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充满热烈情感和凝重文字的长篇小说。作品主人公霍达东，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破裂、陕北红军生产自救，一直到全国解放后的“反右倾”等历史重大事件，集血性和侠气于一身，汇正义与鲁莽、无畏与专断、柔软与刚烈、理性与非理性为一体，展现了真正的革命者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苦涩和痛楚……整部作品叙事流畅。节奏匀称，通篇文字充满了西北地区特有的阳刚、沧桑和冷峻的氛围，体现了作者特有的艺术胆识和像大地一样质朴的胸怀。

作品主人公霍达东，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破裂、陕北红军生产自救，一直到全国解放后的“反右倾”等历史重大事件，集血性和侠气于一身，汇正义与鲁莽、无畏与专断、柔软与刚烈、理性与非理性为一体。让人对其印象深刻，过目难忘。他与马方、马圆、李仲海，马牙子、李秋枫以及桂桂，凤花、常雪倩等人物一起，在我们的眼前活跃、闪现并驻足，由此折射出作者对于个人生命的高度尊重，也表明了作者对于个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深度思考。而从霍达东具有浓郁传奇色彩的一生中。又使我们看到了个体投身历史的“命数”：本能的升华要求和并非理想结局之间的冲突；积极与无奈；有为和无为；自由和束缚；波澜诡谲的动荡历史和令人不可捉摸的命运结局。并由此反衬出清平政治和安宁生活的可贵。

整部作品叙事流畅。节奏匀称，通篇文字充满了西北地区特有的阳刚、沧桑和冷峻的氛围，这与作品所表现的：革命胜利的辉煌和它所付出的惨烈代价，终于令人庆幸的巨大成功和其中应该让后人了解、洞察的。真正的革命者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苦涩和痛楚，显得极为和谐相称。

马孝贤从体态上看绝不是个养尊处优者，他一点都不肥胖，也不红光满面，更显不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悠闲神态。他是个清瘦的中年人，脸膛黑黄，和其他人一样从肌肤上就能认定他长期蒙受着黄土高原的风尘，以至于这风尘的颜色深深染透他的躯体。要说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则是他穿的马褂是正宗杭州丝绸布料，他穿的鞋来自于古都西安的百年老店，他左手中指上戴的那枚沉甸甸、黄灿灿的足金戒指上镶着豌豆大小的印度红宝石，当然，还有他那双能够慑人心魄、不会露出惊慌失措神情的眼睛。这眼睛因着陕北的风沙而永远不会睁大，那又长又浓的眉毛常常喧宾夺主，比他那双细长的、微微下耷成八字的眼睛更引人注目，那黑过猪鬃的眉毛是他一贯引为自豪的。因为按无数相面先生的说法，那样的眉毛一般都标志着长寿和官运。几年之后，在他刚知天命便遭血光之灾时，他才想起算命先生常常对着他脖子右侧长着细毛的红痣叹惜着所说的那句“天机不可泄露”的话，原来这是足以克掉他福寿禄之运的凶相。

作为大户的马孝贤从不认为自己为富不仁，他二十五岁上从疾病缠身而奄奄一息的父亲手上接过记录着马家全部财产的账簿而正式成为马家又一代家长时，那账簿上标明的是水田四十八亩，旱地二百亩，窑十六孔，马四匹，驴九匹，骡七头，羊一百零五只，银五百两，金七十两，钱六百二十七吊。经过他近二十年的操持，这些财产早已经翻了十倍有余，不仅马家沟八成的土地都成为了马家的私产，在方圆十多里地界内的十几个村子里，也都有着属于他的土地，在肤郡县城和金城镇内他还办有商号和骡子行，经营日用杂货和贩运粮油、茶叶、布匹等物。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他的智慧和辛苦所致，他曾顶着烈日到田里查看收成如何，也曾为买别的村的土地而差点饮血刀口，还曾亲自带着骡子队风尘仆仆行走千里去西安贩货，他没有对不起谁，他的财富是挣来的，是省吃俭用攒下的，有一度，他的儿子都只能穿打补丁的衣服，他的婆姨不能添置新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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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历史的双向审视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出现以来，有关历史的重新叙述，一直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重要叙事资源。这种对历史的“重新叙述”，不仅在鲁滨逊的《新史学》意义上动摇了既定的客观化历史，而且也因主体性的深度介入，使历史本身呈现出多种向度的可能性，并在当代史的层面上再现了人们对个人与历史的全新理解和诠释。所以，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里，美国著名的文化史学家彼得·盖伊曾如此说到：“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其理由是：“在虚构的故事中也许有历史的存在，但在历史中却不允许有虚构这类东西的存在。”

