化和城市快节奏生活就是80年代的雅皮士愿望的标志。

当然，这些都不是新鲜的主题。反城市化在美国公众文化中根深蒂固（White & White，197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美国城市描述为丛林和原野—如卡斯特（1976）所言的“狂野之城”—的这类修辞在80年代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常常伴随着与之格格不入的救赎性的士绅化叙述。真正新鲜的是，这一整套的“恐惧和愤怒”（Gilmore，1993：26）言辞在多大程度上再次垄断了城市生活的公共媒体视野，复仇的美国城市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固有的国际产品。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美国不管是真实还是虚拟的边境安全性都已消散。历史上欧洲社会党移民曾被确定为在攻击美国城市民主的组织结构，从而在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初出现了城市的反派化，自那以来，美国的反城市化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清晰地受到国际关注。无论是看似巨大突破的核攻击，还是冷战时期的麦卡锡主义，这些都没有让人们产生美国城市化容易受到内部攻击这样的认识；而对于他们来说，60年代的民权运动暴动尽管对城市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挑起了“白人逃亡”这样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表述，但它也只是代表了一个主要同反越战有关的国内问题。

《新城市前沿》作为一部有关城市士绅化的重要著作，它不仅透彻描述了非常重要的当代城市问题，而且试图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可替代方法。

——《哈佛设计杂志》

史密斯的这部著作行文流畅，叙述清晰，它很好地将士绅化与形塑和重构我们城市的广泛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专业地理学家》

尼尔·史密斯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高产的，也可能是*具说服力的士绅化理论家，他的《新城市前沿》充满了有吸引力的案例研究、富于想象力的历史典故和强有力的论据，对于城市研究的初学者和经验丰富的专家都大有裨益。

——《人口与发展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