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俗小说概念阐释
通俗小说作为一个文类概念，其所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流变性。
相对而言，虽然“小说”的定义林林总总，纷纭杂出，但“小说”的所指——即究竟哪些作品算是小说，却基本上是稳定的。不论“诗意小说”抑或“散文化小说”，归根结底都是小说而不是诗或散文。可是“通俗小说”的版图疆域则麻烦甚多。首先，“通俗小说”的“种差”在逻辑上是模糊的，因而它的对立者是什么就难下定论。是“高雅小说”，是“严肃小说”，是“先锋小说”，是“探索小说”，是“纯小说”，是“新文艺体小说”？还是笼而统之、一言以蔽之日“非通俗小说”？通俗小说本身界定不清，又何来“非通俗小说”？正像不知哪里是中国，又怎能知道哪里是外国？
于是，自不免发生许多归属上的困惑。如《红楼梦》算不算通俗小说？《茶花女》算不算？张爱玲、苏青的小说算不算？无名氏、徐讦的算不算？赵树理的算不算？《林海雪原》算不算？王朔的作品算不算？《废都》算不算？……算与不算，依据何种定性标准或技术指标？诸如此类的麻烦与困惑，使人真正感觉到“名不正则言不顺”一语的力量。所以，考察通俗小说这一概念的渊源及流变，即使仅在“解惑”这个意义上，也是十分必要的，更何况考虑到通俗小说在当今及以后的迅猛势头呢。
事实上，通俗小说这一概念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含义。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是依凭其实际存在而不是“定义”。“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因此，面对通俗小说这一复杂的研究客体，我们只能从其具体流变中去把握和界定，而不应是先设置好了画地为牢的定义，再去按图索骥。
考察“通俗小说”这一概念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关键是考察其定语“通俗”二字。
《现代汉语词典》释“通俗”为“适合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容易叫群众理解和接受的”，例词为“通俗化”、“通俗易懂”、“通俗读物”。
《辞源》释“通俗”为“浅显易懂”，例举汉代服虔的《通俗文》和清代翟灏的《通俗编》，并引《京本通俗小说》里《冯玉梅团圆》中语：“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这显然是两种立足于现代视角的通常释义。从日常语言的运用效果来看，它们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一个概念的考察，比正确要求更高的是精确。在语言哲学家那里，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罗素，“都未给出日常语言中任何表达式的精确逻辑，因为日常语言本来就没有精确的逻辑”。比如《辞源》所引的两句诗中的“通俗”，并不能简单地释为“浅显易懂”，而是与“关风”对偶的一个动宾结构。《辞源》的这一条，在逻辑上是有欠精确的。
所以，我们必须暂时抛开日常理解的正确度问题，而去追溯一下这个日常理解是如何形成的。
根据《民国通俗小说论稿》的作者、“当今大陆著名美学家”张赣生的研究，中国人产生“俗”这个概念，大约是在西周时代。殷商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均未见有“俗”字，似乎表明那个时候尚无“俗”的观念。到西周共王（前922-前900在位）时所作卫鼎和永盂的铭文中已有“俗”字，用于人名；宣王（前827-前782在位）时所作驹父盈盖铭文中有“堇（谨）尸（夷）俗”句，意指南淮夷的礼法，已具“风俗”的意思；同时代的毛公鼎铭文中的“俗”则当做“欲”解。西周铜器铭文并不常见“俗”字，现知仅数例，用法大体如此。从传世古籍来看，《易》、《诗》、《书》、《左传》和《论语》等重要典籍中均未见“俗”字，这不会是偶然现象，它似乎证明“俗”的观念在春秋时代尚未得到普遍确认。P3-5
张赣生的研究很细致。但用文献中有无“俗”字来判断当时有无“俗”的观念，未免取巧，容易惑于名而乖于实。上古文献不见“猪”字，能不能说明上古没有猪？其实有猪，不过叫做“豕”罢了。文字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永远是变动的。西周以前虽未见“俗”字，但人类只要进入了阶级社会，就必然产生文化分野，精神境界上的高下、尊卑、雅俗、精粗之分，是肯定存在的。韩愈所说的“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尚书》，其中同时引录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民谣，这已可说明雅与俗分别有了各自的“话语”。《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声讨商纣王“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这里“淫声”与“正声”的对置，实际就如今日所言“通俗音乐”与“严肃音乐”的对立，雅俗的观念表现得已很分明了。至于《诗经》三百篇中风、雅、颂的区分，更说明当时之人已经能将艺术的功利目的与审美作用结合起来看待雅俗文化的实际存在了。
问题在于“俗”这一早已存在的所指是如何与“俗”的能指统一起来的。张赣生对这一问题的梳理还是颇为清晰有致的。
