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张充和的“朝花夕拾”——她从民国走来，今年100岁，还和我们一样活着。

“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口述实录——《天涯晚笛》同路走来的旧雨新知，她看程砚秋，觉得闹；她看马连良，嫌他油；她看杨荫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她看陆小曼，也会唱曲也会画画，有不错的印象；她看林徽因，永远是众人的中心，“大家都喜欢的，我未必喜欢”；她看苦苦追求她的卞之琳，好意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她看朱自清和冰心，早期白话文写作都有点“酸的馒头”……本书作者苏炜是张充和的耶鲁晚辈与居所近邻，多年来时相登门求教，学习书法、诗词。

《天涯晚笛》——“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张充和的口述实录故事。

民国时期，她身处灿若星辰的一众名家贤士之间，她的知交师友中有胡适之、沈尹默、章士钊、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张大千，等等。她的昆曲、诗词、书法造诣皆秀逸超凡，成就件件文坛轶事，汪曾祺赞她唱腔“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欧阳中石称她书法非常精到“在那个时代已是佼佼者”。抗战年月，这位正当韶年、俏皮聪慧的“张家四小姐”，在一群“国粹”长者中间穿梭来去，恰如烽火战场间绽放的春兰秋菊，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疼爱和娇宠。

她为姐夫沈从文写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传诵一时；她因诗人卞之琳起争议，“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文坛哗然；她看林徽因，永远是众人的中心，没有别人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的，我未必喜欢呀”；她说自己的同事朱自清，他和冰心早期的写作，都有点“酸的馒头”(sentimental，即感伤，滥情)……

本书作者苏炜是张充和的耶鲁晚辈与居所近邻，多年来时相登门求教，学习书法、诗词。《天涯晚笛》即为张充和自本世纪以来向苏炜断断续续口述的人生故事，其中披露珍贵影像一百多幅，包括杨振声、查阜西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八卦墨”和“寒泉琴”，又特别附录“合肥四姊妹”的张家谱系图，厘清跟张爱玲不是一族的亲戚，其中主要篇什均经张充和亲自审阅修改。

【缘起】张充和：一位硕果仅存的世纪老人

【辑一】世纪人生

1、“哎哟，有鬼哟！”——张充和与沈从文碑文的故事（三位沈先生之一）

2、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张充和与沈尹默交往的故事（三位沈先生之二）

3、绿腰长袖舞婆娑——张充和与沈传芷及昆曲的故事（三位沈先生之三）

4、一时多少豪杰——《曲人鸿爪》与国运、家运

5、时代风涛里的笙曲弦管——张充和与重庆曲社、礼乐馆的故事

6、“鱼玄机”与“桃花鱼”——张充和学诗的故事

7、“他们心大，真是很伟大的！”——从“怀宇”到张家故事

8、从闻一多刻的图章说起——张充和回忆昆明生活断片

9、“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张充和谈卞之琳与“卞张罗曼史”

10、“乱世佳人”、书店伙计与“小挎奶奶”——张充和谈她与傅汉思的异国婚恋

11、“我做事吧，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D！”——张充和谈美国岁月

12、“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真传示……”——关于“张充和为胡适的情人传信”的公案

13、“啊呀呀！我听着就吓死了！”——零碎记下的“非逻辑片断”

14、古筝与古琴：京昆之别？——关于传统与人事的散漫话题

【辑二】因缘际会

15、一段奇缘：和“布舅舅”一家突然接上的联系——笔者与韦小美的通信

16、张门立雪——我和我的耶鲁学生跟随张充和学字、学诗的故事

17、古墨缘——和张充和一起欣赏她珍藏的古墨

【辑三】天涯侧影

18、雁犹如此——张大千的大雁朋友

19、春日的好心情——张充和的两位“老故人”

