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时光如同滤纸，滤掉的大多是那些看似习以为常的平常。这就如同我们得病时需要吃药，而往往鲜少知道这个药是何人发明的；而那些救活人性命的神奇的手术，又是由何人首创？随着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国的中医药走向世界的现状，以及院士遴选制度，一时间都成了社会的焦点。
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几十年来严重地忽视了医学界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一批真正可以用“爱国”与“卓越”来形容的老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走向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长期被忽视，这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莫大的损失——假使我们有一个适合科学家发展的环境和向世界推介、宣传我国科学家成果的机制，中国大陆绝不会拖到21世纪才获得了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是我负责的团队历经两年有余，对这些可敬的“两院”院士做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最直接的感受，甚或是一直憋闷在心底里的愤懑与嘶喊。
2002年，中国医学界健在的“两院”院士共有40余位，我们先后接触、访问了37位，他们当时的年龄从60到90多岁不等，在整个访问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最大的共性有二：
其一，他们一致爱国。像首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胸部及心血管外科奠基人吴英恺，作为美国一家大医院的首位华裔外科主任，当全面抗战开始，他抛弃“高官厚禄”毅然回国——冒险坐上装满弹药的船先到好望角，穿过纳粹深藏在大海里的潜艇防线，然后再一路跋涉到印度，乘坐军用机飞越“死亡航线”驼峰线到重庆。临行前，美国的院长竭力挽留：“你留下了就可以接我的班了，再说中美都是盟国。”吴英恺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更残酷，那里是我的国家。”
在访谈时，老人绝少谈在重庆给蒋介石、宋子文这些显要人物治病，谈的多是如何医治伤兵和平民。都到了92岁高龄了，吴院士仍坚持每周两次到医院看普通门诊。须知，吴院士在世界范围内，有30多种手术的首例都是由他实施的，他是一位“让院士们崇拜的院士”。
第二批像周同惠、王世真、薛社普、梁植权、吴阶平等院士，他们都是20多岁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并从事着待遇优渥的研究工作。1949年，他们集体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强烈要求回国。由于他们中不少人是从事核医学等前沿学科研究，一直拖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周恩来斡旋，用朝鲜战争的美军战俘交换回到了国内。
第三批像吴旻、刘耕陶、巴德年、于德泉、朱晓东等院士，都是20世纪50年代后或是出国留学或是长时间在国外从事研究工作。
其二，他们这个群体的共同点是“鲑鱼返乡”式的决绝归国。鲑鱼嗅觉灵敏，能从800万升的海水中分辨出自家乡水的味道，一旦嗅到家乡水的味道，即刻就逆流而上数千里洄游返乡。那种壮行是真正的赴死舍生——成功返乡的鲑鱼的比例只有千分之四，其目的就是回到祖先聚居的那片砾石滩孕育繁衍。而这些决绝归国的科学家们，心心念念的无外是：报效国家，服务同胞！
我有幸亲近院士这个伟大的群体，并按照国际口述史协会的访谈规则完成了部分院士的口述历史。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为科学家立传，为科学研究立言，为倡导科学精神立德。
关中民谚有云：日子好过，遇合难。就是说再好的事情，碰不上合适的协作伙伴都是枉然。从这项工作的开始至今，我算是有幸之人：开始筹划这个项目时，就巧遇了时任华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刚和李德福，是他们这间民营公司慷慨地为访谈工作提供了经费支持，才使得我们这个工作小组在国内第一次用口述史的方法完成这一颇具规模的访谈工程，首先感谢他们。其次要感恩我们这个团队，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境遇非亲历者实难感知。顾因明这位亲如家人的老大哥，用他的学识与睿智亲力亲为，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访谈；像“睡在下铺的兄弟”一般的张兴杰，一边要访谈，一边还要掌机拍摄所有的访谈对象；而无论平素工作多苦多累，总是一脸笑眯眯的艺术家舒阳老弟，我至今记得他背着一个大包匆匆奔忙的身影。特别要感谢的是负责沟通、联络院士们的张俊敏博士，她的负责认真令我动容——访谈开始时她刚身怀六甲，而现在书要出版了，她的宝贝女儿也要上高中了。她留给我的记忆则是：平日里拖着日渐沉重的身子，上车下车、风来雨往……
这本书能顺利面世，更要感谢老友郭银星博士和她的同事曾辉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正是大家拾柴，方为这个多舛的“新生儿”煨起一堆温馨的篝火。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