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密谈》，亨利·基辛格雪藏9年首次授权中国。

书中：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基辛格，与各国、联合国领导人及美国总统的电话录音曾被列为最高级别机密，首度公开；厘清了错综复杂的阿以冲突，让我们了解至今仍困扰美国，却让基辛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越南战争的始末；撕开了美国应对外交危机的决策内幕。

在《白宫密谈》一书中，亨利·基辛格以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到1975年的越南战争中，至今尚未公开发布的电话录音为材料，披露了曾被列为最高级别机密的外交危机背后的秘辛。

书中介绍的两大对外政策危机，一次通过谈判成功度过，另一次惨淡收场。他们在应对危机时，决断迅速，依仗的就是手中的电话。赎罪日战争随着历史长河的流动越走越远，披露的细节一点一点呈现在世人的眼前。《白宫密谈》收录了大量与之有重大关联的谈话，包括：基辛格与以色列首相戈尔迪·梅厄、以色列驻美大使司马查·蒂尼茨、埃及外长、苏联驻美大使、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其它国家或组织的领导人之间的对谈，当然也包括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之间的谈话。展现了当时中东问题的全貌。

引言

第一部分：1973年中东战争

 第1章 战略的制定

 第2章 周旋于联合国中间

 第3章 1973年10月7日

 第4章 1973年10月8日

 第5章 1973年10月9日：新形势的出现――以色列危机，空运补给线，停火协议

 第6章 1973年10月10日

 第7章 1973年10月11日

 第8章 1973年10月12日

 第9章 1973年10月13日

 第10章 1973年10月14日

 第11章 1973年10月15～16日

 第12章 1973年10月17日

 第13章 1973年10月18日

 第14章 1973年10月19日

 第15章 1973年10月20～22日

 第16章 1973年10月23-27日：美国进入戒备状态与危机的终结

第二部分：越南战争的最后岁月

 第17章 战争终结的开端

 第18章 西哈努克插曲

 第19章 撤离实施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的阿以冲突、阿拉伯温和派与激进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以及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对立。这三大原因尽管起源不同，但却在成长的过程中相互交织，单方面针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势必会因牵扯到另外两个问题而最终不了了之。

在美国的帮助下，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在此期间，苏联方面也出力不少)。这一举动招致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极度不满，并因此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曾经的停火线—如今的边境线—战火重燃。由于以色列国的建立完全依靠的是军事力量，从成立那一天，这个国家面对的就是一种不被认可、被排斥、被周边国家深恶痛绝的局面。1956年，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欲与运河原持有人英法两国一道攫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最终，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干预下，撤回到1947年的分界线，解除西奈半岛的武装，但获得了通过蒂朗海峡的自由航行权(通过红海到达以港口城市埃拉特)。1967年6月，以色列越过停火线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此前，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参考苏联提供的假情报后，宣布封锁埃拉特，并增兵西奈半岛，准备向以色列发动攻击……最终这场战争在六天后结束，以色列攻占了埃及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地区、叙利亚戈兰高地；这些举动使本已挫败的阿拉伯人再度蒙羞。

以色列，这是一个从来都不会安分地守在本国边境线内的国家。他们认为在是否固守在自己边境线的问题上，无论选择“是”还是“否”都不会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虽然该国认为侵略阿拉伯国家遭到了外界的谴责，但以色列人依然在寻求对自己来说最广泛的安全地带，也时刻准备着与任何试图侵犯本国的敌人兵戎相见。反观阿拉伯国家，他们在经历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利后，在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带领下，已经逐渐恢复了元气。1967年，第四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此次会议最后发表了著名的“三不原则”，即对以色列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随着苏联凭借地对空导弹在苏伊士运河沿岸构建空中防御体系，又一场军事冲突一触即发。1970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劫持了三架飞机后飞往约旦，在巴勒斯坦人支持下，叙利亚军队也侵入约旦境内，中东极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美国军队也拉到了警戒线上。最终，这场危机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约旦撤军而宣布结束。