20、香椿——从香椿林走进历史回廊

21、爱乐飞鸿——一封信引出的隔洋、隔代之缘

【附录】金陵访琴

【后记】关于张充和口述实录故事

老人对细节的清晰记忆，从来都让我们这些晚辈叹为观止。

我问：“什么是礼乐馆？你刚才好像说，你后来是从青木关搬到了北碚？”

“我从教育部所在的青木关搬到北碚，就是从原来教育部属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调到了新成立的礼乐馆。礼乐馆的成立也有一段来由：重庆在孙中山先生的忌日纪念活动中奏哀乐。蒋委员长说不对，人死超过三年，就不该奏哀乐了。一个国家，礼乐都不通，该要制礼作乐了！教育部于是下了命令，要遵办此事。后来就成立了礼乐馆。连乡下人结婚的婚礼，也要制订证婚的礼乐仪式。乡下人礼拜天可以到礼乐馆来，按新式礼仪结婚，由公证人公证，杨荫浏还给弹个钢琴伴奏什么的，仪式很简单，但隆重。”

我记得，“蒋委员长”好像在抗战时期提出过“新生活运动”之类的口号，也许这新成立的礼乐馆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便问：“能给我说说礼乐馆的故事么？”

“国立礼乐馆直属教育部，馆长是汪东(汪旭初)，礼、乐分开两组，卢冀野管礼组，杨荫浏管乐组，我是属于乐组的，负责做中国古乐，做外交仪式音乐，弘扬昆曲等国乐，从古诗里选出合适的诗词曲目做礼仪教化之用，等等。”老人又笑眯眯地提起一段佚事，“说起来，这个礼乐馆的馆长，还是我给保送的呢！教育部知道我跟沈尹默先生相熟，要我去请沈先生作礼乐馆馆长。我就去传话了。可沈先生说：“我不合适做。我只会闲里找忙，不会忙里偷闲，你去问旭初看看。我就去问汪旭初，一问他就答应了。他在北洋军阀时代做过相关礼乐的事情，当时是监察委员。他从监察院调到礼乐馆，也是个闲差使——呵呵，我这么说，倒把两个部都骂啦——我给自己找了一位上司，这位上司自然对我是很不错的。他亲自画了一本梅花送给我，可惜被我弄丢了。我当时二十多岁，他们管薪水的人，要在我的登记册上加几岁，这样可以领到平价米。我说我不要，他们说：“你不要我们要！”平价米可难吃啦，可那是战时，缺粮缺米呀！……

我想象着那个战争年月，这位正在韶年、俏皮聪慧的张家四小姐，在教育部礼乐馆一群“国粹”长者中间穿梭来去，恰如烽火旧宅、战场废墟问绽放的春兰秋菊，其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疼爱、娇宠，也是不难想见的。难怪每提到重庆岁月，老人眉额间，总会掠过一片霞彩呢。

“搬到北碚以后，日军轰炸反而不多了。我们礼乐馆的防空洞又是最好的，离办公室很近，底下很深。我那段时间写了最多的小楷，一般都利用第一次防空警报拉响，而第二次警报还没响起来之间的时间。那段时间不算太短，正事反正是做不了了，写小楷不费墨，拿起笔来就可以写，直写到第二次警报响起才搁笔，几步就可以跑到防空洞去。待第三次警报响起来，日军的空袭才真正到了。”老人说起重庆轰炸的岁月，也显得云淡风轻的，“当时的重庆市长——名字忘了，是梅校长(梅贻琦)的学生，来青木关教育部看校长来了，遇到了日本人轰炸，当时就跟我和梅校长一起跑到防空洞去，结果防空洞的前半部分都给炸掉了，很危险。可是那时候我们到重庆会朋友，都是到教育部的防空洞里约会，想想也挺有意思。”

我很好奇：“那时候炮火连天的，你这么一个娇女孩儿，天天跑警报，害怕吗？”

