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伦敦编著的《海狼(全译本)(精)/世界文学名著典藏》主要描写了主角亨甫莱·凡·卫登在旧金山因海难落水遇救，被一艘猎海豹的船强迫带到日本附近海域，九死一生逃出险境的经历。写了许多在太平洋上的航行和捕猎海豹的细节：浓雾、风暴、季候风、对海豹的拉网式的捕猎和棒打、雾墙内外的捉迷藏、海员的种种生活经历，十分引人入胜。

杰克·伦敦编著的《海狼(全译本)(精)/世界文学名著典藏》情节以亨甫莱·凡·卫登的海上历险为主线。凡·卫登是一位美国文学批评家，与朋友一道度完周末乘“马丁内兹”号渡船回旧金山，途中遭遇大雾，渡船被撞沉没。凡·卫登在冰冷的海水中苦苦挣扎，筋疲力尽，几乎失去知觉。这时，浓雾中出现了捕捉海豹的帆船“魔鬼”号，船长发现了凡·卫登，将他救起，但不同意送他回旧金山，而是强迫他随船出海，并逼他做各种苦活。船长拉森绰号“海狼”，他力大无穷，凭暴力手段统治着“魔鬼”号。

正文

“是渡船?”我问。

他点点头，又加了一句。“否则的话，速度不会这么快。”他轻笑一声，“他们在赶路呢。”

我抬起头，看见船长把头和肩膀都探出驾驶舱，凝视着大雾，似乎单凭自己的意志力就可以看穿这浓雾。船长面色焦急，我的同伴也是如此。他踉跄地走到船舷边，和船长一样，凝视着看不见的危险。

紧接着，一切就发生了，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浓雾似乎被楔子劈开，一艘汽船的船首霍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船舷上垂着雾帘，看上去就像是挂着海草的海神。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的人撑着胳膊肘，身体前倾，上半身已探出了驾驶舱。他身着蓝色制服，衣着整洁，神态镇静。在这种情形下，他的镇静自若令人敬畏。他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携手与之同行，冷静地审时度势。他平静地扫了我们一眼，观察着情况，似乎在确认撞向哪个部位，而全然不顾我们这艘船的船长气得脸色苍白，冲他大喊大叫：“立刻停下来!”

我回头一看，就意识到任何回应都是多余的了。

“找个东西抓牢了，别松手。”红脸男子对我说。他的怒气已烟消云散，似乎也感染上了那种超自然的镇静自若。“待会儿就会听到女人的尖叫声。”他说话的语气冷冷的，我不禁有点酸楚地想，他以前或许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还没来得及听从同伴的劝告，两艘船就撞到了一起。我们的船一定是被撞上船身了，因为我在船头什么也看不见，那艘奇怪的汽船驶出了我的视线范围。“马丁内兹”号陡然倾斜了，四处传来木头的断裂声。巨大的冲击力把我摔倒在潮湿的甲板上。我挣扎着，还未站起身，就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那声音如此毛骨悚然，笔墨也难以形容。我惊呆了。我想起救生衣放在船舱里，但刚走到门口，就被一股奔跑的人流冲了回来。以后的几分钟里发生了什么，我现在已回想不起来了，但我仍能清楚地记起我把救生衣从头顶的架子上取下来时，那个红脸男子忙着往一群歇斯底里的女人身上绑救生衣。这一幕，我记得清清楚楚。这一幕，为我亲眼所见：船舱壁上赫然呈现着一个锯齿状的洞口；洞口外，灰雾缭绕；蒙着坐垫的椅子上空无一人；船舱内零乱不堪，一派遭受突然撞击的景象；行李、手提包、雨伞、围巾，散落一地；那位先前读我文章的矮胖子先生，身上裹着救生衣，手里仍然拿着那本杂志，他一再地追问我是否有危险；那个红脸男子无所畏惧，拖着装有假肢的双腿忙碌着，为乘客绑上救生衣；还有，女人们尖叫着四处逃窜。

女人们的尖叫声噬咬着我的神经，也一定噬咬着红脸男子的神经。另一幕景象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矮胖子男人正把杂志塞进上衣口袋，神情怪异。女人们失魂落魄，乱作一团，她们个个花容失色，脸色苍白，张大着嘴，厉声尖叫。红脸男子气得面色发青，双手举过头顶，怒喝道：“闭嘴!闭嘴!”