张氏指出，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俗”成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如《孟子》云：“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庄子》云：“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管子》云：“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周礼》云：“以俗教安，则民不愉”；《礼记》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如此等等指的都是风俗或民俗，即某一民族或地区由习惯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风俗之“俗”本无所谓褒贬义，故《荀子》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风俗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它不是个人有意或无意的创作，而是社会的、集体的现象，是一种非个性的、类型的、模式的现象，它体现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由此又引申出“俗”的另一层含义——“世俗”，在“俗”字前加上“世”字，是指一般情况，虽然含有“平凡”的意思，但并不一定就是“俗不可耐”。如《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墨子》云：“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都是指一般的见识不高明而已。
三十多年的旅程，充满了坎坷与不幸，历尽了突围与拼杀——这些都是从干净整齐的履历表上所看不出来的。我唯一感到非常幸运的是，由少及壮，我一路都遇上了好老师。他们疼我，爱我，鞭策我，勉慰我，理解我，信任我，他们是造就我灵魂的精神父母。当这本粗糙浅陋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想念我敬爱的老师们。
本书原有个内容提要，我把它的前两段抄在下边，算是对本书的一个学术交待：
将通俗小说作为一个单独的艺术门类加以研究，一向进行得很不够。尤其在现代文学领域，通俗小说长期被摒于正统的学术视野之外。而事实上，现代通俗小说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其规模、影响，并不低于新文学小说。它拥有一个悠久的艺术传统，一支庞大的创作队伍，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和数量惊人的作品。现代通俗小说不仅是大多数现代读者的实际读物，而且与新文学小说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联。这种关联的总和构成了现代小说的整体风貌，并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小说的整体风貌。抛开了通俗小说的现代文学研究，不但是不完整的，而且一定会产生许多片面的结论和不可解释的现象。只有认真面对这一文学史上的巨大存在，才谈得上还文学史本来面目。尤其在当今文化市场五光十色、通俗文化洪波涌起的时代，更需要一批学者捐弃“雅俗”之成见，真正关心人民大众之所读、之所想。须知“通俗”并不等于“庸俗”或“低俗”，通俗小说并非审美意义上的低层次小说的代名词。通俗小说中有大量精品，而所谓“严肃”、 “高雅”小说也有大量次品劣品。小说的审美品级和艺术水平与雅俗无关。况且，雅俗的标准又因时空而异。《红楼梦》作为白话章回小说，在问世当时属于通俗小说家族，而时间的流逝证明了《红楼梦》的文本具有超越类型的丰富的审美意义，它在今天已经成为高雅的经典。而许多刻意卖弄“先锋”技巧，效名家之颦，自以为“人流”，实则自欺欺人，不知所云，根本没有读者的“高雅”小说，尽管每天都有人制造出来在“圈子里”流传，时间却证明它们“媚雅”反俗，是地地道道的文化垃圾。因此，对通俗小说的研究，无疑应当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
对整个现当代通俗小说进行全面研究，非本文所能胜任。原因是这一研究尚处拓荒阶段，既缺乏资料整理，又缺乏理论建树。本文选取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发点在于，抗战时期是一个首尾清晰的历史时段，它对20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现代文学的格局和趋向也由此发生了巨变，其中通俗小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抗战时期不仅是通俗小说的繁荣成熟期，也是整个现代文学雅俗合流、蜕旧图新的巨大转折期。考察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既需“瞻前顾后”，看清战前和战后通俗小说的发展状态，又可全面观察通俗小说内部各类型的风吹草动。这对进一步展开现当代通俗小说的全面研究，是一个较好的入口和演习，同时也为理解20世纪中国小说的全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学术是天地间我所最尊敬的事业，但我反对因为尊敬学术而鄙薄其他行业。“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所谓“鄙事”中实有大学问存焉。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学术变得与“鄙事”毫无关系，我将毫不犹豫地“谢学术”而去，我将以那时的学术为“鄙”。我怕得有理。
我常怀疑自己从事学术研究，乃是出于报恩的心理——报老师，报朋友，报亲人，报我情有独钟的“党和人民”。没有共产党，我就上不了大学。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大学班主任温儒敏教授鼓励我报考现代文学研究生，我的硕士导师钱理群教授让我懂得，我的专业与我们国家的命运是那样息息相关；我的博士导师严家炎教授让我领略到，真正的学问是那样的质朴、刚健、渊深……中国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其实再大的“涌泉”也报不了那一滴水。我更习惯于“大恩不报”，因为我所要报的太多了。仅在北大中文系求学十年，我就听过共计50位老师的60多门课。对于那些误解、伤害、构陷过我的人，我都能够笑而不报，对于那些有恩德于我的人，我就简单地说一声“谢谢”吧。我相信他们有恩德于我不是让我有所报，而是让我好好做事，好好做人。
这篇后记写得有点零碎，是因为各个段落写在不同的地点：京西妙峰山，北大中文系，敦煌研究院，北戴河海滨。今后的路也许还是这样零碎，时或还免不了坎坷与拼杀，但我已习惯于此，我只愿留给别人一份干净与整齐，就行了。
