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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古人所面临的伦理上的两难困境，其中不乏一些相当有趣的问题。诸如亲情与国法孰先孰后；法律条文是否应该向全社会公开；敌人阵营里的起义者是否应该受到我们的热情接纳；一切的侵略战争是否都是非正义的；在利益足够大的时候，见利忘义是否才是weiyi合乎道德的选择……

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必要，然而古人的深思熟虑往往能使我们大吃一惊，而在我们认真听过他们的理由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在这些看似荒诞的理由之中确实饱含着真知灼见。古人的观念的确与现代人隔阂太大，以至于我们必须先从观念上懂得他们，然后才能够妥当地理解他们的言谈与举止，憧憬与顾虑，乃至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全书以学贯中西古今的现代视角反观古代中国社会，叙述旁征博引却流畅自然，直抵观念核心而不晦涩难懂。即便是最普通的读者也能看懂全书，在妙趣横生的文字中寻踪索迹，从中洞悉真知灼见，体会到智慧与思辨的趣味。

熊逸

中国当代一位重要的思想隐士，隐于市而专心著书的人。

熊逸，是一个笔名，只有极少的人识得他的庐山真面目。

熊逸坚持用这个笔名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用学贯中西的现代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经典和历史，历代的统治者们大多都有着一套套高明的剪辑和宣传功夫，他们是很会用真话来说谎的，而不上当的人永远是少数中的少数。要记住：看这本书的时候不要轻易就下结论，你掌握的资讯越丰富，就越能够体会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他可*不是仅仅把历史和典籍做了些通俗化的说明而已。

——喻古讽今让人眼前一亮，天马行空又论证缜密，嬉笑怒骂却丝丝入扣，掩卷舒眉似是醍醐灌顶。一整部书可手不释卷一气读完，大量后现代手法，轻松愉快，诙谐幽默，只觉行云流水，浮想联翩，而后顿开茅塞——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熊逸学贯中西古今、论述充满智慧与思辨，同时没有丝毫的晦涩难懂，相反，即便是*普通的读者也能看懂全书、并且为其真知灼见拍案叫绝。

在分门别类讲解了孔、孟、老、庄之后，熊氏综合开讲的一本有关中国古代哲学与政治的书。本书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详而具地展示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脉络与政治生活的抉择，包括忠与孝的困惑，刑与礼的矛盾，义与利的立场等等。充满了思辨精神的一本书。

——江流苏

这书涨见识。书里面有很多的迂回论证，这一点在老外的书中经常出现，好在熊逸更擅长讲故事，所以每个论证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虽然看的有点让人觉得绕，需要画导图，但是可读性挺高。看完之后再去看很多古装戏，对于爱情、忠义之类的桥段瞬间有种想吐槽的冲动，同时也让我联想到庆余年里，郡主、言冰云和范闲在很多观念上的冲突。相比之下这种穿越剧更容易调和古今观念差异。书里面对于很多观念的解释，揭示了即便在古代，尤其是周和周以后的朝代为啥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同时也解释了为啥儒家体系里有那么多自相矛盾的内容。

——拖刀笔吏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什么道德名法、义利权衡、忠孝两难、礼仪纲常，归根结蒂都抵不过一个“利”字，当利的诱惑性足够大的时候，一切都可以黑白倒置，一切皆能自圆其说。一言以蔽之，正如书中所说，道德（意识形态）本就是胜利者书写的语言。

——小辉

第一章

圣天子的违法逃亡

1

苏轼讲过，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起自孟子。孟子以性善立论，仿佛变成了一只靶子，不管谁看见他都想拉弓射上一箭。（《子思论》，《苏轼文集》卷三）当然，孟子有着和他的勇气颇相称的口才，所以不那么容易被人射中要害。

在先秦诸子当中，最善辩的人恐怕非孟子莫属了。在他迎击过的所有箭矢里边，我以为最刁钻的一支并非出自任何一名论敌之手，却是他的学生桃应射过来的。

桃应的箭矢是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舜为天子，皋陶为法官，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儒家传统里，舜是理想型的天子，皋陶是理想型的法官，舜的父亲瞽瞍则是一个理想型的坏分子。瞽瞍和那个同样卑鄙恶劣却占有自己的全部父爱的小儿子象一起，三番五次地安排毒计，大有不把舜害死誓不罢休的势头。尽管瞽瞍是一个坏到令人发指且坏得完全不可思议的父亲，舜却始终是一个无怨无艾、一心尽孝的好儿子。那么，对桃应的问题我们便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天子是完美的，法官也是完美的，如果天子的坏父亲杀了人，应该怎样处理才是对的？

对这个貌似需要长篇大论来反复论证的问题，孟子只给了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回答：“把瞽瞍抓起来就是了。”仿佛在孟子看来，桃应的问题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

在孟子的直截简略面前，桃应不免错愕，于是追问道：“难道舜就不加阻止吗？”