见此情景，我哈哈大笑起来。可一转念，我就意识到自己笑得有点歇斯底里。这些女性是我的同类，如同我的母亲、姐妹。她们和我一样，在大难临头之际，做着垂死挣扎。她们的尖叫声让我联想起屠夫刀下小猪的惨叫声。两者如此相似，令我不寒而栗。这些女性，怀有最高尚的情感，最温柔的同情心，此刻，却张着嘴，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她们不想死，可她们却如鼠夹上的老鼠，孤立无援，唯有厉声哀号。

恐惧感令我在舱内一刻也待不下去了。我感到恶心，想吐。我走到甲板上，找个长凳坐了下来。依稀之间，我看见男人们奔跑着，叫嚷着，奋力地把救生艇放下水。这情景与书上所描述的完全一致。滑轮卡住了，所有的装置都无法正常运行。一艘满载妇女儿童的救生艇上没有塞好艇底的水塞，刚放下水，就灌满了海水，顷刻间，翻了船。还有一艘救生艇，一头已放下去，另一头却仍悬挂在滑轮上，就这么吊在那儿。那艘肇事汽船上的情景不得而知，但我听见大伙儿都在说，它没有理由不派救生艇来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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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美国文学受到了自然主义学说的影响。由于生物学、遗传学等科学理论的冲击，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倡导，一时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念成为了作家们尤为关注的话题。美国年轻一代的作家意识到在冷漠残酷的世界上，人的生命受自然环境和遗传因素的摆布，人类与自然界中的动物一样，必须屈服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和生物机体的冲动，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驾驭它们，自主地选择人生道路。因此，在自然主义的文学作品中，人都是在环境的压迫下，无奈地做出违背本意的选择；生命就意味着为生存而战。于是，19世纪末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品往往反映了两大主题：毁灭凌辱人性的社会制度和小人物的挣扎史。自然主义作家们将笔触伸向社会最阴暗的一面：战争、犯罪、妓女、贫民窟等等，因为它们能够真实地体现人类精神梦想的幻灭。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自身洋溢着自信不疑的乐观精神，同时又传承了浪漫主义传统，因此美国的自然主义作家的笔调虽然阴郁而苦涩，但仍带有昂扬向上的倾向，在主题上也多少显示出某种含混的性质。

在诸多的自然主义作家中，杰克·伦敦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杰克·伦敦(1876一1916)，出生在旧金山，成长在奥克兰。因为父母生活困苦，幼年的杰克·伦敦未能接受正规的教育，而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水岸边到处流浪。14岁时，他进奥克兰一家罐头厂当童工。15岁时，他在旧金山港口非法捕蚝。后来，他搭上一艘海船，到日本沿海和白令海一带捕捉海豹，沿途经过太平洋的许多岛屿，这些海上的见闻后来成了他写作的重要素材。回国后他在黄麻厂和铁路工厂做工，曾参加失业工人组成的“工人军”挺进华盛顿，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以后又在美国各地流浪，被当做“无业游民”关进监狱，罚做几个月苦工。1894年至1896年间，他回故乡后一边读中学，一边工作，还曾一度进入大学学习。1896年，阿拉斯加发现金矿，他加入淘金者的行列，去加拿大克朗代克地区淘金，在北国冰原跋涉挣扎了一年，但一粒金沙也没有淘到，还患上了坏血病，不得不两手空空地回家，但他却带回了比金子更宝贵的东西——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实实在在的写作素材，并了解了严寒的北方、形形色色的淘金者、印第安人和雪橇狗。这一切，包括北国无垠的雪野、明净的星空、苍莽的森林和凶猛的狼群，都成了杰克·伦敦日后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接着，他的足迹踏遍了英国伦敦的大街小巷。在日俄战争中，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到远东采访战事新闻，航行经过加勒比海和南海，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大农场，从此埋头读书写作，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

杰克·伦敦年轻时代的坎坷经历，海上的冒险生涯，以及对美国劳工状况的亲身体验，都为他以后在短时期内写出多部作品铺平了道路。他是个多产的作家，从1900年到1916年共写了50部书，收入达100多万美元。到了后期，杰克·伦敦逐渐脱离社会斗争，追求个人享受，生活奢侈，挥金如土。更为严重的是，他已濒于江郎才尽的窘境，除1913年发表的小说《月谷》是一部较好的作品外，再没什么有价值的作品问世了。经济上负债累累，生活上问题重重，精神思想空虚无着，他开始用吗啡麻醉自己。1916年11月12日，年仅40岁的杰克·伦敦因过量服用吗啡死亡。究竟是自杀还是药量计算错误所致，至今仍是美国文坛的一桩悬案。

杰克·伦敦的文学成就与其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坎坷的人生使他对社会人生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的作品涉及面很广，跨越了从海洋到北极、从城市到荒野的广袤地域，其主人公既有形形色色的人，如海豹猎人、船长、水手、作家、金融界的巨头、淘金的矿工，也有大自然中的狗和狼。这些故事大部分都可说是他短暂一生的历险记，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作品中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多元化的题材，以及作家本人的独特个性，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读者，比如，《热爱生命》就曾受到列宁的赞赏，直到逝世的前几天，列宁的手里还捧着这本书。

