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原名伯循，从以字行，号骚心，又号髯翁，晚年太平老人。他早年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于先生不仅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和清末以来杰出的书法家。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他的诗、词、曲均有很高的造诣，曾写下不少寄托国家民族兴衰之情的诗篇。尤其为世人所推崇的、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

他本是前清举人，却“侠义讨民贼”、“冲开血路飞”，唤起国民推翻清廷；

他以报纸为革命阵地，“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有“一支笔抵十万毛瑟枪”之誉；

他振衰起颓，以教兴国，参与创办复旦公学、中国公学、上海大学；

他致力于书法创作，尤擅草书，自成一家，被誉为“当代草圣”；

他吹响革命号角，投笔从戎，出生入死；

他铮铮风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成为国民政府的标杆，孙中山送他“旌义”二字；

他虽身去台湾，心依然留在大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望乡悲吟，唱出了“葬我干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游子哀歌，催人泪下，令人断肠。

第一章 夜遁开封府

第二章 文扬上海滩

第三章 辛亥年间的义旗与其他

第四章 秀才总司令

第五章 北平，—个开端也是—个结束

第六章 莫斯科之行

第七章 发兵大西北

第八章 爱与恨编织起来的岁月经纬

第九章 岁月留痕(一)

第十章 在“西安事变”的漩涡中

第十一章 岁月留痕(二)

第十二章 历史之憾

第十三章 台湾，孤苦的晚年岁月

第十四章 (代后记)

天将拂晓，正是中原地区一年中最冷的季节中最冷的时辰。北宋古都开封城内一片冷寂，巡更人的竹梆声已经远去，一两只性急的公鸡啼鸣声远远地传来。通往南城门官道上的残雪在黎明的曙光中发出青蓝色的光，倒显出天将揭晓前的阴森乖戾。南门守城的大清兵勇打着倦意十足的呵欠，刚刚打开城门，官道上就传来一声鞭子响，接着，一阵“吱吱吜吜”的笨重畜力车少油的木轮发出周期性的呻吟声，还有碾压在残雪上的吱吱叫声，都传递出一种痛苦和委屈，就像一个衰弱的老人。兵勇们看到，向洞开的城门驶来的是一辆开封城内最常见的驿用骡车，这种骡车大多破旧残缺，却动静不小，三里地外就能听到它和车老板的响动，它常常是出远门的驿客们喜爱的脚力，尤其在寒冬腊月天里。

兵勇们扶了扶腰问挎刀，冰冷的刀柄透出彻入骨髓的寒意。

谁会这么早出城呢？这个寸劲儿，城门刚开，骡车就到了！

“站住！什么人？”带队的兵勇吆喝道。

车老板“吁”地一声，吆住了骡子。骡车上蒙的厚厚的帘子掀开处，露出一双机警、明亮的大眼睛，犹如沉潭的星斗。在拂晓的雪地上沉沉放光。

“做生意的，赶早去乡下进货。”骡车内传来的男子声音瓮瓮的，像是鼻塞伤风，竟听不出北地何方人氏口音。

兵勇在厚厚的棉袍内囤袖的手都懒得抽出来。大年刚过，这些商贾为了银子。居然连囫囵觉都不肯睡。带队的兵勇有些不耐烦，抽手掀开骡车轿帘，骡车上除了这青年男子外。就是几件简单的行李。他移动的目光忽然杵在了车上青年伸过来的手上。那只手攥成拳状，虎门倒伏。兵勇意会，便将掀轿帘的手松开，摊开巴掌凑上前去，车上人拳心一松，一只带有热乎乎体温的硬物便沉甸甸地落入看门人掌心。兵勇眉开眼笑，将手抽回重新囤入袄袖，冲车老板吆喝道：

“走吧。城外下雪路滑，当心点！”