老人微笑着摇头：“抗战时我也逃过难，没黑没白地赶路，但身体能挺得过去，给了我很好的经验，也没有什么担惊受怕的。飞机就在头上，要死就死，要活就活，习惯了，也就不害怕了。”

我说：“听下来，我觉得，重庆那段日子，是您一生中很有光彩的一段。”

老人微微颔首：“我那时候二十多岁，每个月领五十多块钱的薪水，还能资助我在昆明联大读书的五弟的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也交了最多的朋友。礼乐馆在嘉陵江边，江那边是复旦(大学)。我们要过江去，水很浅，可以走在石子上过江，不用小船。复旦我的朋友很多，年轻年老的都有：章靳以、洪深、方令孺——大家叫她方九姑，他们常常过江来找我玩，唱曲、写字、吟诗作画的，很热闹。我也常常过江去看他们，我过去，就住在九姑的家里。我前面提到的丁西林也是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算忘年交。四九年后他在中国政府里好像有一定的位置，他还给我和汉思写过信，劝我们回去。记得他写过一个关于妙峰山的几幕戏，寄出来让我把它变成昆曲，我还真的为它度了曲，可惜，再没有机会唱给他听了……”

老人陷入了久远的遐想之中。我记下了一个个在史书册页里熟悉的名字，又好似听见了潮拍江岸，在浪花激流间荡起的笙歌弦管的声音。P52-54

写过《香椿》一文后，很多朋友都这么劝我：你不要守着宝山不识宝呀，像张充和这么一位硕果仅存的世纪老人，一身都是可以入书入画的故事，你可得要逮着空儿就去看看老人家，多听她讲故事；她的那些宝贵记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就是一笔文化财富；毕竟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带走了，就可惜了。

我跟张先生说起(日常我们都习惯唤她“先生”)，她直摇头：“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故事。好些年前，就有人说要给我写传记，被我一口回绝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值得立传的人物。”我知道张先生生性淡泊，从不在乎那些外在的虚名；而且非常爱惜羽毛，不愿意别人乱写她——她对坊间某些不实的文字，是颇有些微词的。可是，被我缠多了(我“倚小卖小”，总趁着她兴致勃勃又提起什么好玩旧事的时候，就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她便说：“好吧，我以后随便乱讲的什么东西，你可以做点记录。我还是坚持不肯让人写什么传记，你就记点好玩的小故事吧！”

这，就是下面这些故事的由来。

“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桃花鱼一》)，“不知何事到天涯，烂漫遨游伴落花”(《堤畔》)。张充和诗中，“天涯”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蓦地何人横晚笛，却不见，牧耕牛”(《江城子·四川江安》)，我再从张诗中捡出这个“晚笛”字眼——“天涯晚笛”，于是便组合成了这本《听张充和讲故事》——一本并不严谨的口述实录故事的书题。

五月是耶鲁学生的大考月和毕业月，于期末大考的忙碌中整理完书稿准备付排，却忽然有一种不忍结篇之感，就像近日频频有毕业学生登门辞别，一再诉说不忍离校、不合得结束四年的校园韶光一样。实在是因为，整理这批新旧篇什的过程，又让我回复到那个“像是踏进一道花季的河流，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撑着小船溯流而上的采薇少年”(见拙文《香椿》)的角色和心情。从二○○七年到二○一一年这三四年间，作为并不年轻的晚辈后生，我时时傍在张充和老人身边听故事，学诗习字，听曲品茗，受教受诲；每每沉浸在绵长幽深、瑰丽淡雅的历史峡谷和世纪烟云之间而忘却时光流逝，忘却辈分差距，好似正与长辈先贤把臂晤谈、低吟浅唱，一起为先生娓娓言来的故旧人事喜怒、惊叹、惋惜、神往……那真是笔者数十年风波颠扑的人生中，一段最为怡静润泽而又受益丰厚的时光——可以随时感受到享受到的那种细雨润土、落红护花般的暖意抚慰，可以闻得见岁月这坛醇酒散发出来的袅袅馨香。我把她，视作命运赐予自己的一段“奇缘”和“福报”。如果今天阅读本书的读者，能够获得略略相似于笔者当初的感受，那就是记述者最大的成功和最好的安慰了。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本书故事的主人翁——马上就要寿辰一百岁的张充和女士。没有她的慷慨应允和娓娓讲述，并允许我在讲述过程中详细记写笔记(足足记了两大本子，还加上零散纸张)，此书不可能写出；没有她老人家日后在许多初稿篇什上逐字逐句的审阅校正，修补了许多误录误笔，此书文字记录的准确度和清晰度，也是会大打折扣的。自然，我自己在先生面前受到的教益，更是让我受益终生的，我对此的感念感激之情，更是难以一一言表了。