从此之后，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问题上出现了理想和现实的分歧：一方面，阿拉伯国家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宗教信仰上都不认同以色列国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中东局势根本无法回到之前的状态。阿拉伯温和派政府，诸如约旦，埃及(在纳赛尔总统执政期间，埃及的态度不甚明朗)认为应该找到一个方案，只要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边界线(即1947年停战分界线)，那就可以对以色列表示承认。但解决了这些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也只不过恢复到之前的冲突状态，这实则是停战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划上一个句号，这和以色列要求的全面和平依然相去甚远。

由于受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观点的影响，巴勒斯坦问题也陷入了僵局。这些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反对承认以色列国的合法化。叙利亚方面也拒绝与以色列进行谈判，他们反对的不是以色列选择哪条边境线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就反对以色列国的建立。随后，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也加入了这些激进派别的阵营。而对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来说，尽管他们声称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的说法当时尚未得到阿拉伯国家的认同，但他们仍坚持在巴勒斯坦境内建立一个国家—这意味着，以色列国会因此不复存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出现，也让以色列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安全问题。这种僵持的局面导致了从1963年开始到1973年近十年时间里，中东外交进程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导致出现这一僵局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在1967年11月22日通过的第242号决议。尽管该决议指出要在“安全和被认可的疆界内”“实现长期稳定的和平”，但决议中并未对包括“安全”、“被认可”、“长期”、“稳定”的词汇做出具体的解释，因此也引发了各种争议。一些阿拉伯国家就表示拒绝执行该决议的内容。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和他们一样，都能从这份决议上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在这些人眼中，和“决议”相比，这些文字更像是一份“僵持状态的声明”。那些同意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的阿拉伯人，则要求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边界线。以色列则在公开场合表示，1967年边界线对其毫无安全可言，并坚持继续占领从邻国强占的土地。为了更好地阐明只关注自身安全防卫，以色列还提出了一个看似有理有据，实则却无法实施的要求—阿拉伯国家应该直接与以色列进行谈判，换句话说，以色列要求各方对其表示承认，并把这当做谈判的先决条件。

阿拉伯国家也不甘人下，提出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前，阿拉伯各国的领土要求应该率先予以解决。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脑，温和派国家也包括其中，会同意以色列提出的要求，然后在充斥着羞辱、种族主义和苏联当时的高压政策下苟且偷生。同样，任何一位以色列总理也不会以牺牲土地为代价换取与阿拉伯国家的谈判，否则他早就下台了。以色列坚持认为他们可以在占领土地的同时实现和平，但这样的想法却如同海市蜃楼般不切实际。然而阿拉伯人也在追寻自己的梦想，他们可以在不解决安全问题的前提下，重新夺回被以色列人抢走的土地。

在中东外交进程上，埃及是最关键的因素。该国特殊的战略地位对其国土面积、历史传统、文化影响都带来了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在阿以战争中，埃及也是损失最多的国家。埃及位于阿拉伯文化传播的中心，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在该国求学的学生遍及中东地区，他们也是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中国)。因此，在阿以冲突中，埃及首当其冲。在实现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过程中，整个埃及国家的梦想也早已经超出了埃及国家主义的狭隘范畴。有大批埃及年轻人为实现阿拉伯国家的统一、为了实现巴勒斯坦的独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此过程中，埃及除了丢掉西奈半岛外，国家甚至一度濒临分裂的边缘。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埃及有权力为实现和平进行斗争。

但是在纳赛尔担任埃及总统期间，埃及的外交态度非常模糊。一方面，纳赛尔暗示有意参与和平进程的想法，他表示埃及可以不挑起战事，但作为交换，以色列必须撤回到1967年边界线；至于和平进程，则取决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是否解决。之后，他还提出消除犹太城，并表示不会与以色列进行直接对话或谈判。此外，他还向美国提出由美国出面促成以色列撤军，作为回报，埃及将和我方商讨有关恢复外交关系的事宜。而与此同时，埃及首都开罗的电台依然是阿拉伯世界反美风潮的主导声音—确切地说，应该是反西方风潮—他们把这种声音宣传到了中东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简单地说，纳赛尔希望以主导反美浪潮的形象来主导整个阿拉伯世界，这其中自然离不开苏联对其进行军事物资和外交支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并无意搅入中东问题。