骡车“得得”地驶出开封南门，远远去了。

天色大亮。几骑快马驰入开封西门。

几名身穿绛红色号衣的“缇骑”入城不勒缰，反倒声声催马。奔马那破碎的马蹄声惊扰了早市的小民，那些提篮小卖或推车引浆的贩夫走卒知道这些大清朝廷鹰犬的厉害，唯恐避让不及。他们快马穿街过巷。竟然熟门熟路直扑城内一家小客栈，那客栈门前挑帘上的“兴隆”二字在晨风中瑟瑟发抖。挎着腰刀的“缇骑”们翻身下马，顾不上长途骑乘的劳累，甚至顾不上揉搓一下麻木的双腿，熟练地封堵了客栈的前门后门，丝毫也不用怀疑，就算是夏天，连一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飞走。

然而，他们恼怒地发现自己扑空了！情报是准确无误的，那个来自于陕西三原县的逆党贼子于伯循的确曾下榻在这个客栈。可是，昨天半夜他结清了银两，天不亮，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客栈。至于他去了哪儿，朝哪个方向走的，客栈的伙计概莫能知。“缇骑”首领是个刚愎自用的家伙，长着一副隼一样的鼻子，他略微思忖片刻，大叫一声“上马”，所有的紫衣人应声翻身上马。他们一提缰绳，朝来路西门方向疾驰而去。

于伯循是陕西人氏，东窗事发，他必定回走故乡，投奔亲友无疑。

凶残而愚蠢的清廷鹰犬，就这样南辕北辙，犯下了一个低级的错误。

这是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年(1904年)正月。

骡车一路疾走，出开封府不久，天降大雪，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纷纷洒洒，其景致与关中老家竟无别样，逃离了开封“兴隆”客栈的险境，令关中书生于伯循的心情舒缓许多，一夜紧张无眠，特别是刚才闯关时的惊险一幕，想想还真有些后怕。漫天风雪之中，骡车的木轮呻吟声反倒小了。于伯循索性钻拙轿帘，坐在骡车辕上，满有兴致地欣赏起中原雪景来了。此情此景，令他诗兴大发。本想好好吟诵几首，略表心志，可昨天到今天，短短昼夜间发生的事，让他心潮难平。

去年，25岁的于伯循在陕西乡试中以第18名中举。被乡党们称为“西北奇才”，并与后来的报人张季鸾和水利专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春节过后，他本来是前来开封考试的。没想到天降灾难，大祸临头，若不是父亲从陕西老家派人前来通风报信，说不定此番已身陷囚车，正解押回陕呢。

祸起萧墙，事出有因。当初宋公明题写“反诗”惹下祸端。不过，宋江那会醉着，而热血青年于伯循却清醒无比。与宋公明相同的是，他也是因“反诗”惹下杀身之祸。于伯循自幼年懂事起。面对关中平原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幼小的心灵中就对腐朽的满清统治烙下了刻骨仇恨。世纪之交的庚子年(1900年)，华北、山东等地的义和团运动闹得慈禧太后那老娘们儿焦头烂额，加上八国联军的步步逼近，她仓皇间和光绪皇帝狼狈地逃出了北京城，古都西安成了那老娘们儿避难的首选之地。到了西安，他们把陕西中学堂和巡抚衙门分别定为他们娘儿俩的行宫，硬是给霸占了，闹得学生们停了课。这且木算，也是瘦驴拉硬屎，下面那些狗官仍对那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满清女皇恭维有加，硬要西安学堂的学子们沐浴而冠，列队跪在城门外的官道上， “迎接”那娘儿俩。血气方刚的于伯循目睹这一切，激愤难平，羞愧难当。

当晚，他夜不能寐，提笔给刚走马上任的陕西巡抚岑云阶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信中痛陈西太后祸国殃民的种种弊政，请岑巡抚为国请命，手刃慈禧，再推新政，富国强民。热血青年于伯循为自己的“上书”暗自激动，且有几分自鸣得意。这时，同学王炳灵来串门夜聊，于伯循隐忍不住，竟把上书拿给他看。全然不知这是个掉脑袋的买卖！P3-5