杰克·伦敦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博览群书。虽然幼时家境困苦，可他热爱读书，对文学怀抱着热烈的兴趣和理想。为了兼顾生活与学习，杰克·伦敦从10岁起就不得不半工半读，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把时间用在读书上。9岁前，杰克·伦敦就已经熟读了华盛顿·欧文写的西班牙游记——《阿尔汗伯拉》。他到日本沿海和白令海一带捕捉海豹，也没有忘记读书，在返航驶入旧金山湾时，他已经读完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涉猎范围很广，科学文学无所不读，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吉卜林、惠特曼、达尔文、斯宾塞、尼采等不朽的名字都在他的书单上。

杰克·伦敦是位个性复杂的作家。他一方面受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英国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学说、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也在他的思想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19世纪90年代，他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05年以后参加社会党的活动。1903年至19lO年期间他创作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位图；他还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他的满满一架书籍中有莎士比亚、丁尼生、坡和白郎宁等人的著作。但他真正信奉的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他藐视弱者，藐视这个道貌岸然的社会，甚至藐视自然；他相信暴力取胜，反对仁慈宽容，认定支配人类和其他生命活动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小说中，他嘲笑凡·卫登对生命的尊重，他说：“生命是一种酵母，一种发酵的东西，它吞噬别的生命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成功的生活就是像头猪一样活着。不是吗?如果任何东西都能用来交易的话，那么，生命就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世上只有这么多的水，这么多的陆地，这么多的空气，而生命却可以无限繁殖。大自然是个挥霍者。看看鱼和无以计数的鱼卵。从这一点说，再看看你我。在我们的生殖器官里也藏着成千上万的生命。如果我们有机会，有时间利用我们体内未曾孕育的生命，我们的后代就能繁衍成一个民族，占据整个世界。生命?呸!一文不值!最低贱的东西。它四处乞讨。大自然慷慨地把它抛撒出来。在能容纳一个生命的地方，大自然撒下数以千计的生命。因此，弱肉强食，直到留下的是最强大、最贪食的生命。”

与“海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主人公亨甫莱·凡·卫登，他原本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文弱书生，也就是“海狼”拉森所鄙夷的社会寄生虫，除了文学批评别无他长：“我当时在想，由于分工不同，我不必为了去探望海湾另一头的朋友，而费神去琢磨大雾啦，风向啦，潮水啦，航道啦什么的。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人就应该术有专攻。舵手与船长掌握了足够的航海知识，他们可以把成千上万和我一样对航海一窍不通的人送达彼岸。而且，我无须把精力分散在不同的事情上面。”但是当他身处在粗暴险恶的海豹捕猎船“魔鬼”号上的时候，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适应这个环境，而且表现出非凡的适应能力：为了自卫，随身携带腰刀；为了不激怒“海狼”拉森，处处忍气吞声；甚至为了能在荒岛上生存下去，亲手打死许多海豹。这些情节同样体现了作家“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但和海狼不同，凡·卫登并没有把超人哲学和进化论思想奉为人生的唯一真理。他始终是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人，在生存的斗争中从未放弃生命的尊严和道德准则。他同情“魔鬼”号上被“海狼”奴役的水手，同情他们的苦难和反抗。他在“海狼”面前察言观色、谨小慎微、忍气吞声，但从未丧失正义感或放弃是非观，关键时刻他的正义感、勇气和智慧都会爆发。凡·卫登显然代表了另一种声音，他是生活和道义上真正的强者。作家在这里力图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文明发展要求人有向善和道德追求，有对于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是暴力所无法战胜的；“海狼”的悲剧正在于把生物进化论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理论过于简单地套用到人类活动上来，并据此摒弃了道德信仰，从根本上否定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据杰克·伦敦本人说，他创作《海狼》的意图就是为了反对尼采超人哲学。1915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多年以前，在我创作生涯刚刚开始时，我就攻击尼采和他的超人思想，这就是《海狼》。很多入读了《海狼》，但没有一个入发现那是攻击超人哲学的。”但纵观小说，“海狼”的超人形象显得异常突出，而作家对超人学说的批判则略显苍白乏力，从这点来看，伦敦似乎未能实现自己的创作初衷。或者更准确地说，《海狼》体现了作家思想的杂糅性，一方面，他相信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推崇可以主宰环境与自身命运的超人，但对超人的崇拜和对环境力量的体察并未使之成为一个冷冰冰的进化论者，他仍心怀悲悯，仍怀抱深厚的入文主义关注，相信爱、正义与良善。《海狼》也许称不上一部完美的作品，它在结构上有拼凑之感，是情节剧、哲学辩论、旅行日志和罗曼史的大杂烩。但这些瑕疵并不能遮掩《海狼》的艺术魅力，它仍是一部激情四溢、充满生命力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