在中东局势出现僵局的过程中，苏联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其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支援也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决不妥协的态度，同样这也增加了中东局势陷入僵局的危险性。在面对种种困境时，他们从未做出选择。只要苏联单方依然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那么和平进程就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在中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无法发生改变。虽然阿拉伯激进派不断向我们发出挑衅，但我们不想卷入与他们的斗争中；当然在这个不可能的行动中，我们也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比如我们可以选择不再需要苏联充当我们与阿拉伯沟通的中间人。换句话说，苏联很可能为了找到中东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与阿拉伯国家提出的要求发生分歧，这也因此给他们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苏联不这么做的话，他们很可能因为支持根本无法实现的目的而承担更多风险，这样只能让他们面对外界对其“无能”的指责。苏联可能在危机爆发的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中东爆发危机，苏联很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引来更大规模的冲突，到那时，苏联有可能非常谨慎地从这场冲突中全身而退。

和其他国家一样，苏联也选择了拖延。虽然苏联一直以埃及的保卫者自居，但他们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东提供的军事物资也只不过是为后者争取到更多的时间，但这样的做法无疑使紧张的局势逐步升级，并没有对中东地区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对于用激进手段推进以色列问题的解决，美国对此没有丝毫兴趣，因为那样，只能加深人们对于美国“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印象。对于阿拉伯国家，我们需要团结那些温和派的力量，来反对那些激进派人士，要团结和西方国家有联系的政府，反对那些苏联所支持的国家。因此，我们的原则是，只要纳赛尔(也包括他的继任者萨达特)没有停止爆出反西方的言论，我们就会对向埃及做出的任何妥协表示反对。他们之所以能这么说完全是因为苏联在军事物质上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也认为，只要苏联的态度依然与阿拉伯激进派保持一致，那么我们与苏联的合作根本就是毫无意义。我们坚信，终有一天，包括埃及在内的国家会意识到依靠苏联的支持和那些激进的言辞只能让他们收获挫败感。到那时，他们也许会愿意结束苏联在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存在—也就是我所说的“驱逐”，这个词也出现在1970年6月26日我做的简报中—阿拉伯人才会认真考虑那些可以实现的目标。只有那时才是美国考虑采取行动的恰当时机，如果必要，我们还会对我们的以色列朋友们提出一些好的方法。

埃及总统纳赛尔于1970年逝世，之后穆罕默德·萨达特出任埃及总统，但此后，萨达特的态度却非常模糊。尽管萨达特政府依然依赖于苏联对其进行的军事援助，但他却在小心谨慎地探求外交解决方法。1971年，在联合国代表瑞典外交家刚那·加瑞的斡旋下，中东各方曾有意达成一项撤离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认为这种妥协对于以方来说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考虑到苏联在苏伊士运河沿岸部署了近二万名“技术人员”，谈判过程也最终陷入僵局。在此期间，美国并没有向各方施压的想法，苏联在当时也不具备直接挑衅美国的实力。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与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进行了高峰会谈。但苏联并未就中东问题取得任何外交进展，萨达特也因此下令驱逐在埃及的苏军“技术人员”。尽管如此，想要在中东问题取得突破，条件尚不成熟：美国大选在即，还要处理1972年越南战争结束后的一些问题。1973年正值以色列选举年。之前，尼克松就曾向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戈尔达·梅厄女士做出了保证，称在11月1日以选举前，美国不会采取任何外交行动，但他也明确指出，会在以色列选举结束后采取外交行动。1973年，我和默罕默德·哈菲兹·伊斯梅尔(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安全顾问)曾有两次会面。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的一天，也就是1973年10月5日，我还和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扎亚特见了面。

尽管如此，萨达特在之后的举动依然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1973年10月6日，埃及率先开战！这次战争的爆发，可谓是我们在政治分析上的失误。1973年6月前，无论美国还是以色列的情报分析部门都认为埃及和叙利亚都不具备发动军事袭击、通过武力要回领土的能力。而事实上，萨达特发动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是为了打破当前的局势，并为之后的谈判创造条件。对于这场战争，萨达特的解释是，只是为了向双方—即向以色列和埃及—证明，以色列认为自己在军事上优于阿拉伯国家、而埃及军队因为屡次在战争中落败而实力大减的想法是错误的。而我方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政治估计歪曲了情报部门的分析结果。10月5日中午，就在距离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向尼克松总统递交了这样一份文件：

