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性散文集，李霁野先生评论其为“对作者所经历的真实生活典型的提炼和醇化，是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别具一格的回忆散文”。鲁迅汲取古今中外的文学营养，开拓了现代散文创作的道路，《朝花夕拾》成为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也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及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

鲁迅著的《朝花夕拾》写于1926年2月至11月间，共10篇，作者曾说这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最初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编订成书时才改为《朝花夕拾》。这本集子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同时也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清末民初的生活画卷。鲁迅以闲适从容的笔调营造了一种自然亲切、宽松和谐的氛围，将对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行文中渗透着他浓郁的情感和深沉的思索。在《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等文章中，鲁迅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章是对故人的怀念；还有富于批判色彩的《狗·猫·鼠》《（二十四孝图）》和《无常》等。

在艺术特色上，《朝花夕拾》思路开阔、收放自如，文笔深沉隽永、幽默风趣，格式新颖，艺术手法多样，技巧高超，是鲁迅文学才华的辉煌显现。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当时散文创作的典范。

小引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记

狗·猫·鼠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通“角”，下同。）色是“不好惹”的。怎的“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O．D．hn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P11－14

《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性散文集，李霁野先生评论其为“对作者所经历的真实生活典型的提炼和醇化，是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别具一格的回忆散文”。鲁迅汲取古今中外的文学营养，开拓了现代散文创作的道路，《朝花夕拾》成为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也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及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

《朝花夕拾》写于1926年2月至11月间，共10篇，作者曾说这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最初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编订成书时才改为《朝花夕拾》。这本集子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同时也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清末民初的生活画卷。鲁迅以闲适从容的笔调营造了一种自然亲切、宽松和谐的氛围，将对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行文中渗透着他浓郁的情感和深沉的思索。在《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等文章中，鲁迅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章是对故人的怀念；还有富于批判色彩的《狗·猫·鼠》《（二十四孝图）》和《无常》等。

在艺术特色上，《朝花夕拾》思路开阔、收放自如，文笔深沉隽永、幽默风趣，格式新颖，艺术手法多样，技巧高超，是鲁迅文学才华的辉煌显现。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当时散文创作的典范。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日：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日：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郝玭，蕃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砒怖之则止。又，武宗朝，闾阎孩孺相胁云：薛尹来！咸类此也。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之明证乎？（原注：麻祜庙在睢阳。鄜方节度李丕即其后。丕为重建碑。）

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在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卌孝图》——原书有注云：“卅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序有云：

“……坊间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儿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炳窃不自量，妄为编辑。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殊未审孝只在乎心，不在乎迹。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

则同治年问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既有了生魂人冥的“阳无常”，便以“阴无常”来称职务相似而并非生魂的死有分了。做目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祷祈，同时也等于娱乐，扮演出来的应该是阴差，而普通状态太无趣，——无所谓扮演，——不如奇特些好，于是就将“那一个无常”的衣装给他穿上了一自然原也没有知道得很清楚。然而从此也更传讹下去。所以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的。

不知海内博雅君子，以为如何？

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那一点本文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一年，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天热如此，汗流浃背，是亦不可以已乎：爰为结。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

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