此书的终于得以成形，还要更具体地感谢两位贤长：一位是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另一位是我在耶鲁大学的师长兼同事、我深为敬重的孙康宜老师。我本是写作行当里的一位散漫人。日常忙于教书事务，只是把写作当作一种倾吐、一种“瘾”，多年来的文字随写随丢，能成形成书者，每每十不到五六，甚至三四。也许有读者已从海内外报刊中读过书中的某些篇什，其中好几篇文字，都是在《明报月刊》首发的。去年夏天在香港与潘耀明大哥相聚，他就主动提出：你这一组关于张充和的稿子应该早点结集成书，你就交给我们香港的出版社先出吧。可是，回到耶鲁，教书与杂务繁杂，我又把编书的事搁下了。二○一二新年除夕，孙康宜老师赠予我她写的关于张充和的新著——台湾版的《曲人鸿爪本事》，就催促我：“我早读过你手头许多写充和的稿子，为什么不早点成书呢？”听说了潘耀明先生的建议，她更是给我撂下了“重话”：“此书的出版宜早不宜迟，你应该马上着手，最好能赶在老人家百岁生日前夕编出，作为一份贺寿的礼物吧！”——可以说，没有康宜老师这“重重”推的一把，这些文稿，至今还会是“珠子散了一地”，捡拾不起来呢。

一本书的完成，其实就是一座建筑、一道大桥、一条道路的构筑过程。里里外外应该感谢的，还有整体参与或者构筑各个部件的许多人。比如多年来在张宅无微不至照顾充和老人、同时也为我的访谈提供很多帮助和方便(包括帮助摄影)的小吴(吴礼刘)先生，还有给予我催促压力同时又细致参与本书各方面工作的两位责任编辑蒙宪兄和曹凌志兄，等等。而其中，二十年来一直在身后默默支持我、照拂我的妻子刘孟君(还有我们的女儿端端)，是我一直不愿提及、却是整个构筑中最重要、最坚实的支撑部分。没有她们给予我的充分理解、体谅和动力，包括时时提醒我抽空多看望充和老人，照应老人和其他长者的日常需要，就不会有我与充和老人等众位耶鲁贤长们的深挚交谊(有一回，听说充和老人想念苏州的卤件——卤水炖肉，妻是北方人，就仔细查着菜谱，用酱料卤好了肉炖得软软的给老人送去，让老人食指大动)，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么一本有趣的书的诞生。在这里，我要特意要为自己挚爱的妻女的长年支持，留下深谢、深敬的一笔。

此书在编排上从一到十四篇，是张充和讲故事的讲述实录；十五到十七篇，是记述我和充和老人交往中发生的趣事；十八到二十二篇，是我以往发表过的与张先生或多或少相关的文字。

