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佳作年选，对于专家来说，是文学流年的历史见证，是对作品流变过程的分类赏析；而对于大众来说，就是一种普及、传播文学的快餐。省时、便捷，各得其所。文学佳作年选，如同收割庄稼，割了一茬又催生了下一茬。文学似乎在年度的收割中长快了。当下的文学作品还未来得及尘封，便有人抢着为它搜微、存档、检索、点评，这不能不说是时代对文学的垂青。

本书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本书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序 如何安妥我们这个时代的灵魂

莫 言 变

阎连科 桃园春醒

方方 琴断口

迟子建 鬼魅丹青

徐则臣 居延

田耳 湿生活

肖建国 短火

朱日亮 欠债人

哲贵 责任人

王手 自备车之歌

莫 言

二○○五年一月，女儿笑笑陪我去意大利乌迪内领取NONINO国际文学奖。期间，结识了印度加尔各答一家出版社的编辑Naveen．Kishore。女儿与他用英文交谈，我坐在旁边看他。这是一个面部轮廓极为鲜明、沉默寡言的黑皮中年男子。穿一身黑色制服，披一件黑色风衣，提一架看上去十分沉重的黑色照相机。风衣的领袖、皮鞋的帮沿、相机的边角，都磨得发了白。我请他吃了一盘面条，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当时互留了电子信箱和通讯地址，但分手之后，也就基本上把他忘记了。今年年初，突然收到他的邮件，说希望我能给他们出版社写一篇描述三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文章。我感到这个题目太过宽泛，自己难以胜任，便婉辞了。但架不住他一再来信劝说，最后竞允许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样，就没有理由拒绝了。拿起笔来才知道，我不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不可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拿起笔来才知道，他给我的题目，还牢牢地约束着我。他还发来了当年为我拍的那张照片，附着在邮件上，黑白的，有些酷。我这样的脸他竟然能拍出酷的感觉，可见是个高手。

按说我要写的，应该是发生在一九七九年之后的事情，但我的思绪，却总是越过界限，到达一九六九年秋天那个阳光明媚，菊花金黄，大雁南飞的下午。至此，我的回忆便与我混为一体。我的记忆，也就是当时的我，一个被赶出学校的孤独男童，被校园内的喧哗吸引，怯生生地溜进无人看管的大门，穿过一条长长的幽暗走廊，进入学校的核心地带，一个被四面房屋包围成的院子。院子的左边竖着一根柞木杆子，杆子顶端用铁丝捆扎着一根横木，横木上悬挂着一口红锈斑斑的铁钟。院子的右边有一个用砖头和水泥建成的简易乒乓球台，一群人正围着那球台，看两个人比赛。喧哗声由此发出。此时正是乡村学校放秋假的时间，围桌观球的大都是教师，只有几个漂亮的女生。她们是学校重点培养的乒乓球选手，准备在国庆节期间去县里参加比赛，所以不放假，在校练习球艺。她们都是国营农场里干部们的孩子，因为营养充足，发育良好，皮肤白皙，再加家庭富裕，衣着鲜艳，一看便知，与我们这些穷小子不是一个阶级的人。我们仰望着她们，但她们正眼都不瞧我们。正在打球的两个人，一个是曾经教过我数学的刘老师，本名叫刘天光。此人个头矮小，但嘴巴奇大。据说他可以将自己的拳头塞进自己的口腔，但他从没在我们面前表演过这绝活。我脑海里经常浮现出他在讲台上打哈欠的情景，那张嘴完全咧开，确实是壮观景象。他有一个外号叫“河马”，我们谁也没见过河马，蛤蟆也有一张大嘴，且“蛤蟆”与“河马”发音相似，于是“刘河马”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刘蛤蟆”。这本来不是我的发明，但查来查去，竟然查到了我的头上。刘蛤蟆是烈士的儿子，又是校革委会副主任，为他起外号，自然是一项大罪。我被开除学籍，轰出校门，也就非常必然了。

我这人从小就贱，从小就倒霉，从小就善于将事情弄巧成拙。我经常将明明是拍老师马屁的行为，让老师误以为我要陷害他。我母亲曾多次感叹地说：“儿啊！你是猫头鹰报喜，坏了名头！”是的，从来就没人将好事与我联系在一起，但凡是坏事，总说是我干的。好多人以为我脑后有反骨、思想品质差，既仇恨学校又仇恨老师，这是误解百分百。其实，我对学校感情深厚，对刘大嘴老师，更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也是一个大嘴巴的儿童。我写过一篇题为《大嘴》的小说，里边那个男孩，就是以我自己为原型。我与刘大嘴老师，其实是难兄难弟。我们本该惺惺相惜，或日同病相怜。我给谁起外号也不能给他起外号啊。这道理明摆在眼前，但刘老师就是不明白。他揪着我的头发将我揪到他的办公室，一脚将我踢倒在地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你……老鸹笑话猪黑！也不撒泼尿自己照照，看看你那张樱桃小嘴！

