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专著的《孟子》在两汉时期已受尊崇。到五代后蜀刻石《十一经》，《孟子》成为其中之一经，开始列入“经书”。南宋朱熹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为之集注。到了明清时期，“四书”成为科考八股选题的渊薮，《孟子》的地位变得十分崇高了。《孟子》一出，汉以来注家纷出，特别是两汉、宋、清几个朝代，或训释，或阐述义理，相关著述极多。

今《孟子选注》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结合其他所能看到的版本，对《孟子》作了校勘，并作注解。

《孟子》中有其诸多的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对后世有巨大的启迪意义。孟轲专著的《孟子选注》为同学们作了选注，供大家学习参考。

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选注》中的《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下

公孙丑上

公孙丑下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下

离娄上

离娄下

万章上

万章下 

告子上 

告子下 

尽心上 

尽心下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

《孟子》导读

梁惠王上

孟子古代男子的美称，特指有学问者见梁惠王梁惠王，即魏惠王，名□（ying），谥惠。公元前362年，惠王从旧都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大梁（今河南开封），故又称梁惠王。王日：“叟老丈，长者不远千里不远千里，不以千里为远而来，亦句首助词将有以可以利吾国有以利吾国，对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乎？”

孟子对回答日：“王大王，指惠王何必日言，提及利利益，亦只有仁仁爱义道义而已矣。王日‘何以利吾国’，大∞夫大夫，职官名，位在卿之下、士之上日‘何以利吾家大夫的封地’，士最底层的贵族、庶人庶人，老百姓日‘何以利吾身’，上下交互相征取利，而则国危矣！万乘sheng古时战车一辆之国万乘之国，谓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此时的魏（梁）国即是万乘之国，弑shi以下杀上，此指臣下杀死君主其君国君者，必一定是千乘之家大夫的封地，借指大夫。千乘之家，谓拥有一千辆战车的大夫；千乘之国千乘之国，谓拥有千辆战车的小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占有千万取千，一万辆中占有一千辆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如果为后义后义，把道义放在私利之后而先利先利，把私利放在道义之先，不夺指夺取国君的产业不餍yan满足。未有仁指讲仁爱之人而遗遗弃其亲指父母双亲者也，未有义指讲道义之人而后把…傲在后面其君后其君，怠慢其国君者也。王亦只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水池上旁边，顾注视鸿雁、麋鹿，日：“贤者贤者，有德之人亦乐1e喜欢，享受……乐趣此乎？”

孟子对日：“贤者而后乐此句谓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享受此种乐趣；不贤者不贤者，无德之人虽有此，不乐不乐，谓因无德而致国破家亡，无法享受此种乐趣也。《诗》《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当时士大夫言谈中多引用之云：‘经始经始，计划开始建造灵台灵台，台名，经计划之营营造之。庶民庶民，众多百姓攻努力建造之，不日不日，不到几天成建成之。经始勿不要亟着急，庶民子通“滋”，多来子来，来得很多。王在灵囿you灵囿，园名，扈you鹿唐鹿，母鹿攸所伏隐藏，居住。扈鹿濯zhu6濯濯濯，肥胖有光泽貌，白鸟鹤鹤鹤鹤，即“嵩（he）蔼”，羽毛洁白貌。王在灵沼灵沼，灵囿里的池塘，於wu叹词轫ren充满鱼跃语出《诗经．大雅．灵台》。’文王文王，周文王以民力为建造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称谓其台日灵台，谓其沼日灵沼，乐高兴其指文王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xie同乐，故能乐享受乐趣也。《汤誓》《尚书》篇名，记载商汤伐桀时的誓师之词日：“时此，这日太阳，借指夏桀害同“曷”，何时丧丧亡，消失，予我及与女ru汝，你偕同亡消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独乐，独自享乐哉？”

梁惠王日：“寡人寡人，寡德之人，诸侯自称之于国也，尽心尽心，费尽心力焉耳矣焉、耳、矣，并句末语助词。河内河内，战国时指黄河以北地区，属魏地凶饥荒，则移迁其民于河东河东，黄河以东地区，亦属魏地，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如此。察考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用心，谓替百姓打算者。邻国之民不加更加少加少，减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加多，增多，何也？”

孟子对日：“王好hao喜欢战，请表敬副词以战喻以战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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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逐渐走向衰落，“尊王”旧制逐渐淡出，各诸侯国遂蜂起争霸。面对群雄鏖兵、纷纭复杂的状况，众多思想家纷纷推出自己的政治学说，试图借以解决国家的权力与统治等重大问题。