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虽然一如上言，本书记录老人讲述的故事(包括把书题定为《天涯晚笛》，并请老人亲自题署书名)，其中的主要篇什都请老人一一审定校补过，这些都是在充和老人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得到她的首肯和参与的；但是，近一年多来，老人家身体日见衰弱，记忆和心情都大受影响，一方面我们这些晚辈后生不忍过多叨扰，另·方面老人家愈来愈少见客，不愿意让我们看到她身体的现状，本书中几篇后写或补完的文字(如《古墨缘》、《张门立雪》、《非逻辑片断》等)，就很难、也不宜再请老人审校了，所以，其中涉及的一些故旧人物的姓名和细节，很可能会发生记录笔误(若然，文责由我承担)。因之，在不可能亲自就教于张先生的时候，我是借助于手头边与张充和有关的出版物——主要是金安平老师的《合肥四姊妹》与孙康宜老师的《曲人鸿爪》，加以人名、史实和时间、地点的互参互校，以尽可能保持记录的准确度。在此，我要特意感谢两书作者——金安平和孙康宜老师，在完成此二书过程中所做的细致入微的案头考据工作。

还有一点，充和老人日常的说话语气和言述风格，基本上是优雅蕴藉中带着直白明锐的。我在记述过程中，尽可能保留这样的特点，把她谈及的久远人事和切身感受作真实的文字呈现。但是，因为老人的天性怡淡和与人为善，还加上爱惜羽毛、洁身自好的自我要求，我也注意到，在经过她审校的以往许多记录文字中，有些涉及对具体人事的看法，行文中直白的判断和稍重的语气，都被老人提笔删去了，或者提议我把话语的棱角修圆。那些篇什，我自然都遵从老人的意愿加以修订。但是，最后完成的、因为老人身体现状已无法请老人过目的文字，我就依然保留了老人谈话时的原状；涉及的具体人事我虽然会下笔谨慎，但也力求存真(因为我以为对于读者全面了解张充和，这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保留了一些很可能不一定完全按照老人意愿呈现的文字原貌。在此，也向时在封笔静养中的张充和老人家致歉吧。

写到这里，还有一点我还需要加以特别说明：此书中，我唯一没有按照老人意愿记录成文，最后在编稿时也决定放弃的，是充和老人在跟我谈话时一再要求我写下的，她认为《合肥四姊妹》一书中某些记录片断的偏误。我为此认真细读了《合肥四姊妹》全书，我认为作者在访谈、研究和考据中花费了巨大功夫，这是一个认真严谨而别开生面、非常值得尊重和肯定的历史文本。其中所牵涉的一个大家族的复杂人事和所关联的几百年历史，出现一些细节记录的失误，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不宜苛求的。作为口述实录的后进作者，我深知其中的甘苦，更不愿以单篇的文字，给这本富有读者口碑的好书，造成可能带来的不应有的伤害。但是，出于对充和老人意见的尊重和对读者负责，老人家多次情绪强烈地要求我记述下来的一点，我愿意利用这篇后记文字，略略加以提示——《合肥四姊妹》北京三联版，提到张母陆英最后生下的女婴，因为有病只活了四五天，最后被家人放弃，“她们就把她抱走，扔在垃圾堆上，那时她根本还没断气呢”一节，充和老人认为严重失实，张家人绝对不可能这样对待女婴：“我们对一只生病的小猫小狗都不会这样做！”她认为，可能是记录时把张家另一个女工人窦干干生下女婴不要、把她扔掉的故事弄混了。因为老人对此处她认定的错误非常在意，念兹在兹，一提再提，要求我形成单独的勘误文字，这里谨作一个记录，以供读者和后人参阅。

最后，我对本书中的图片来源作一些说明：首先，要感谢身兼数学家、摄影家、诗人等多重身份的多年好友谭琳先生，他在二○○九年专程远途赶到耶鲁北港张宅为张充和老人拍照，本书几帧最传神、最精美的张充和老人肖像照，就是他贡献的作品。署名“笔者提供”的，都是笔者所摄或请在场友人代摄的照片。书中关于张充和与沈尹默的书法、绘画墨宝，以及相关一些历史旧照，除了翻拍自充和老人赠予我的两书——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古色今香》图册和《沈尹默蜀中墨迹》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友朋及网络。这里，特别向上述各类图片中不容易注明来源出处的原作者或原作持有者，致以深挚的谢意。