1964年11月10日的早晨，一大早就阴天，空中灰蒙蒙的，能见度很差。台湾岛的11月本来正是一年中气候最好的时候，天公亦哀啊！

天不亮起，于右任的血压就开始持续下降，监护的医生注意到，他的心音衰弱，心律不齐，脉搏和呼吸开始紊乱。渐渐地，老人很快堕入昏迷之中，对外界语言不再有任何反应。医院中的权威专家闻讯赶来，簇拥在病房中，帮助主治医师丁农拿主意。院方并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抢救措施，该用的药物和器械都用上了，但即便是华佗再世、扁鹊再生，也无力挽救老人的生命了……

垂危中的老人，却绝不肯轻易撒手人寰，他以他那自年轻时代起就养成了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用尽最后的勇气同死神拼命抗争。没有人在乎这种无谓抗争的意义，人们尊重的，只是老人那不肯轻易认输的意志，还有那顽强的生命力。

一直伴守在病榻一侧的长子于望德等人，为了寻找老人的遗嘱，打开了他自备的保险箱。他们没有找到遗嘱，尽管老人曾经抱病再三书写，却最终未能留下一份遗嘱。保险箱里，更没有什么金银钱币、珠宝首饰一类的细软，有的只是老人留下来的日记等。还有老人发妻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就是几份欠账的账单了。老副官宋子才看到了老人每次借他的钱都留下的账单。总计已有几万元，不由潸然泪下。见到保险箱内物品的人无不神情凄然，垂首不语。右老做官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除了留下几千册书之外，就是这一摞账单了……

十几个小时的弥留，老人始终不曾再清醒过。

晚8时零8分，世纪老人于右任终于驾鹤西去，享年84岁。

一周后，一个奉蒋介石之命由国民党高官张群、严家淦等五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料理了于右任的后事。

老人的棺木内，放进了他生前用过的手杖和花镜，还有一顶呢帽，这就是辛亥老人于右任由世上带走的全部东西了。

由于于右任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治丧委员会决定使用于右任留下来的《国殇》诗作为遗嘱。由于此前台湾各报曾登载了该诗，老人怀乡思乡的情愫在民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得知了老人想葬于高山之上的遗愿。有一位江女表示愿将她丈夫遗留在阳明山一侧的地块让出。还有观音山硬汉岭上的村民，愿将岭上三四十平方米均地块捐出，供于右任卜葬。最后，经再三比对，治丧委员会选定了淡水镇光明里海拔700多米处的高山之巅作为于右任的墓园之地。此处由山下徒步攀登而上，约走160余步，用闽南话说，就叫“百六脚”，闽南话的读音叫“八拉卡”，因此，当地人便将于公墓地称为“八拉卡”。

“八拉卡”墓地历时四个月施工，于1965年完成。高耸于700余米高山之上的墓地面朝北方，隔着一道台湾海峡，面朝北方。

北方，那正是大陆之所在啊。

老人最后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于右任仙逝后，由于他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诗句的流传，台湾几家民众团体为于右任塑建雕像发起募捐活动，很快便募集到所需款项，委托著名雕塑家陈一凡先生为于右任铜像进行设计和雕塑。陈一凡精心设计和完成雕塑后，分文不收。由于玉山高峰的高度在1957年由美国远东陆军制图局测得的高度为3997米，陈一凡特意将于右任的半身铜像连同基座设计为3米高，这样，与玉山连为一体的于右任便使山增高、水增色，他的灵魂亦与山河同辉。

设计完成后，要把这设计图纸落实到玉山之巅的巍峨铜像，难度相当大。别的不说，那一吨多重的青铜等建筑材料怎样才能运上近4000米高的玉山？没有任何起重机械或机动运输工具，甚至没有一条完整的上山道路，只能靠人工肩扛，蚂蚁搬家。这种非常人所能胜任的工作，必须要由特殊的角色才能担负。人们的目光，落到了两个高山族土著居民的身上。两人一个叫伍胜美，一个叫全桂林，都是土生土长的高山族同胞。他们从小生长在深山中，常年累月艰辛劳作，越壁攀岩，犹如轻猿，尤其是他们吃苦耐劳的忍受和承受能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两位山胞听说为辛亥老人于右任在玉山之巅塑造铜像，二话不说就应承了这件苦差。