身为一个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的这一判断，主要来自于他在试图恢复历史的现场感和生存状态时，终于发现了小说在细节上的呈现能力及其丰富的文化信息，也使他意识到真正的历史同样离不开对历史生活的必要补充和还原。或许我们会觉得，这与小说家的审美理想显然并不一致。因为小说家在面对历史时，更多的是为了重新审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尤其是那些被既定史观所规定了的历史背后，一些个人所可能承担的历史职责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命运——毕竟，小说在本质上是为了展示对人的存在及其可能性的勘探。但这也并不能排除作家在叙事过程中对历史的承担姿态和还原意图——事实上，很多小说在深入到人的存在的历史境遇时，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揭示历史自身的诸多隐秘或吊诡之处，也会有意无意地修正某些历史的“坏脾气”。我想，这正是历史学家对小说发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由，当我读完晓剑的长篇小说《沧桑》时，便格外地看重他对历史的独特思考与深度重构。在小说中，作者以一个陕北汉子霍达东颠荡沉浮的命运为主线，通过他在跌宕起伏的历史境遇中的苦苦挣扎，在一种激越昂扬的叙事语调中，既展现了二十世纪变幻不定的历史风云对个人命运的潜在规约，也揭示了历史自身的权力意志对人性品质的深层拷问。它以革命化的历史语境作为重要的文化背景，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破裂、陕北红军的生产自救，一直叙述到解放后的反右斗争、大跃进生产等等。由此我们看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个接一个的巨大历史冲突中，霍达东、马方、马圆、李仲海、马牙子、李秋枫甚至包括桂桂、凤花、常雪倩等人物，他们一个个身不由己地卷入历史深处，不仅饱受了革命化的历史需求对自我人性的钳制，承受了变幻不定的历史意志对个人存在的种种煎熬，而且还在种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中，改变了历史的某种可能性，甚至影响了历史意志的某些走向。他们以非常卑微的个人存在，在走进历史的同时，也使历史本身挣脱了单纯的个人英雄史、权力争斗史或意识形态变更史的简单逻辑，而以丰富的集体声音和民间智慧，在不动声色的过程中，默默地使自己成为历史中一个个鲜活而沉重的注脚。

这种对历史的独特思考，虽然不是《沧桑》的主要叙事目标，但是，它却折射了作者对个人生命的高度尊重，也表明了作者对个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深度思考——就像克罗齐所说的那样：“谁也别想从历史中删除个人，请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他或者一个未删除，或者连历史本身也一并删除了。”因为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即使他是最无足轻重的存在，都会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扮演着历史的特定角色。事实上，晓剑的《沧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通过恢复个人存在的价值和尊严，来恢复历史的某种价值和尊严，尽管这种价值和尊严或许至今仍被某些难以言说的观念所遮蔽。这让我再次想起克罗齐对历史的判断：“当思想从超世俗、随意和盲目自然必要性的奴役中挣脱，从超验性和伪内在性(它也是一种超验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思想就把历史理解为人类的作品，看作人类智慧和意志的产物；这样，它就进入我们称作人本主义的历史形式。”我之所以认为这种人本主义的历史观非常重要，主要在于历史本身就是由人的思想来决定的，就像克罗齐所说的那样，历史的尊严总是建立在历史思想之上，而且这种思想的呈现，将永久地存在于不同时代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身为一个作家，当他将笔触探入那些巨大的历史冲突中时，当他在寻求人的生命状态及其命运发展的可能性时，他就必须站在人本主义角度，以人的选择性来审度历史的选择性，以个人命运的关切来表达对历史风云的思索。所以，当我们看到霍达东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和胆识、智慧和勇气，义无反顾地在历史中一次次地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屡遭诘难而至死不悔的人生追求时，也由此可以省察到历史在苦难和血腥背后所隐含的某些特殊的尊严。我想，这也许正是晓剑的一种创作)中动。他不一定是为了修正某些既定的历史观，而是以霍达东这样一个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物，将历史还原到对芸芸众生的体恤之中，将历史的必然性还原到个人生存的质朴愿望之中。

