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序：最近吴辰伯先生把《闻一多全集》的稿子从北平给我寄了来，我费了两个礼拜的功夫细细地校读了两遍，校补了一些謄录上的错误和夺落，填写了一些古代文字，更把全部的标点统一了。全稿的字数我没有过细计算，大约总在一百万字以上吧。在这里面关于文化遗产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关于近代学识，特别是参加民主运动以来的著述，仅占极少数。因此从这整个的遗稿上便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一棵茁壮的向日葵刚刚才开出灿烂的黄花，便被人连根拔掉，毁了。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夏完淳哭他的内兄钱漱广的一句诗，这两三个礼拜来老是在我的脑子里和口角上盘旋着。闻一多先生的大才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他假如不遭暗害，对于民主运动不用说还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就在学问研究上也必然会有更大的贡献的。
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很广泛，但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和诗人。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工夫。就他所已完成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眼光的犀利，考察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信口开河，凡是细心阅读他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会发生同感。我现在姑且举两个例子在这儿。
第一，他有一篇《诗新台鸿字说》解释《诗经邶风新台篇》里面“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那个鸿字。两千多年来读这诗的谁都马虎过去了，以为是鸿鹄的鸿，但经一多先生从正面侧面来证明，才知道这儿的“鸿”是指蟾蜍即蝦蟆。古人曾叫蝦蟆或蟾蜍为“苦蠪”（见《广雅·释鱼》和《名医别录》），苦蠪就是鸿的切音了，苦蠪为鸿亦犹窟窿为孔，喉咙为亢。而更巧妙的是有一种草名叫屈茏的，别名也叫着鸿。《淮南子·坠形篇》“海闾生屈茏”，高诱注云“屈茏，游龙，鸿也。”这确实很重要的发现。要把这“鸿”解成蝦蟆，然后全诗的意义才能畅通。全诗是说本来是求年青的爱侣却得到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头子，也就如本来是想打鱼而却打到了蝦蟆的那样。假如是鸿鹄的鸿，那是很美好的鸟，向来不含恶义，而且也不会落在鱼网子里，那实在是讲不通的。然而两千多年来，差不多谁都以这不通为通而忽略过去了。
其次，再举《天问释天》里面解释“顾菟”的一条吧。“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这是问的月亮的情形。向来的人都把顾和菟分开来，认为顾是顾望，而菟就是兔子。到了清代的毛奇龄，认为顾菟不能分开，是月中的兔名，算是进了一步。直到闻一多先生，才又举了十一项证据来，证明顾菟就是蟾蜍的别名。蟾蜍一名居蠩，与顾菟实一音之转。同一转语则为科斗为活东，与蟾蜍实为一体。《汉少室神道阙》刻月中蟾蜍四足一尾，宛如科斗后期之形，故知顾菟亦即科斗。闻先生举了十一个例以证成其说，虽然他还在浩叹“既无术以起屈子于九泉之下以为吾质，则吾虽辩。其终不免徒劳乎？噫！”但我敢于相信，他的发现实在是确凿不易的，并不是“徒劳”。
像这样细密新颖地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胜义，在全稿中触目皆是，真是到了可以使人瞠惑的地步。这样一位富有发明力的天才，我隐隐地感觉着，可惜是用在文字或文献学这一方面来了，假如是用在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方面，不会成为更有益于全人类的牛顿和爱迪生吗？我固然无心要在文献学和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中定出轩轾，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理文献或文字，其实也就是科学，但如站在功利的立场，那价值的广狭，的确是大有由旬的。虽然在中国也侭有的是这样的功利学者，认为一个古字古义的发明实不亚于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星球。或许是吧，但我并不想那样夸张地看，我相信闻一多先生也不会那样夸张地看的。
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緻密。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地繙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这正是朴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这种精神澈底地实践了。唯有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但他的澈底处并不是仅仅适用于考据，他把考据这种工夫仅是认为手段，而不是认为究极的目的的。请看他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上所说的这样的话吧：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伪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凡是古书，这三种困难都是具备着的，事实上并不限于《楚辞》，因而他所规定的三项课题，其实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献上的共通课题；尤其是第一项，那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但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实在还没有产生过一部好的文化史。专家的研究也是同样的。汉儒的研究是在第二第三阶段上盘旋，宋儒越躐了第三阶段，只是在第二阶段的影子上跳跃。