1997年，大学毕业10周年，
小学毕业20周年的日子里。
我向来不大为朋友、熟人的书稿作序。几年前，汪曾祺先生曾一本正经地开导我：“入到一定岁数，就有为人家写序的义务。”仔细想想，这也是在情在理的实话。于是，在屡辞不获的情况下，有时也勉为其难地写些所谓“序”的蹩脚文字。
不过，这回庆东的博士论文《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出版，倒是我自己一口应承为之写序的。这并非因为我们曾有的师生关系，而是由于我也对通俗小说的某些现象感兴趣，读他的论著常常引起共鸣。说白点，也许可以叫做“臭味相投”吧。
文学历来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向前发展，这一点，现在大概已无须详加论证了。正像范伯群先生所说，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原是文学不可或缺的两翼。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都市的形成与印刷出版业的发达，通俗小说之兴盛，更达到了异常可观的规模，其社会影响亦未必小于高雅小说（鲁迅的母亲就爱读李涵秋、张恨水的小说而不懂得读自己儿子的作品）。八十年前发动的“五四”文学革命，虽然实现了我国文学自古典向现代的转化，根本改变了视小说为“闲书”的旧观念，将古代小说抬进了文学的殿堂，从而建树了巨大的历史功绩，但它对当时存在的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作品却是鄙视和否定的。正是受这种偏颇思潮的影响，文学界长期以来也将通俗小说摒弃于学术视野之外，研究上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近年苏州大学在范伯群教授带领下组织力量展开研究，局面才开始改观。
庆东的著作虽然讨论通俗小说，其实却是以高雅小说（严肃小说）为参照系，来研究雅俗文学之间的某些规律的。这需要作者对雅俗两方面的小说都很熟悉，都有宽广、厚实的根基。它截取抗战时期这个横断面来对通俗小说的发展状况和雅俗文学的互动关系作出考察，论题本身也富有开拓性。抗战时期不仅是通俗小说的繁荣成熟期，也是整个现代文学雅俗合流、蜕旧图新的巨大转折期，而恰恰对于这一阶段包括通俗小说在内的整个文学，学术界研究得最少，基础相对来说也最为薄弱。这就使庆东的论著既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又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庆东却似乎驾轻就熟地突破了这层客观的限制和困难，完成得相当轻松潇洒。
然而我知道，在这轻松、潇洒的背后，是他付出了巨大艰苦的劳动。他不仅广泛阅读了抗战时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的大量通俗作品，还充分占有相关的各种史料，查阅了诸多文艺期刊，t并且做了许多探索性的考察。他所掌握的材料之丰富，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具体来说，我欣赏庆东这本论著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一是注重历史描述，而于结论则较为谨慎，力避武断轻率。如第一章，鉴于通俗小说迄今尚无公认的定义，作者采取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叙述中，引出通俗小说“与世俗沟通”、“浅显易懂”、“娱乐消遣性”三个特征，这就比较容易为学术界所认同。
二是善于面对繁杂宏大的文学材料做出理论概括，显示出驾驭材料而不被材料所驾驭的出色才能。如借助大量史实，指出抗战时期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得出“一条新的道路已被探索出来”的结论；又如，指出雅俗文学的“结合部地带”，常常体现“一个民族总体文学水平的提高”；再如，提出“小说的审美品级、艺术水平与雅俗无关”，并非通俗小说注定低级，严肃小说一定高级，这些论点都很中肯。第六章论述抗战时期通俗小说不同类型（言情、武侠、侦探、滑稽等）之间的相互渗透与错综发展（即作者所说的“综合与深化”），尤其富有创造性，读来令人甚感兴趣。
三是艺术感受能力与体悟能力很强，能以生动明快的语言提出一针见血的精彩论断。如第五章从雅俗互动的角度分析了赵树理、徐讦、张爱玲等各自小说的特点，指出赵树理小说是“外俗内雅”，徐讦、无名氏“是以小雅掩大俗”，张爱玲小说则是“大雅大俗”，她的“雅和俗如同薪与火、刀与锋、形与影那般难以简单剥离”，可谓十分精辟。至于说“王熙凤假如具备林黛玉的文化水平，那便是一个活脱脱的张爱玲”，这类语言，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所有这些，都证明庆东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在我来说，这和十几年前读他为应征北大校歌而写的歌词，印象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有所不同，那时他多点青年人的孟浪）。看着他一转眼间已经从大学生成长为大学教师——其间虽然也不无坎坷曲折，并且攻得博士学位，感慨之余，当然更是高兴。如果现在还要对庆东说点祝愿或希望的话，那么，我愿留给他八个字：
超越自己，永不止步！
1997年9月22日于中关园
孔庆东所著的《超越雅俗》内容简介：鲁迅说自己挤出的是乳汁，吃的是草。耿小的则是饱吸了新文学的乳汁，才能够产出那么多的草。当然，有稻草也有芳草。
《超越雅俗》作者认为张爱玲让人觉得俗是俗了点，可是瑕不掩瑜，俗不遮雅，她的作品具有一种令所有雅人俗人都不得不心悦诚服的高贵与雍容。
孔庆东所著的《超越雅俗》选取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发点在于，抗战时期是一个首尾清晰的历史时段，它对20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现代文学的格局和趋向也由此发生了巨变，其中通俗小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