恢复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将人的存在置入历史的深层结构中，展示入的存在的可能性与历史的关系，这是《沧桑》中极为突出的审美意图。当这种审美意图与创作主体的情感产生强烈的共鸣时，也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倾心关注。——事实上，《沧桑》作为一部较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颇具审美感染力，主要就在于作者非常成功地塑造了霍达东这个传奇性的人物。作者从民间特有的轮回观念入手，将土匪黑狼的处决与霍达东的出生神秘地勾连在一起，由此隐含了霍达东集血性、匪性与侠气于一体的个性气质。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这位被叫着“土生”的后生开始逐渐地露出“反骨”式的侠义之气，但由于自幼母爱的缺席，又使他在潜意识里形成了无法排遣的恋母情结，以至于使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屡破伦理纲常。他的血性与匪性、正义与鲁莽、无畏与专断、柔软与刚烈、理性与非理性，总是以一种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纠集在一起，使他几乎无法避免那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尴尬际遇。他带着农民式的反抗冲动和朴素的侠义伦理，与中国早期的革命化历史不谋而合地构成了呼应，也使他在砸仓抢粮、“红匪”游击等一系列事件中迅速地进入历史意志的核心地带。即使处于权力的核心部位，作为一个脖子上始终挂着黄土荷包的农民革命家，他依然保持着农民特有的本真和热情，一次次不顾个人安危而为革命赴汤蹈火，为寻求最原始的民生信念而舍生忘死。我想，这也是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最本质原因，是无数的“土生”们内心深入最基本的生存理想。

但是，当一切战争的历史结束之后，当简单的历史斗争转为复杂的现实重构之后，身为副省级领导的霍达东，在面对新的生存秩序及其伦理制度时，尤其是在面对新的权力体系及其必须膺服的各种法则时，终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不协调和错位。他的果敢之中，常常露出专断的倾向；他的直正之中，又不时地显得义气用事；他一生都在恪守良心，却又不得不忍受着良心的煎熬。一切权力意志及其背后的复杂历史，被他以最简单的价值标准进行了自我规范，以至于他作出了不顾任何强权的威胁来开仓放粮的决定，使他不仅从此中断了自己的权力前程，而且在反右运动中意外地成为群众批判的对象。如果我们从历史自身的规定性来看，霍达东的命运或许算不上一个巨大的悲剧，毕竟他的大半生理想和努力，都与中国的历史进程达成了紧密的融合与同构；而从一个人的生命伦理来看，他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存在，因为他毕生的努力，就是为了改变像自己一样的农民的命运，结果却功败垂成。这种不幸，同样也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最为沉重的一笔。它充满传奇，却又在传奇之中，隐含了许多难以言说的苦涩与痛楚。

作者在后记中曾说：“历史在我眼中不是镜子，不是长河，不是一件件发黄的纸，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确，作为一个小说家，晓剑在面对波谲云诡的历史时，终于以其特有的艺术秉赋和叙事激情，在一种纵横捭阖的历史语境中，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在那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亲情伦理的撕裂，个人私欲的膨胀，权力机制的威力，更看到了爱与牺牲的不朽，良知和勇气的可贵，平等与正义的升华。这些人物，以其各自特有的存在方式，在打开各种丰富的人性景观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历史与生命的丰富途径。我以为，这既是《沧桑》的魅力之所在，也体现了作者特有的艺术胆识和像大地一样质朴的胸怀。

2006．5．27于暨大

任何一个曾经拯救了几十万条人类生命的人都值得我们跪拜，无论其被所处时代认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也无论其人生际遇是辉煌的还是悲惨的。

我就是为了一个曾经拯救过几十万条人类生命的人而产生了创作冲动，继而一气呵成了这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

