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知道韦尔斯和《世界史纲》,知道房龙和《人类的故事》;更应该知道自己的韦尔斯、房龙,自己的《世界史纲》和《人类的故事》。
宫廷的轶闻韵事,是最富神秘性的,同时也是自古以来,文入学士及一般人所喜谈述的;惟其富于神秘性,难得真相,捕风捉影,遂在所为免;于是好事者为迎合世人心理,而向壁虚构的故事,也层出不穷了。
笔者是素留心明清史事,并有意撰写趣味化中国近代史书的,因此,多年来,在故宫博物院直接搜集材料时,也颇留心这许多问题,幸有所发现,……以纠正世俗讹说,并便一般读者。
本书内容包含了天子(光绪帝)、庶人(大刀王五),更有宫廷最高主宰,也是统治了中国四十七年的慈禧太后的言行。
《晚清宫廷与人物》,是作者十余年在台湾撰述近代现代人物的一部分,全书包含了天子、庶人,更有宫廷最高主宰,也是统治了中国四十七年的慈禧太后的言行。尽管内容是如此广泛,但却围绕一个主题,就是这里出现的人物都是与中国近代兴衰有密切关系的。
对于这些人物的描述,除开着重他生平大关大节以外,个性也是注意的重点。“李鸿章的中堂脾气”,自信是同类性质的书籍中所未前见的。读者由此可窥见“大人物”个人修养的重要。“耍脾气”、“使性致”一时冲动,国事却蒙受不幸影响了,真是“不吉慎哉,可不戒哉!”
记录这些人物言行的凭藉,都是可信赖的史料,绝没有采用道听途说的野人之言。
光绪帝的读书生活
光绪每日上书斋,都由太监抱来,当时他还不过六岁呢!功课相当繁重,先拉弓,次授蒙古语,次满语,然后汉书,而汉书教材则是成人都难完全了解的四书五经,生吞活剥地教他诵读!
偶阅书刊登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幼年读书生活文字,不禁想起八十余年前清光绪帝的读书生活——他正是与英国前一女王维多利亚同时,只是没有像“我们的儿童”一样受着合理的教育,以致不能肆应三千年来的大变局。
光绪帝即位于公元一八七五年,时只四龄,按现代教育家看来,只不过相当于幼稚园班的学龄,但光绪二年(一八七七年)他就正式入学了。先是,这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始发蒙,他的汉文师傅是翁同稣、夏同善,另外还有满文、蒙文师傅,当这“发蒙”典礼开始时,他也是和现在一般小学生一样坐在矮桌旁,翁师傅首先用墨笔写下“天下太平,正大光明”八字,然后即用朱书仿格(即俗所谓红描字)扶着光绪帝的手握笔描画这几个字,再以帝鉴图进,指点出尧舜大禹的图像,又写“帝德如天”四字叫帝口诵,又读满文字头“阿”,就是这样完成了“发蒙”礼。以后每天就按时到书斋,一连十几天就用描红写“天下太平”等字,有时翁师傅也讲说些故事,因此很引起光绪帝的兴趣,更使得两宫太后慈安、慈禧欢喜得落眼泪——翁同稣日记光绪二年十一曰:
“入见东暖阁,懿旨云:皇帝向学,即尔等退后犹寻检书籍,温熟字号,无他戏弄;又言:可谓近君子远小人,所谓帝鉴能为两宫言之,今日上体稍不适,本辍讲,犹屡催宣入讲,语次因流涕久之。”
四月二十日,光绪帝正式入学,亲诣圣人堂行礼后,翁同稣等晋见先行君臣礼,帝即降座临轩向翁等一揖,以示尊师重道,从此就正式开始读书生活了。