我想对刘老师解释，但他根本不容我解释，就这样，一个本来对刘大嘴老师怀有亲密感情的好孩子——莫大嘴——就这样被开除了。我的贱就表现在，明明我被刘老师当着学校全体师生的面宣布开除，但我依然爱着我的学校，我每天总是背着那个破书包找机会溜进学校——起初刘老师亲自往外赶我，赶我我不走，他就拧着我的耳朵或者揪着我的头发往外拖我，但不等他回到办公室，我又溜了进去。后来他就支派几个身高体壮的学生往外轰我，轰我我不走，他们就拧着我的胳膊搬着我的腿把我抬出校门，扔到大街上。但没等他们回教室坐定，我又出现在校园内了。我总是依偎在一个墙角里，身体尽量地萎缩，为的是不引起别人注意，为的是博得众人的同情。我在校园里，听他们的欢声笑语，看他们的蹦蹦跳跳。我最喜欢观看的还是乒乓球比赛，看到入迷时，眼睛里常常噙着泪水，嘴巴常常啃咬着自己的拳头——后来，他们也懒得往外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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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建法兄的信任，我有幸能够最先读到他精心挑选出的这个年度的优秀中篇小说，并为之写下我的阅读感受。其实，就在我结束这一次阅读的时候，我再度深深地感受到建法兄的“目光”，以及那双对文学无比虔诚的“法眼”的深邃和犀利。在他陆续发给我他确定的一些入选篇目的过程中，他曾几次更换、修订备选作品。我想，一个文学的虔诚信徒在审视这个时代文学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在与这个时代进行着一次次的潜在对话，而且，不断地调整、校正着自己的审美坐标。他对文学那种近乎宗教般的赤子情怀，他坚定的哲学观念、伦理立场和道德勇气，都体现出一个编辑家、批评家自我把持的、应有的人格、品格和独立见解。我想在这里重申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人们的兴奋点已经被大幅度分散、消解，对文学、对小说的热情日渐隐遁的时候，建法兄严谨的文学原则就显得特立独行。他的文学梦想和对一个时代的精神向往和期待，都通过他心目中的文学，透过他的真诚而又挑剔的目光得以发散出来。虽然，我们可以依稀感觉到他内心的惴惴不安，他对于这个时代文学的一些忧虑和担心，但更多地还是体现出他清醒的意识：文学仍然是一种坚实有力的精神存在。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目光在，我们才会发现一个心灵破碎时代的精神之光，发现文学在困境中对现实和宿命的挑战。因此，文学才不会自甘堕落地沦为物质化现场里的附庸，而能够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熠熠闪亮。

说到“目光”，也许我们可以从虚构和非虚构的世界里看到相同的真实。不管是细微地感受还是深刻的质疑，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嘹望世界的目光，并对所处的时代作出自己的精神判断。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呢？这个时候，心灵世界也许比外部世界更加动荡不安，无论是当我们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时候，还是我们在急促、匆忙的行进中，哪怕是偶尔缓缓地停顿下来审视一下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看见了这个世界存在的妙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难以用几个关键词“概括”和界定的时代：它的既简单又生动、丰富，多变、动荡又统一，芜杂的形态之下埋藏着许多不可思议的秘密，令我们惊悸而神往。或许，世界或存在也因之充满了魅力。倘若从一个人的生命周期角度看，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凭借着激情和热情在张望，步入中年的时候，目光就会依赖一定的成熟和坚毅在游移，而当我们的神态渐显苍老的时候，我们果真就会清醒地发现、洞悉一切吗？我们有没有对我们自身、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接近本质的判断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深信不疑地意识到这个时代在近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以及这种“巨变”给我们的内心带来的焦虑和困境。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沉迷或者一味地去追踪这些“变”吗？无论时代之变与内心之变，我们对生活的取舍有多少是物质性的，又有多少是精神性的？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内心还留存有多少宝贵而不变的东西？我们在变动不羁的潮涌中怎样才能找到存在的信心和终极意义呢？作家也好，批评家也罢，究竟“看”到了什么？我们依靠什么来判断我们自身，判断和测定这个时代灵魂的重量？写作者如何凭借经历和经验，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与现实进行睿智的对抗？由此，一切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开始发生激烈的冲突。在这个充分肯定欲望合理性存在的时代，我们遽然间发现，在一种稍纵即逝的极端“快”的节奏里，我们的内心已经无法宁静，我们变得越来越空洞、悬浮而且自以为是，最后，我们的灵魂竟然也无法安妥，并且日益变得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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