清儒又回到第二第三阶段上来，然而也只在这里盘旋，陶醉于训诂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这是当然的，要想知道“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须要超越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才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越那个时代和意识，那便无从客观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不用说是更不能够批判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就像孩儿期中孩儿自身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和意识一样，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停滞也就必然地汇成了封建意识的污潴。要澄清这污潴，今天正是时候了。
我们再看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的《引言》中叙述着他的苦衷吧。他认为他所拟定的三项课题，最好是同时交卷，然而为情势所迫，他一时不能够全部完成，“只好将最下层，也是最基层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结束，而尽量将第二项——诠释词义的部分容纳在这里。”他认为这是“权变的办法”，是他所极不愿做的。然而为了“可以腾出时间来多作点别的事”，他终于这样做了。这《引言》是写于民国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也正是民主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我们看他这急急于想“腾出时间来多作点别的事”的苦心，不可以看出一多先生以后的活动是早有部署在心的吗？但我在这儿注意地引用到这段文字的用意倒侧重在他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全般的计划，而且在完成计划的各个步骤上的评价他是丝毫也没有陷于自我陶醉的。“校正文字”和“诠释词义”的工作，这些正是考据家们的所兢兢焉乐道的事业，而在他只是基本的准备工作，而且“校正文字”还只是“最下层”。这不明显地表示着，他丝毫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过分的夸大吗？他的《楚辞校补》在他自己看来既只是第二第三阶段上的作品，我们准据着这同一的自白，也可以知道，他对于他的《周易证类纂》、《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庄子内篇校释》、《离骚解诂》等，这样一连串的在文字训诂上极有价值的文字，在他自己也不过是视为第二第三阶段的工作吧了，其实这些著作，当代的考据家们，假使能有一篇，也就尽足以自豪的。事实上他们一篇也没有，已经就在自豪了，一些旧式的或新式的卫道者，不是根本连字都不认识，便在那儿以仲尼复活、墨翟再生自命吗？闻先生不是这样的糊涂虫，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
三十三年的五月三日晚上，在昆明的联大新舍南区教室里，曾经举行过一次五四历史座谈，据记录，在周炳琳、张奚若等先生发言之后，闻一多先生发言。他曾经这样说过：
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但是你们现在好像是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命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
他这就是说钻进“中文”——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里面去革中文的命。他说“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我相信，凭我的教书经验和心得，它是实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务就是要知道它的要不得，才不至于开倒车。”今天搞中文的人谁个是这样的抱负？旧式的卫道者不用说他了，就拿现在一些搞“国文”的新式学者来说，不是月月都在那儿祖述桐城，甚至还在赞扬八股吗？那些君子不用说不是中文的革命叛徒，简直是唐宋盛世的辅命功臣了；要说猗欤休哉，也的确是值得说一声猗欤休哉的！
然而一多先生却不是这样的功臣！他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这就是他的治学的根本态度。为着要得虎子而身入虎穴，决不是身入虎穴去为虎作伥。他在写考证文字的时候照例使用文言，但他认为“未能免俗”，他梦想着要用白话文来写考证文字。这也是见于《楚辞校补·引言》里的话，可见他在迫不得已使用文言时，都没有忘记要扬弃文言。但他在第一阶段的工作——即最上层的批判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上，他是断然把文言扬弃了的。这段工作，他虽然做得不多，但已经开始在作，而且在作的过程中，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变迁和改进，也是可以明白地看出的。这可以把他的《庄子》和《人民诗人——屈原》两篇文章拿来做证明。
一多先生不仅在《庄子》的校释上做了刻苦的工夫，他另外有一篇题名就叫“庄子”的论文，直可以说是对于庄子的最高的礼赞。他实在是在那儿诚心诚意地赞美庄子，不仅陶醉于庄子的汪洋恣肆的文章，而且还同情于他的思想。请看下面的这些摘录吧。
有大智慧的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想庄子那样热忱地爱慕它。
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精神。
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惊，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园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使你加倍地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画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龚自珍《画金伶》）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地；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这种以丑为美的兴趣，多到庄子那程度，或许近于病态；可是谁知道，文学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