就翁同稣日记看来,光绪帝每日上书斋时,或是太监们拥抱而来,因为他当时还不过六岁哩!可是当时的功课却相当繁重,每日先拉弓,次授蒙古语,次满洲语,然后汉书,而汉书教材则是成人们都难完全了解的四书五经,生吞活剥地教授他诵读,有时帝也真能表示出“圣明天纵”,“少年老成”说几句大人话:“闰五月廿四曰:上读书极好,指书内财字曰:吾不爱此!又曰:吾喜俭字。”“七月廿八曰:日来正讲人心道心之划,上曰:吾作事皆依道心也。”——翁同稣日记中虽有这些有趣的记载,但大体看来,翁日记中有关帝读书不顺利的记载却要比这有趣的文字多:“生书犹可,熟书背一号,忽欲哭,百方鼓舞,终不肯读,竞无如何”。“生书涩,熟书亦未顺,勉强迁就,口吃甚,忽不乐,不可解也,百方对付”。如这样文字不一而足。为什么会如此呢?翁氏自己常自省,以为是他本人不诚敬所致,其实就现代教育学眼光看来,完全是教材太艰深,进度又太快所致:四月二十日始入学读《大学》,六月十三日就讲读完毕,接读《中庸》了——学庸,可说是四书中最深奥的,而竟以之教一个六岁的儿童,并且每天讲新的一段后就须读二十遍,然后再将先日所讲熟书读二十遍,隔一日还须背诵,试想想他如何接受得了——但是光绪帝姿质聪慧,功课虽然重,他却很努力,当时一方面读四书,一方面读唐诗,“九月十七日,读甚好,白氏乐府上口者三四首矣,亦皆通其义也”,这时距其初入学还不过半年。
现代教育家以为对于儿童教育应设法多加鼓励而少予责骂压抑,这一原则可说是古今一样,作为皇帝师傅的翁同稣也是颇能领悟的,翁日记有云:“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六曰:读时生书不佳,前两号吃力,竞至不能读,乃先写字,因点画浓厚有力,称赞数四,而阳气溢于大宅,乃悟此数十日未免太抑之故,极力鼓励遂读,竟学庸等熟书声亦高矣,以寸纸书数字请以朱笔圈之,意欣然也,并令随侍等读甚好。盖上性高明,不喜人敦迫,然好谀之病,亦当深凛,他时记取臣言。”“十一月十五日,太后谕及书房功课,连日不顺,须加夸誉乃可,乃竭力鼓舞,一切皆好,竟为二十日来第一日”。翁氏虽然认识鼓励比压抑好,但他却不知道这是一般儿童的天性,而以为是光绪帝个性好谀颂,因此接着天天讲说忠言逆耳的道理给光绪听,同时一向保守固执的醇亲王(即光绪帝的本生父),闻说光绪帝时常不愿按书房规矩背书,认为是大不合法,特至书房正色告诫,使光绪帝“为之悚动”,醇亲王且致书翁师傅力言每日读书遍数不可减少,并须议罚则,一切师傅为政不可授权于帝,因之翁氏不得不照办,偶遇光绪帝不愿读书或不背书时就“以罚书数十遍相要挟”,不免引起反感。
平心说来:光绪帝当时确是很好学的,不仅每日下书房回寝宫后仍时时看书,就是新年中也按日到书房,且时有自动领悟,翁日记三年正月初六曰:“余偶讲逸诗,上即翻述而不作注内孔子删诗书诗一句为证,此注从未讲过,不知上何以领会至此。”后来甚至宫廷中有大庆典演戏剧时,他都能“戏台下看书”,翁日记有云:
“光绪五年五月二十九曰:上自廿五日起,两日在宁寿宫未曾入座听戏,略一瞻瞩,便至后殿读书写字,二十七八日则仍到书斋一切照常也,上云: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又云: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
“光绪六年六月廿五曰:宁寿宫听戏,慈禧太后未到,遥瞻御座,仍如去年之未久留也。”
