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仅按许广平要求写了介绍信寄给许寿裳，他还另专写一信直接寄王云五，王云五与许广平当面商谈，事告解决。许广平曾有一信致胡适：“六月九日奉到马、许两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尝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事情发展好像很顺利，可是商务馆印鲁迅全集事终未成功。原因不是王云五，而是北新书局坚持不放弃版权。胡适在此事一开初就一语直奔要害，不幸而言中，到底是熟谙出版流程的行家。
马裕藻与胡适还有一段来往，也很说明二人的关系。
1920年胡适有病，到1921年，胡在《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中记述道：“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病。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对于中医的价值，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而且对立非常严重。千年以来，本无异见，但自从晚清开启国门，西医学说进入中国之后，中医是否科学，就一直成为争议不休的话题。胡适本也是反对中医的，反对中医的名人大有人在，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都是非同小可的重量级人物，但中医并未因名人乃至政府当权者的反对而衰落消亡。
胡适在他1923年日记中记道：“思永的病今天很重了，终日出汗多次，饮食不进。陆仲安看，说没有大希望了。思永为三哥振之之子，三哥病肺痨三年，将死时始生此子。永幼时手足骨节处皆发现肺结核，故两指与一手均拘挛不能伸直。”“他的病，据陆仲安说，‘虚劳已成’。今日尤使我们恐慌。”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因自己病被陆治愈，对陆仲安特别信任。
就在上述胡适文章中，还记述了马幼渔之弟马廉的病情：“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
由是胡适开始不仅相信西医，也相信中医了。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孙中山12月31日抵京，其时孙已是肝病重症在身。1925年1月20日，协和医院诊断孙为肝癌晚期，并进行了手术，但病入膏肓，回天无力。孙中山2月18日出院回家。宋庆龄建议请陆仲安来，但孙中山不信中医，拒绝中医诊治。胡适素来推崇孙中山，孙中山对胡适也有深刻的良好印象，胡以自己1920年的亲身经历劝孙试试，于是孙同意让陆仲安来。陆仲安望闻问切之后，开了药方。依方炮制服下后，脚肿消退，体温与呼吸均有改善，虽然没能挽回孙中山的生命，但在减轻症状，延长生命上起了一定作用。迁延至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其后，中西医之争一直不断，直至21世纪。最有名的当属汪精卫授意的1929年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在没有中医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竟通过了取缔中医的法案，引起全国中医抗议。北京中医施今墨、孔伯华率华北中医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并挑战西医，要求进行中西医比赛。比赛方法是集中十二名疑难病人，由西医任选六人，其余六人由中医诊治。结果中医将六人全部治愈。更有戏剧性的是，当时汪精卫岳母患恶性痢疾，西医没治好，施今墨给治好了。施大夫开了十天药，汪之岳母问何时再来，施回答：“三天痢疾止，五天胃口开，十天痊愈，无须再来。”结果一如所言。
其实，中西医各擅胜场，西医是显微镜，看得仔细真切，中医是广角镜，看得宽广全面，两者结合则效果更加显著，互相伤害，吃亏的只能是患者。
1935年马裕藻因高血压、脑动脉硬化中风，病情险恶，继任国文系主任的胡适与马裕藻夫人陈德馨商讨治疗方案，胡特请协和最负盛名的魏毓麟大夫（西医）诊治，一年后，马重返北大国文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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