这个追问看来正在孟子的意料之中，而孟子继续给出了一个直截简略得近乎过分的回答：“舜怎么能去阻止呢？瞽瞍杀了人，当然应该被捕。”

桃应更加困惑了：“难道舜就这样任由父亲被捕不成？”

今天的读者已经不太能够理解桃应的困惑。在中国传统的法律理想里，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就是说，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皇亲国戚或任何特权阶级肆意作奸犯科而不受法律制裁，这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但在法理上毫无疑问是大大不该的。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儒家认为国家法理是家族伦理的自然拓展，孝道处于毋庸置疑的核心位置。桃应的问题便关乎法理，其言下之意是，舜如果听任父亲被捕服法，作为儿子显然有违孝道，那么以儒家的标准来看就很不合适了。

亲情与国法似乎不可兼得，换言之，对于此时的大舜而言，天子的身份与儿子的身份哪一个才应该是第一位的？桃应问题的刁钻之处正在于此，而孟子自然晓得其中的关键，所以最终还是给出了一个似乎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舜把抛弃天子之位看得就像丢掉旧鞋子一样。他会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走，逃到政府找不到的地方，度过快乐的后半生，快乐得忘记天下。”1

2

我们有必要把孟子的意见做一番粗略的整理：天子的父亲杀人，在这件事上，完美法官和完美天子分别有自己的一套行为标准。法官的行为标准是正常执法，绝不因违法者的特殊身份而法外开恩；天子的行为标准则有两条：

（1）作为天子，履行天子职责，不去阻挠正常执法，听任父亲接受最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裁。

（2）作为儿子，偷偷把父亲救走，一同逃离国境，在避世隐居中尽孝道以享天伦之乐。

“逃离国境”在这里是有显著意义的，它既意味着主动放弃天子的职务，也意味着主动放弃了子民的身份。于是，大舜对于他原先治理过的天下而言，既无天子之责，亦无臣民之义，而唯一余下的责任关系就是父子之道。这也就意味着，在孟子的理想规范里，血缘伦理优先于政治伦理，家庭亲情优先于社会责任。明代学者马明衡言简意赅地归结过这个道理：“皋陶但知有法，舜但知有父。”（《尚书疑义》卷一）

孟子的解决方案至少透露出两条主要原则：

（1）法律面前，理应人人平等。

（2）家事重于国事，家里的一口人重于全国其他所有人。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第一点完全不难接受，第二点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孟子似乎没有考虑到一个最基本也最原始的正义原则：加害者理应对受害者做出相应的补偿。那么，假如在瞽瞍杀人案中，受害者的妻儿老小来找孟子理论，孟子是不是真的可以应付裕如呢？

3

《搜神记》是一部奇特的书，书中的内容尽管充斥着看似荒诞不经的怪力乱神，作者干宝却显然是以严肃的史家姿态加以撰述的。在他看来，书中的这些事情哪怕再如何离奇古怪，读者都不应该以奇谈视之。所以，对于以下这则超乎常理的故事，至少干宝本人是笃信不疑的：

嘉兴有一个叫徐泰的人，自幼父母双亡。叔父徐隗将他抚养成人，待他比待亲生儿子还好。后来叔父生了病，徐泰很尽心地照料他。一天晚上，徐泰梦见两个人乘船而来，走上自己的床头，然后打开一个箱子，取出一本簿子对自己说：“你叔父的死期到了。”徐泰在梦里连连向这两人叩头哀求，后者终于心生恻隐，便问他道：“这县里面还有没有和你叔父同名同姓的人？”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自然知道这两个人要做什么：徐隗固然难逃一死，但可以找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代他死。也就是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将一个名叫徐隗的人带到阴司，至于这个人究竟是此徐隗抑或彼徐隗，那倒完全可以通融。这就等于抛给了徐泰一个道德难题：叔父当然是最亲的亲人，但牺牲一个无辜者的生命来挽救叔父，可以这样做吗？

最后亲情战胜了一切。故事的后文是，徐泰确实想找这样一个替死鬼出来，却实在想不出本县还有谁和叔父同名同姓，搜肠刮肚之下，只想到有一个叫张隗的，与叔父同名而不同姓。那两个人答道：“这也可以，姓名差不多就行。念在你苦心侍奉叔父的分上，我们就成全你的孝心。”言讫，两人消失不见，待徐泰醒来，叔父的疾病果然痊愈了。（《搜神记》卷十）

从故事讲述者的态度来看，徐隗、徐泰这两叔侄的感情是最令人动容的。他们虽然不是父子关系，但徐隗待徐泰如亲子，徐泰也事徐隗如生父。故事的讲述者显然相当赞同这种伦理关系，对孝道的认同超越了血缘局限。于是，讲述者的难题就是怎样处理那个张隗的结局——如果在表彰徐泰之孝道的同时加给他一个枉杀无辜的罪名，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索性就避而不谈好了。读者当然晓得张隗肯定是做了徐隗的替死鬼，但故事毕竟不曾明白地交代这一点。看来，在故事讲述者的道德权衡里，虽然认为徐泰枉杀张隗的做法不甚妥当，但终于还是褒扬其大体而不去深究细节了。