六月廿五日起的戏,是为着庆祝光绪帝“万寿”的,而他却不去听戏,真是很难得了。光绪十年十月初七日起,为着庆祝慈禧太后“五十万寿”,宫中一连演戏十日,慈禧对之殊感趣味,但光绪帝仍不去听戏:“十月十七曰:初有书房,上云连日喧聒,颇倦……。每日只在后殿抽闲弄笔墨,不欲听钟鼓之音。伯王云:后五日上或在廊或出至庭下站立,太后有两次出御台前黄座,上只在东间室内未出”。可见光绪帝资质是很可造的,只可惜翁师傅等只认识他是“皇帝”,而没有认清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儿童!因为只认识他是皇帝,随时随地都不容许他随便嬉笑,一切都要合规矩,上书房时不能弄铅笔,不能弄眼镜,不能弄时表;但是这却是一个好奇心强的儿童所欢喜的,翁师傅不懂得儿童心理学,因此不免时常为这些事与帝争论,甚至“声色俱厉,声彻户外”,逐渐地使得这位幼主不能忍耐,终致激发帝怒,翁日记光绪九年二月初八日云:“巳正二刻方入座,熟书已于还宫前读毕,惟余生书而倦怠迁延,竟不欲读,不免声色遽疾,午正一刻始勉强读完,方退食,而内监来云传余人,至则上竟出殿由东阶趋角门将出,群监跪请还不能得,余三人(翁与孙家鼐等)序立从容致辞,先以书房规矩不宜如此,继言当检书目,若有图画可以展览,始首肯回殿,膳照常进后,看盘山志,余因陈哓哓不已,诚臣之过,然迫切出于悃忱,实不容己,上亦欢然释此郁结矣,静思讦直非启沃之法,然因循亦玩偈之渐,何处是著力之原?”又同年五月初二日有云:“到书房,因口疮不愿多读,孙燮臣强欲讲书,则大拂意,午初二退,则犹不下座,甚至掷破一碗,郁怒未已,余等力劝始入,膳后先着人问减几许?余对曰:上怒平否?已平则好说!且余等有话面陈也。比人写字如恒,熟书又不肯读,圣性如此,刚柔两难着力。”
师傅们既感觉“难着力”,只有奏陈太后,但是以皇帝之尊,也不能责骂,只有命师傅们每日立功课簿,详记读书时刻,功课内容如读某书某号作何诗属何对等都一一详记,按日呈皇太后阅览,同时每月所作论文、诗对也须按月呈览,有这一措施,翁同稣说:“上意悚然,颇自振兴。”
P14-19
这一册《晚清宫廷与人物》,是我十余年在台湾撰述近代现代人物的文稿的一部分,可说是半年前刊行的《民国政治人物》之姐妹篇。就一般兴趣说来,可能这一册更能适应读者的需要。
全书内容包含了天子(光绪帝)、庶人(大刀王五),更有宫廷最高主宰,也是统治了中国四十七年的慈禧太后的言行。
尽管内容是如此广泛,但却围绕一个主题,就是这里出现的人物都是与中国近代兴衰有密切关系的。尤其是晚清办理对俄交涉的几位重要角色都在这里先后出场,就此时此地而言,实在不仅是应景而已!
对于这些人物的描述,除开着重他生平大关大节以外,他的个性也是注意的重点,“李鸿章的中堂脾气”,自信是同类性质的书籍中所未前见的。读者们由此可窥见一位“大人物”个人修养的重要:“耍脾气”、“使性致”一时冲动,国事却蒙受不幸影响了,真是“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记录这些人物言行的凭籍,都是可信赖的史料,绝没有采用道听途说的野人之言。但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希望读者指正。
近三四年来,台湾读者欣赏传记文学的兴趣似乎与日俱增。左舜生先生在香港目睹侨胞对于中国近代史事与人物竟是茫无所知,也著笔描述一些名人如林则徐等。在这一趋势下,这一小册子的梓行,也算是赶上热闹了。
吴相湘
一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