这部充满热烈而沉重情感和文字的书将奉献给那个我从未谋面、也再不可能谋面的、而却永远令我缅怀和敬仰的老人及这位老人唯一的女儿——我称为大姐的一位端庄而刚强的中年女性。

我写的是一段历史。

历史在我眼中不是镜子，不是长河，不是一件件发黄的纸，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或是他们的尸骨，或是他们的灵魂，或是他们惊天动地的举动，或是他们平淡无奇的人生，只有在描绘人物时，我才会觉得生命的价值所在，也才会觉得艺术的价值所在。

我不想媚俗，迎合芸芸众生的某种趣味自然是文学和艺术的堕落，但我同样也不想媚雅，迎合几个自以为是的、只会孤芳自赏的所谓浑身透着文化味的学者同样是一种无聊和沉沦。我只是以我的热血去铸就我所认识的真实，通过一个个独特的人物去展示过去，并告诉未来，这将高居于俗和雅的问题之上。

当我行走在曾经被称为陕甘宁边区的黄土高坡之时，当我从一个窑洞出来又钻入另一个窑洞之时，当我站在被炎黄子孙赞赏了几千年的黄水堤岸之时，当我遥望着巨龙般伸向天际的长城之时，那个老人点点滴滴的经历在我脑海中汇聚成为一个以往文学作品中从未塑造过的形象，他不再是他，他成为了中国农民的命运，而他永远只能是他——陕北山沟沟里的一个朴实的农民。

当我最终因着听来太多的关于这个老人的故事而要将某种思绪在蒙蒙细雨中喷发出来之时，我这样想：假如我们还相信有良心存在的话，这位老人无疑可以被称为中国农民的良心!

感谢韩少功、蒋子丹、和谷、阿廖、邢增仪、崽崽等海南文坛的朋友在我这部作品还是在提纲之时，就真诚地提出了极其宝贵的修改意见，使其思想更为凝练，人物更为鲜活，文化底蕴更为丰厚，艺术风格更为个性化；当然，更要感谢的是陕西籍作家、教授张浩文，他陪同我在他的家乡感受以往生活的厚重、苍凉，而且还对作品本身的文化、风情、民俗的谬误进行了指正，并且亲自校阅了一遍。我必须承认，这部作品中有他们的心血所在!

窗外又是蒙蒙细雨，正应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千古绝句，在这种欲断魂魄的阴郁日子里，很适合人思考些沉重的、所谓忧患的问题，尽管海南被不少经院学者认为是没有文化、只有欲望的旗帜在飘扬的浮躁之地，但并非在这里生活着的所有人都整天躁动不安，否则，我对面房子里的韩少功何以会写出《马桥辞典》和《暗示》?

不过，在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之后，我实在不愿意再把自己抛入某种深沉状中，也不愿意“细数窗前的雨滴，细数门前的落叶”，以做忧思状，我觉得对生活、历史、自然、社会的那些激情和反思都已经融入作品之中，或深刻，或肤浅，或震撼，或平淡，自有读者评说，无需用后记赘述。

读者永远是我的上帝。

当我最终因着听来的关于小说主人公霍达东的故事，而要将某种思绪在蒙蒙细雨中喷发出来之时，我这样想：假如我们还相信有良心存在的话，这位主人公无疑可以被称为中国农民的良心!感谢韩少功、蒋子丹、和谷、张浩文、阿廖、邢增仪、崽崽等海南文坛的朋友，在我这部作品还是在提纲之时，就真诚地提出了极其宝贵的修改意见，使其思想更为凝练，人物更为鲜活，文化底蕴更为丰厚，艺术风格更为个性化。

本书作者 晓剑

作为一个小说家，晓剑在面对波谲云诡的历史时，终于以其特有的艺术禀赋和叙事激情，在一种纵横捭阖的历史语境中，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在书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亲情伦理的撕裂，个人私欲的膨胀，权利机制的威力，更看到了爱与牺牲的不朽，良知和勇气的可贵，平等和正义的升华。这些人物，以其各自特有的存在方式，在打开各种丰富的人性景观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历史与生命的车富途径。我以为，这既是《沧桑》的魅力之所在，也体现了作者特有的艺术胆识和像大地一样质朴的胸怀。

评论家 洪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