白纸黑字，文字即历史。虽然我自己受过的专业训练不是史学，而是文学，但作为一个文字从业者，在记录这些随意洒漫谈来、却涉及无数历史人物和世纪风云的口述故事时，我深深意识到“历史”二字的分量，以及“文字”与“史”的非凡关系。毋宁说，即便是闲散的文字，既然是“口述实录”，只要关涉时光之流中的人物、事体，便都与“史”相涉，都属于“史笔”，便都让我临深履薄，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记述与原话原意走曲，时有不胜负荷之感。所以，自己虽具另一个“小说家”的写作身份，但在写作、整理此书文稿的全程中，我是严厉地摒却了小说写作中用之得心应手的fiction(虚构)习惯，严格按照笔记中的记录文字落笔的。行文中虽有剪裁、省略，包括顺序上的拼接、连缀，也有言谈声气、环境氛围的描述，却始终坚持“现场重返”、“原声再现”，但求每录每言都有记忆依据，有记录出处(虽然没有做录音——因为那样谈话会很不自然——但我的知青记者出身使我具有快记速记的训练底子，故笔记甚为详尽)。在此，我愿意很负责地知告读者：此书除了那些经过老人校阅的篇什之外，书中记录的其他散漫的谈话，大都是有记录可循的。同时，我也深为感谢书中篇什在报刊媒体发表时，有心读者所提出的疑窦和勘误意见(这里面，有记录者的笔误，也包含了老人不可避免的记忆偏误)，其中许多意见，都已收纳进成书过程的订正之中。自然，此书面世后，欢迎各位读者方家进一步对本书的记述提出补正和批评。

——走笔至此，竟发觉，记录一位世纪老人的谈话，自己与“历史”，已经不期而遇。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的行为史，权力的争斗史？帝王的统治史，平民的生活史？山河的治乱史，土地的分合史？人事的兴衰史、人生的哀乐史？——这一切的“大词儿”，果真与本书的主人公——张充和，紧密相关么？或者可以这样问：把“张充和”这么一位生活轨迹似乎始终游离于这些“大词儿”边缘的人物，放在这些“大词儿”中间，果真有意义么？其意义，究竟又在哪里呢？

已经不只一位友人这样问过我：为什么要写张充和？以你这么人世落俗、血火俱全的人生经历，写写“大时代”、“大史诗”多好，为什么这些年来，你却要一再搔断青丝，落笔写云淡风轻的“最后的闺秀”张充和呢？其实，我也同样一再问过自己：除了天性中的“老人缘”，你为什么会关注作为书写对象的“张充和”呢？“张充和”打动你的，究竟是什么呢？

确实，面对那个张充和讲述中随时牵扯出来、铺染出来的“大时代”、“大史诗”，张充和这个人和她的故事——如同她自己在讲述中一再强调的那样——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她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却恰恰就在这“不重要”之上。

——如果说，上述那些“大词儿”的“历史”，是“重”，身在其中的“张充和”，就是“轻”；是万千种“有”，“张充和”，就是一种独特的“无”。如果说，腥风血雨的二十世纪“大时代”、“大历史”总是在“变”，大半世纪以来始终气定神闲、不急不缓地写诗、习字、拍曲的张充和，却是“不变”的；如果说，“大时代”、“大史诗”的故事是一幅画上的真山真水，“张充和”，就是山水云烟间的“留白”；如果说，书写“大时代”、“大史诗”意味着“进入”，书写“张充和”，则就意味着“淡出”和“游离”。我想，对于今天这个世界，张充和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在“无”、在“不变”、在“留白”、在“淡出”与“游离”之上。