这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你看他那陶醉于庄子的“乐不可支”的神情！他在迷恋着“超人”，迷恋着“高古”、“神圣”、“古铜古玉”、“以丑为美”（《死水》的主要倾向便在刻意于此），甚至于迷恋于庄子的“道”，“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的是“有大智慧的”人，意在言外地憧憬着要“像庄子那样热忱地爱慕它”。庄子的“道”是什么？那是我们中国古代的黄老学派所悬拟的宇宙万汇的本体。眼前的宇宙万汇是可视可闻可臭可触的感官界，但这感官界的来源是有一个超越于感官的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臭不可触的实质的本体；那本体的名字就叫着“道”。宇宙万汇都是这“道”的化身，一切变化都是“道”的活动。“道”是宇宙万汇的创化者，也就是宇宙万汇的真正的主宰者（“真宰”）。所以“道”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前一个时代的所谓“上帝”的混沌化，“上帝”是有眼耳口鼻的人形，“道”是没有眼耳口鼻的混沌而一。万物都是“道”，也就是说万物都是神。庄子的思想在我们中国古代本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和印度的古代和希腊的古代某些形而上学家的想法是共通的，在反对神、反对宗教、反对建立在教权上的统治方式上，很有足以使人迷恋的地方，而加以庄子的古今独步的文章，的确是陶醉了不少的人。我自己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极端崇拜庄子的一个人，就是晚年来反对庄子最力的鲁迅，他也很称赞庄子的文章，甚至于也沾染过庄子的思想。鲁迅自己说过：“这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子和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写在坟的后面》）但鲁迅是从庄子思想中蜕变了出来，闻一多也同样把庄子思想扬弃了。
闻一多扬弃了庄子思想，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表现在他日后一转尔痛骂道家了。
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关于儒·道·土匪》）
他斥墨家是土匪，儒家是偷儿，道家是骗子。他说：“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这是把道家思想清算得很痛快的。
如其从对于文化史的贡献上来说，这层思想的转变可以说很具体地表现于他的由庄子礼赞转而为屈原颂扬。
我们在上述《庄子》一文中看见他以屈原和宋玉并称，说“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没有庄子伟大，这完全是一种旧式的看法。但在《人民诗人——屈原》里面，看法便完全不同了。“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的？他举出了四种原因。第一，屈原虽然是楚国的同姓，却“早被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这样，首先在身分上，屈原便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中的。”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第四，“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溃退和叛变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地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
这四种条件，在他认为，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没有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成为人民诗人的人。”
就这样，闻一多先生由庄子礼赞变而为屈原颂扬，而他自己也就由极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确切地获得了人民意识。这人民意识的获得也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多成为了人民诗人的闻一多。假使屈原果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成为人民诗人的人”，那么有了闻一多，有了闻一多的死，那“唯一”两个字可以取消了。屈原由于他的死，把楚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闻一多也由于他的死，把中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了。替人民报仇者，人民亦必为之报仇；为革命催生者，革命亦必为之催生——催生永生的路上行进。
闻一多毫无疑问是永生了。他真真是“求仁得仁”，他不仅在做学问上获得了人民意识，而在做人上更保障了人民意识的确切获得。然而话又得说回来，他的很快地便被催向永生，在一多自己虽然是一种至上的成就，在人民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收获，然而很痛苦地是伴随了一个过高的代价。假如在一多获得了人民意识之后，再多活得十年，让他在事业上，在学问上，更多多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的收获想来也不会更微末的吧？在他把文化史的批判工作的准备刚好完成，正好有充分的资格来担当批判过去、创造将来的时候，却没有让他用笔来完成他的使命，而是用血来完成了，不能过分矫情的说，这不是重大的损失。
“千古文章未尽才”，在今天我读着一多的全部遗著，在惊叹他的成就的卓越之余，仍不能不为中国的人民，不能不为人民本位的中国文化的批判工作，怀着无穷的隐痛。“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人起来！”在革命工作上我虔诚地希望能够这样，在为人民服务的学术工作上我也虔诚地希望能够这样。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