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叙述了晚清政府欲通过君主立宪自救于危亡，却终被革命党人推翻的历史过程。通过本书可以认识到清朝灭亡除却革命党人的力量，与清政府出台“皇族内阁”不愿真正放手权力、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损害民众利益，以致人心尽失有重大关系。本书为思考清亡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马勇，1956年生，安徽滩溪人。1983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特聘或兼职教授。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中国文明通论》《重寻近代中国》《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晚清二十年》《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晚清笔记》以及董仲舒、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人物传记，另有论文百余篇。

新版序
小引
第一章 革命改良二重唱
一个人的革命
革命与改良赛跑
革命暂时领先
立宪反超革命
第二章 构建现代政治文明
迈出宪政第一步
一个时代开始
重建中央与地方权力系统
以政治改革反制革命
构筑现代政治文明的根基
第三章 民主政治的春天
后权威时代：摄政王和他的嫂子
放虎归山：袁世凯归隐
民主初步的乱象与秩序
街头政治：国会请愿的后果
第四章 革命在危机中
孙中山：浪迹天涯
章太炎：弹尽粮绝
那一拨回归主流的人
黄花岗：背水一战
第五章 得意忘形中决策
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
铁路干线国有引发国进民退
人心思乱：绅民对抗国有化
一批愚蠢的明白人
官逼民反：同志军与哥老会
第六章 树未倒而猢狲已散
为什么是新军
立宪党人闪身而退
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
袁世凯重出江湖
南北六省相继独立
第七章 南北僵持
袁世凯：绝对君宪主义者
滦州兵谏：清廷丧失最后机会
黄兴来了
袁世凯抛来橄榄枝
吴禄贞壮志未酬
第八章 和比战难：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
君宪主义不必再提
将袁世凯从清廷中拉出来
满洲人在背后狠推了一把
东南光复
第九章 从君主到民主：一个艰辛的谈判
和平仍未到绝望时候
整合独立各省
终于可以坐下来谈谈了
君主立宪抑或民主共和
清廷终于同意由国民大会决定政体了
第十章 帝制终结：紫禁城的黄昏
惜阴堂高人高招
建府开基：一个不得不出的狠招
红脸与白脸：孙中山与袁世凯
最后一击：段祺瑞和那些北洋将领们
一个王朝的尊严与潇洒
附录 走出传统，步入现代，重构中国社会
王爷的觉醒
立宪的阻力
最后的王爷
一点体会

假如不是因为“告别革命”的提出，我们这一代“生
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学人，不会重新思索革命的起
源、意义，更不可能反思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情
形及其价值。
李泽厚、刘再复两位先生的讨论打开了近代中国的黑
匣子。他们的本意或许不是讨论近代中国，而是当代政治
。但是他们的讨论，以及1989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关于革命
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讨论，都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进一步
思考的思想资源。我在那时发表的《辛亥革命：现代化的
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沿着这些反
思路径重新检讨辛亥革命。
熟悉中国政治史的人都清楚，中国人素来不太赞成政
治秩序持久动荡，不赞成连续不断的激进。西汉初年黄生
与辕固生在景帝面前就“汤武革命”所进行的辩论，不论
从哪一个角度立论，都会引发对刘汉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景帝极为聪明地以取消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避免了刘汉王
朝的尴尬。
取消问题并没有真正遏制住问题。后世中国几十年，
几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差不多都是延续革命的形式，推
翻旧朝建立新朝，只是历来新朝统治者都极为聪明，不在
革命合法性方面继续论证，甚者如康熙大帝，更为机智地
适度赞美前朝，适度贬抑“贰臣”，期待以此避免接二连
三的王朝更迭，政治革命。
当然，革命的发生本身又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是人
民无法剥夺的天赋权利，是王朝政治积久必衰、法久必弊
的结果，也是“家天下”无法逃出的历史循环。因而，真
正的儒家虽不主张动辄造反，但也不反对用暴力手段推翻
那些腐败残忍的旧体制。用孟子的话说，“闻诛一夫纣矣
，未闻弑君也。”诛杀独夫民贼，具有历史正当性。
辛亥革命也具有这样的性质，这样的意义。辛亥革命
之所以发生，绝对不是孙中山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他们几
位先知先觉者鼓吹的结果。如果凭借鼓吹就可以颠覆一个
政权，那么就不会有牺牲，江山得来也不那么困难。辛亥
革命的发生，是各种因素相激相荡的结果，这些因素有偶
然，也有必然；有内因，也有外因；有中国因素，也有国
际背景。
基于这一系列思考，我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
致力于辛亥革命的重新研究，试图重新解释革命与改良、
保守与激进、缓进与突变，研究清末，研究民初，期望能
够对这段历史给予一个更合乎事实，也更合乎历史逻辑、
日常情理的新解释。这部《革命》就是我过去二十多年研
读史料的思考。
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充满着高度偶发与不确定性，因
为在那之前十年间，中国人至少从1901年开始，逐渐地相
信君主立宪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人们的理由概括
起来就是梁启超那时所提示的，中国不应选择法国、美国
那样的共和革命，因为共和革命引发的秩序混乱，中国担
受不起；但是，中国也不应该固守旧有的君主专制体制，
君主专制体制已经被更多的主流国家所抛弃，因为这种体
制注意了效率，牺牲了公平，引发更多问题。梁启超认为
，中国的智慧是“叩其两端而执其中”，在激进的共和革
命与不合时宜的君主专制之间选择，君主立宪就是这样的
中间路线，既有君主至上之权力架构的形式，也可以最大
限度维持社会秩序不致于遇事失范。政治家的竞争不再为
了争夺大位，夺取最高权力，而是在形式至上的皇权体制
下竞争政府事务主导权，而这种竞争又不是动员底层民众
的国人起义，更不是武装斗争，而是通过政治立场的表达
，施政理念的宣示，让民众通过投票和平解决。
君主立宪的提出，逐渐获得了中国知识阶层、政治官
僚的认同。但历史留给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时间委实太短。
1905年，清廷最高层慑于日俄战争后世界格局之新态势，
被迫同意派员出洋考察宪政；翌年，通过对东西洋宪政体
制实地考察，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光绪帝终于明白
无误地答应立即开始君主立宪的预备。
预备立宪的决定是严肃的、认真的，节奏也是紧凑的
、合适的。1908年，清廷宣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成文宪法，也是中国跨进近代国家的一个
重要标志。
然而，让人想不到且唏嘘不已的是，《钦定宪法大纲
》宣布之后几个月，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不到24小时的时
间里先后辞世。先前几十年的威权架构随着他们的离世而
渐行渐远，接替他们的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宣统帝的
三人组，与几十年前的恭亲王奕訢、慈禧太后、同治帝，
以及稍后的慈禧太后、醇亲王载擐两个三人组相比，年龄
偏大，但经验、胆略、决断却很不一样。当然更重要的是
时移势易，历史条件不同了，先前两个三人组面对的毕竟
只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先富者，或者是刚刚兴起的资本家阶
级，他们的弱小、乏力，即便有权利诉求的冲动，也没有
争取政治权利的力量，一旦遇到政治高压、政治恐吓，他
们只能妥协，只能退让，只能默不作声。
摄政王载沣所面对的情形则完全不一样了。1895年开
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
即便出于对自己那些来之不易财富的保护，他们本能上也
会要求政