倘若我们给这则故事增添一点内容：假设张隗也有一个事亲至孝的儿子，其人还清楚知道了父亲的死因，他又该何去何从呢？——遗憾的是，在瞽瞍案件中被孟子回避的那个问题在《搜神记》里同样地被回避了。

自 序

近几年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观念史上，《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是计划要写的观念史系列的第一部，探讨古人对正义问题的纷纭复杂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认识。这个系列接下来还想写的有《古代中国的诗歌生活》，从社会功能而非审美的角度分析诗歌的历史流变；以及《古代中国的怪力乱神》，梳理古人信仰的历程与旁门左道的观念背景。

不同于将重点放在各大思想家与思想性名著之上的思想史，我所谓的观念史，关注的是各种流行一时的社会观念或社会思潮，当然，思想家在其中也扮演着或隐或现而不可或缺的角色。《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可以看作《谋杀正义——正义观念的心理根源、经典谎言与两难问题》的续篇，事实上后者原本是作为前者的序言来写的，是希望在进入具体的古代中国的语境之前，先做一番抽象的思辨性概述，结果想说的话太多，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一本书的篇幅，于是就拿出来单独出版了。

《谋杀正义》最先在香港出版，后来出大陆简体版时，出版方迫于市场压力，将书名改成了颇具公知风采的《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其实我对现实问题早已失去了关心，多年来过着足不出户、目不窥园的日子，不看电视不读报，如果不是因为显示器上总有新闻弹窗出现而我又不懂屏蔽技术的话，我会连现任国家主席是谁也不知道。

我总是对一些远离现实的东西兴味盎然，因为在我看来，那里边往往潜藏着一些更为本质性的奥秘，而其相关材料，只要我不惜气力，就完全可以竭泽而渔，不至于如现实问题那样只能让我拥有盲人摸象般的管窥视角。所以，我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正义是否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假定该命题为真，我也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我略知且关心的是，正义问题在抽象思辨中的逻辑终点及其在古代社会里的复杂呈现——《谋杀正义》聚焦于前者，《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聚焦于后者。

《谋杀正义》，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否定了迄今一切正义理论的自洽性，亦即无论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无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康德的定言令式还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以及其他种种试图给正义做出自洽性框定的理论都是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的。尤其是那种规则性的命题，当其被代入实际问题的时候，只要改变表述方式就会导致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答案。归根结底，正义只是一种相当模糊的、内部充满歧义的观念，对正义的诉求首先取决于对平等的理解。换言之，平等先于正义，对平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正义的不同理解。

刘宋王朝山阴公主的一段名言可以为之做一个虽然妥帖却略嫌有碍观瞻的佐证：“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太不均！”皇帝显然认同了姐姐的逻辑，欣然赐给她三十名面首。（《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

耐人寻味的是，在男尊女卑的世界里，女人通常只会在女人圈里寻求公平，想不到要和男人平起平坐。因为这实在是自然秩序使然，若颠倒这一秩序，在古人看来必会导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尚书·牧誓》）的灾难性结果。而细分起来，即便同在女人的圈子里，妾婢一般也不会要求和夫人平起平坐，妾婢的公平仅仅局限于妾婢阶层。山阴公主意识到在“俱托体先帝”这一点上，自己与身为男子且位登九五的弟弟其实具有平等身份，由此而生的推理是，身份既然平等，权利自然也应当平等。其实正是历史上无数人或多或少地如山阴公主这般萌生出身份意识上的或道德、或不道德、或非道德的反思，才有了正义观念的不断流变。

《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延续了对自洽性正义规则的否定，并且试图揭示，在古人的观念里其实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否定性精神。顾名思义，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古人所面临的伦理上的两难困境，其中不乏一些相当有趣的问题。诸如亲情与国法孰先孰后；法律面前是否应该人人平等；法律条文是否应该向全社会公开；特权制度是否应该受到道德表彰；敌人阵营里的起义者是否应该受到我们的热情接纳；一切的侵略战争是否都是非正义的；在利益足够大的时候，见利忘义是否才是唯一合乎道德的选择……

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必要，然而古人的深思熟虑往往使我们大吃一惊，而在我们认真听过他们的理由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在这些看似荒诞的理由之中确实饱含着真知灼见。古人的观念的确与现代人隔阂太大，以至于我们必须先从观念上懂得他们，然后才能妥当地理解他们的言谈与举止、憧憬与顾虑，乃至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三则虽不同却不失相关性的议题。原本我还计划列入更多的议题，只是顾虑到出版的难度，不得不谨慎地控制篇幅。最后，同以往一样，我的书依然在寻找那些逻辑清晰、既不预设立场也不预设作者立场且耽于思辨趣味的读者。

熊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