——我无意于以一种矫饰的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的态度，去故作闲适地否定“大时代”、“大史诗”的那个“重”、那个“有”、那个“变”和那个“进入”。张充和的身影和故事叠印其上，套用拙文的一语，只是“时代风涛”中的“笙曲弦管”；套用张充和《小园》的诗句，即是“但借清阴一霎凉”。但是，在一个处处强调功利至上、物质至上、利益至上的“有”的世道中，我们需要一种超然物外、“无用之用”的“无”；在一个追求“与时俱进”、随时在“包装”、“炒作”、急速旋转、追逐“改变”的时尚世界里，我们需要一种安静、恒定、优雅、从容的“不变”；在一个处处为实用、实利、实权、实业打拼得头破血流的饱和年代，我们需要一种灵魂的、心智的、审美的“留白”；在当今那一道道或者纸醉金迷、灯红酒绿、酒池肉林，或者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设防的俗世俗流之中，我们需要一种只为琴棋书画存在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淡出”与“游离”。当然，这一切表现在张充和身上，都不是刻意为之的，也都是形态散淡的；可说是亦儒、亦道、亦释，又非儒、非道、非释的。但是，有一点特征，却在其中显现得异常鲜丽明晰：那就是——无论张充和的诗、书、画和昆曲，或是她的行止风范，都充分浸淫着、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人文化那种美丽优雅的风华。

“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大史学家陈寅恪集后半生的心血精力写完《柳如是别传》之后，留下的著名诗句。学识人格浅陋鄙俗如笔者，自是不敢与雄山大岳的陈师及其巨制相比。但是，历史有腥风血雨，也有明月清风。面对二十世纪这么一个血火纷争、人性失衡、传统凋零的多难世道，张充和对传统审美价值的那一分坚守，对纷扰俗世的那一分清淡从容，同样有“诗”，或者说：这本身，就是“诗”。笔者有幸为张充和身上体现的“明月清风”——这么一番如同乱世间的一泓清泉、血火中的一霎凉荫的诗心、诗意、诗境，留下一点记录，毋宁说，此乃命运赐予我的一个良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血脉香火的传承，赋予我的一种责任吧。

本书成形结篇的日子，恰遇一个仿若隐喻一般的天象(古人不是相信“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么？)——今昨两夜，据言为近十二年间月球轨道距地球最近者，月亮比常态圆月大百分之十三、亮度高百分之三十云——关于月亮，尤其关于“月圆”和“圆月”，古来中国文人有过无数美好的譬喻，留下过无数隽永的诗篇。在审美的谱系里，幽雅的“月亮”，总是与耀眼的“太阳”相比对的。“张充和”在光谱中的色系，自然是偏于前者而远离后者。搁笔之时，我就把当晚踏月归来口占的诗句，作为这本祈望抒写”清风明月“的小书的结语吧，为一种圆满，也为一片清辉——

澄天巨月圆，凛凛鉴山川。

水淼海云接，边荒雁阵连。

冰心吐皎洁，静气出真元。

世乱生天眼，清光镜我泉。

诗成于二。一二年五月六日夜

文成于五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耶鲁澄斋-康州衮雪庐

【周有光】——今天四对夫妇，顾传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

【欧阳中石】——无论字、画、诗以及昆曲，都是上乘，很难得。她一贯保持原有的风范，格调极高。像昆曲，她唱的都是真正的、没有改动过的。书法上的行书、章草非常精到，尤其章草极雅，在那个时代已是佼佼者。

【余英时】——有光先生说得十分准确：“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四姐妹中我闻名最早、相识最久、相知最深的则是充和。

【许倬云】——她是我的长辈，九十多岁高龄，笔力依然如此劲秀！可佩！

【白先勇】——对张充和女士，我是敬佩的——琴曲书画，当今才女。

【董桥】——充和先生送过我一幅墨宝我已然很满足了，我迷她的字迷了好多年。

【陈平原】——掰着指头算，依旧健在的北大中文系系友，会写字的虽不少，但如此优雅，且又如此高寿的，没有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