与庄子生活年代（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相当的孟子，作为战国时代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也仆仆奔驰于道途，往来诸侯国间，希图得诸侯国君主的任用，推行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集中与维护统治者的权力与统治。

春秋战国时期的权力与统治问题，主要表现在诸侯国与诸侯国（包括周王室）之间的关系、诸侯国君主的地位、统治者与“民”的关系等方面。《孟子》以其语录体、对话式文字就上述几方面构筑了自己的学说体系。

首先，战国时期，周王室的权力已名存实亡，整个社会已不是一个周王室统率众多诸侯国的一主多从局面，而是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平等争霸，要么被统一，要么统一天下这样的状况。孟子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作出了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抉择。他摈弃了孔子“尊王”、“克己复礼”为周王室“正名”的思想。尽管他未明确提出“霸道”，但从“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这些话的语气中可见个中消息——表面的王道，实际的霸道。孟子基本承认了管仲的助齐称霸，认为只要战胜别国，就可以成为各诸侯国的“共主”，取周王室而代之。而“仁政”就是他所推行的战胜别的诸侯国的致胜法宝。

在孟子的学说中，“民”的地位较孔子时代有了明显提高。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认为民众的反应是考察所任用者贤愚的标准，“国人皆日贤，然而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这是春秋时期“天听自我民听”这种思想的具体化。孟子对“民”的地位的认识，得之于对“国人暴动”及众多“民溃”记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历史文献相关内容的升华。

孟子学说中的君主，其君位的稳固性已大不如前。孔子时代，主张“正名”，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法，如果臣下杀死了君主，则用专门语词“弑”载于史书，要受礼法的制裁，因而君主的权威与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孟子则认为：如果君主无仁无义，则是仁义的贼害者，是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是无所谓“弑”君的。孟子更从君臣关系角度重新确定了君主的地位。他认为一国之君，负有治理四境的责任，如果有大过而又不听从谏劝，贵戚之卿可以废君另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天命无常，君位已不是那么永久不可动摇的了。

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行政统治的关键。如何解决君与民的关系，正是战国时期各思想家所必须面对的。基于对“民”的地位的认识，孟子用“仁政”来协调、解决作为统治施行者的“君”与作为受事者的“民”之间的关系。那么如何实行“仁政”呢？也即怎么做才算是“仁政”呢？孔子时代，“仁”的要求主要指向民、人，君位相当稳固，只要对民人小施恩利即可，而民人则要受一系列礼法、纲常的约束。孟子的“仁政”，则直指君主，要求君主“制民之产”，使民人有恒产，进而有恒心，这是使民“向善”的保证。要求君主为民父母，保民而王……

“仁政”的提出，基于对“民”的地位的认识，更有其一定的哲学基础。这就是孟子提出来的“性善”学说。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都具有最基本的道德品质的萌芽，都有向善的本性，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端。这“四端”发展起来，则可成为“仁、义、礼、智”四德。君主应坚信民人都具有这种善性，并把自己固有的恻隐之心发扬出来，扩而充之，推行到行政中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这就是“仁政”了。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古国名，故城在今山东邹县）人。或是因为邹地近于孔圣人之乡，孟母又“断织”、“三迁”，注重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加上孟子拜师受业于儒者，所以孟子十分自然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学说，以圣人之徒自许，以捍卫先圣之道自任，进而以继承圣人道统自居。与孔子“栖栖皇皇”不遑暇处一样，孟子也曾往来穿梭于诸侯国间，推销自己的“仁政”学说。然而其前景一如孔子的黯淡。孔子因其“尊王”一说一开头就失去了诸侯国君之心，而经过改制的孟子学说虽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但他仍未充分认识当时“强侵弱，众暴寡”的纷争现实，较适合于统一国家和平年代的孟子学说在当时仍显得“迂阔而不能用”（《史记·孟荀列传》），孟子只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同上），留待后来君主的“采择”了。

《孟子》在两汉时期已受尊崇。到五代后蜀刻石《十一经》，《孟子》成为其中之一经，开始列入“经书”。南宋朱熹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为之集注。到了明清时期，“四书”成为科考八股选题的渊薮，《孟子》的地位变得十分崇高了。《孟子》一出，汉以来注家纷出，特别是两汉、宋、清几个朝代，或训释，或阐述义理，相关著述极多。

今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结合其他所能看到的版本，对《孟子》作了校勘，并作注解。

潘新国余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