阅读晚清最佳读本！许知远、余世存推荐！
敬意与温情，重叙晚清历史传统与创新，重构中国社会。
本书叙述了晚清政府欲通过君主立宪自救于危亡，却因出台“皇族内阁”等不当的举措，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最后的机会，终被革命党人推翻的历史过程。本书为思考清亡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马勇一直以晚清研究为人称道，事实上他有扎实
的通史功夫，有良史之才，因此他驾驭断代史驾轻就
熟，他的晚清史的叙述获得了广大的读者。但我还是
觉得作为中国的房龙，马勇的意义被低估了。“晚清
四书”集中展示了马勇的才学和史观，在历史写作几
乎失语或进退失据的情况下，马勇的文字给了一个坚
实的坐标。
——余世存，学者、思想家
复杂的人生经验，赋予马勇一种独特的历史感受
力，他的知识储备更是与酒量同样惊人。他以一己之
视角贯穿晚清之变局，以此刻之心境与热忱激活了沉
睡的史料。
——许知远，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

第一章革命改良二重唱
1911年1月30日是中国旧历辛亥年正月初一。所谓辛亥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像往常一样，辛亥年的大年初一照旧平淡无奇，该拜年的拜年，该上香的上香，京城内外一派节日气象。太阳照常升起，老百姓的日子还是那样不咸不淡，并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地方。这一天唯一值得后来历史学家反复强调的，只是发生在武昌的一件事情，即湖北革命党人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等人将先前已经存在的“振武学社”更名为“文学社”。他们以研究文学为幌子，在湖北新军中宣传革命，后来又与共进社一起成为武昌首义的发难者、领导者。文学社的成立对辛亥来说，具有极其强烈的象征意义，但究竟是象征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还是象征着革命危机，或象征着革命进人低谷，其实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个人的革命
说文学社的成立意味着革命高潮的到来，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也就是过了十个月的时间，文学社确实和共进社发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这是从后来的历史反推过来的看法，而按照当时的感觉，文学社的成立，其实标志着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已经陷入低谷，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间，随着清廷立宪运动按部就班稳步推进，革命眼见着就真的没有希望了，革命者开始发急了，发毛了，于是开始一系列更惨烈的暴力革命，试图打开一个缺口，挽救革命。要弄清楚这个过程或道理，还是让我们简单回溯一下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晚清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起源并不是太早。经过几百年的民族融合，特别是面对西方“新异族”的出现，汉族知识分子久已认同了满洲人这个“老异族”，久已没有传统中国士大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样的心理紧张，汉族知识分子在“我大清王朝”体制下活得也比较滋润，特别是在慈禧太后当国这近半个世纪中，满洲贵族集团只是在名义上享有大清帝国的所有权，而经营权、管理权都几乎交给了汉族高官，清廷虽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岗位上设置满汉双首长制，但满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不是涉及、侵害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满大臣一般都很放手地让汉大臣尽心出力地工作。
汉族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清廷的“联合执政”统一战线弄得神魂颠倒，不分东西，即便是后来反满意识强烈的孙中山，其最初阶段也不是要反满，而是要参与联合政权，希望在联合政府中谋得一个职务，哪怕这个职务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角色。
1894年6月，医生出身的孙中山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和药房，又通过关系找到上海名流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人写了几张条子，北上天津找到当朝汉族第一高官李鸿章，希望能够在李的幕府中谋得一个职务。为此，孙中山精心撰写了一篇建议书，对清政府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重建辉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的四大纲领，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现代西方各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根本，是大清国继续发展应该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坚船利炮。
孙中山的这些意见，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期望中的读者是李鸿章，那么从李鸿章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很小儿科了，李鸿章对这四点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这还要深。李鸿章的幕僚早在十年前就向他讲述过西方走向强盛的根本原因，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的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相比较，虽然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大清国并不是唯一的孤证或特例，在过去两百年中，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厌其烦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一天哪份上书打动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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