目前，双方在积极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外界的谣言和新闻报道也可能为中东局势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但是从目前的军事准备情况来看，尚无迹象表明战争即将开始。

我们虽然收到了这样的报告，但战争还是在1973年10月爆发了，这样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P5-9

在我一生中，我曾先后在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两位总统手下任职，从最开始1973年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到国务卿。再到1975年福特政府的国务卿。于是，我的秘书也将我在此期间的电话录音整理成文本。在整理工作之初，这些内容并没有得到公开，整理的初衷只是便于我能履行与各方达成的协议和共识，也便于我将这些信息汇集到总统备忘录或其他资料中去。1977年，我将这些文字材料存放在国会图书馆进行保存。1980年，我授权这些文本可以对国务院进行公开。从1997起，这些文本资料开始被国务院档资处进行对外公开，用来展示我国外交政策。2001年，我将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电话录音文本捐献给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将我作为国务卿期间的电话录音文本捐给了国务院，我希望这样能让这些文本更好地为这两个部门服务。

从这些电话文本信息中，传达出了重大决定生成时决策者的情绪，反应了决策者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观点和想法。如果通话双方通过电话做出决定，这至少能说明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这些决策很可能也会出现考虑不全的情况——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包含各部门、部门间会议的全部记录，以及相关人士与总统通话的内容。尽管如此，这些通话记录却能向人们展示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一幅幅更为精确的画面，特别是在本书描述的事件中更是如此。本书中涉及到的两个事件发展的速度都非常快，每个事件之初都会有一些文字叙述，这些文字叙述还会穿插在通话记录之间。为了保证叙述的连贯性，我还会简要介绍一些部门间会议的内容。

本书将涉及两次危机事件：1973年10月爆发的中东危机和1975年我方从越南战争中的撤军。这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在于两次事件都非常紧急，都需要通过电话来解决。其中，鉴于这次中东危机爆发之时。我正身处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这次危机的处理需要频繁地借用电话的帮助。战争爆发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也要求一种更加非正式的方法介入进来。而在越南地区撤军的最后关头，局面的复杂性更是要求电话沟通介入其中。

本书中两次危机事件爆发之时，正好赶上我方的国内危机。中东战争爆发时正值我们处理水门事件的过程中，事实上，水门事件里两个重要的时刻也都出现在这次中东战争的过程当中。1973年10月6日，就在战争爆发之初，时任总统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的辞职。战争爆发的第二周，尼克松总统本人也遇到了是否公开水门事件录音带的难题，这也因此导致了“周六晚大屠杀”的发生一司法部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辞职、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被解雇。那一天是10月20日，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就中东停火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此后不久，尼克松总统便面对了来自参议院的指责。由于受到水门事件的影响，参议院对尼克松启动了弹劾程序。发生了这么多事，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就成了我和尼克松总统沟通的最好渠道。

在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事件之一恐怕就是美军从越南撤军了。在此次危机中，虽然我国国内各方扮演的角色也是他们之前曾扮演过的，但是真正等到撤离实施时，撤离部队也因为一些事件的发生而发生了变化。而在越南战争的最后一个月里，尽管越南局势并不明朗，但我国国内各方的辩论依然没有停止。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本书的读者而言，这些通话记录只是说话人在危机发生时的想法。因此也可以看到国务院和国防部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认知差异，存在不同的处理方法。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詹姆斯·史勒辛吉和我还是可以取得共识的，只是由于我们两个人属于不同的部门，行事方法也有差别，在以色列进行空运这个问题上的差别就是最好的例证，本书对此问题也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目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同意将这些通话记录进行公开。在这里，我要向康多莉扎·赖斯表示感谢，感谢她和她的团队对本书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我也已经应他们的要求对本书进行了删节，并用[……]对删节内容进行了标示。为了避免重复，这些通话记录也做出了一些细微的删改。文中还用“……”对删节内容进行了标注。通话中一些常规的问候和告别的用语也并未出现。

本书中涉及到的所有时间均为美国东部时间。

这本书告诉我们，决策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战争，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生动地再现了危机过程中的紧张气氛，只有一切顺利，危机才能被有惊无险地解决。

《国家评论》

这位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在面对苏联、以色列、埃及、英国，以及联合国的外交官时，或诱哄、或安慰、或奉迎、或拖延、或找出真相。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