每天天不亮，两位山胞从山脚出发，将铜像或水泥、黄砂用山胞特有的藤蓝兜住，背负在肩上，一步步地向山上爬去。每个铜像的局部都在80公斤左右，每袋水泥重50公斤，每袋黄沙三四十公斤不等。沉重的负担，崎岖的山路，有的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路，更令人胆颤心惊的，是途经那些古栈道。古栈道是从前的采药人和猎户用原木建在悬崖绝壁处，年久腐朽，加上两位山胞承重惊人，走在上面，山风一吹，随时都有可能像一片树叶一样被刮下山崖，他们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小心翼翼地双手扒紧山壁，以保持身体的平衡。3000多米的距离换算成直线不过三四公里，可登山时盘盘绕绕，就多走了许多路，何况那些没有的路的地方，情景更是令人难以想象。清晨出发，直到黄昏才能到达位于3000米高的排云山庄，两人只能在此过夜。第二天一早再上至山顶，卸下建筑材料，再赶下山去。

下山后，两位山胞休息一天，第三天照样驮着物资出发上山。

两位山胞每天的工资为80元新台币，

全部建筑材料运完后，两位30岁出头的山胞仿佛骤然老了10岁，手上、腿上全是累累伤痕，被岩石磨擦、碰撞留下的纪念，直到日后结痂落疤。如果右老在世，真不知该如何感激两位吃苦耐劳的山胞。

于右任铜像建成后，蒋经国原想亲登玉山之顶，以向先辈于右任顶礼膜拜，后因健康原因，视山巅为畏途，将铜像落成典礼改在嘉义市举行。于右任的铜像也用一个复制品替代，表示了那么个意思吧。典礼揭幕式上，蒋经国与付出了艰辛劳作的高山族同胞伍胜美、全桂林一一握手，表示感谢。时间为1967年8月7日。

于右任老人撒手人寰。驾鹤西归。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30余年过去了。蒋介石父子相继辞世，结束了“蒋家王朝”的漫长时代。

然而，30年后的宝岛台湾，却发生了许多令于右任老人生前未曾预料到的事，历史有时会走向反面，这就是一种真实。在蒋氏父子当政的朝代，曾遭到激烈抨击和镇压的“台独”势力，在李登辉上台后得以还阳，变本加厉，开始了分裂祖国，阻挠两岸和平统一的罪恶活动。“台独”分子恨透了于右任老人的那首“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尤其其中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的句子更令他们恼怒。迁怒于人，“台独”分子更加仇恨辛亥革命老人于右任，转而仇恨起老人巍然耸立在玉山之巅的青铜像。他们攻击说，于右任的青铜像是一种“政治图腾”，扬言要拆除铜像，但引来台湾岛内一片哗然反对之声。

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没有比卑鄙更为高明的手段了。

1995年11月初的一天，登上玉山的登山爱好者猛然发现山顶的于右任铜像遭到破坏，铜像被人锯断，头像的后脑被砸得粉碎，并被扔下50多米的一个洼部……

年逾花甲的山胞伍胜美和全桂林，听到于右任铜像遭到破坏的消息，如同遭到雷击，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两位老人如今再也无力重登玉山之巅。亲眼目睹那遭到毁坏的铜像，只能仰望云遮雾罩的玉山顶峰，泪流满面，他们怀念那位逝去的老人，也怀念自己逝去的青春岁月。

有一位笔名叫“大荒”的诗人也在怀念逝去的老人于右任，他于当年12月在台湾《中国时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首题为《闻玉山于右任铜像断头》的诗，诗中说：

一个时代结束

通衢达道的铜像一夕剥尽金身

你以革命家始，以书家终

隐身云深不知处

只供游客攀登上台湾最高点的证明

何以不免于斧锯？

大约你的名字已经不合时宜

当左衽成为最进步的款式

右任听来当然刺耳了！

“大荒”者，真名不详。

可以揣测，“大荒”乃富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2005年11月20日至2006年4月23日初稿

改毕于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