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是林语堂先生的最见功力的译作，原为清朝“文学爱好者”沈复的一篇题材较为广泛的自传，作者以简洁生动的文笔描述了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的婚姻爱情生活、家庭变故、闲情异趣、山水游记等，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性格气质和美学趣味。

“事如春梦了无痕”。然而，用敏感的心灵细细同味，再久远的事情也会依稀币现。大概人生总是不得完美，借生命的重温以获取一些活泼的暖意。清乾隆年间，一位不那么有名的书生沈复，用简约俊逸的文字，回忆自己的纯真少年和忧患中年，记录那段时光里所经历的闺房之乐、坎坷之愁、闲情之趣，浪游之快……处处流露不随人是非的市美眼光和浪漫情怀。

前言

卷一 闺房记乐

卷二 闲情记趣

卷三 坎坷记愁

卷四 浪游记快

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

附录一：《记事珠·浮生六记》

附录二：序、跋、题记

附录三：伪作二卷(《中山记历》、《养生记逍》)

后记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吕从师，修脯无缺。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龄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日淑姊。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日“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日‘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白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贻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既揭，相视嫣然。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谓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廿四日为余姊于归，廿三国忌不能作乐，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

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

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人室，伴妪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妪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舂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而欢娱易过，转睫弥月。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迓㈩，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

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

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而遣余暂归，喜同戍人得赦。

登舟后，反觉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日“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禀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

余曰：“《国策》、《南华》取其灵快；匡衡、刘向取其雅健；史迁、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浑；柳州取其峭；庐陵取其宕；三苏取其辩，他若贾、董策对，庾、徐骈体，陆贽奏议，取资者不能尽举，在人之慧心领会耳。”

芸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彀，唯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

余曰：“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卿爱宗何人？”

芸发议曰：“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

余曰：“工部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

芸曰：“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

余笑曰：“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

芸笑曰：“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时感于怀，未尝稍释。”

余曰：“何谓也？”

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

余笑曰：“异哉！李太白是知己，白乐天是启蒙师，余适字‘三白’，为卿婿，卿与‘白’字何其有缘耶？”

芸笑曰：“‘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吴音呼别字为白字)。”相与大笑。

余曰：“卿既知诗，亦当知赋之弃取。”

芸曰：“《楚辞》为赋之祖，妾学浅费解。就汉、晋人中，调高语炼，似觉相如为最。”

余戏曰：“当日文君之从长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复相与大笑而罢。

P1-7

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支奇葩。自近代被发现以来，该书曾引起过无数著名文化人的关注，并被译成多国文字传布海外。由于作者感情丰富，性格洒脱，才华横溢，能于平常的生活中营造出高雅的情调，发现独特的趣味。所以虽身处贫贱，经历坎坷，却能以乐观的心态对待生活，使平凡的人生充满了艺术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该书已成了所谓文人雅趣和品位化生活的指南。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它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和喜爱。

遗憾的是，由于作者名位不显，经济困顿，该书在他的生前一直没有刊行，只有抄本流传，而且传布不广。等到光绪三年杨引传首次发现的时候，“六记已缺其二，犹作者手稿也”。所以传世的《浮生六记》犹如断臂的维纳斯，其实只有前四记。后来市场上又出现了所谓《足本浮生六记》，增补了第五记《中山记历》和第六记《养生记逍》，但是经众多学者考证，已经认定这两记是后人伪作。

可喜的是，最近有收藏者发现了沈复同时代人，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钱泳的《记事珠》手稿，其中有关于沈复和《浮生六记》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册封琉球国记略》一篇，更被多位学者认定为抄录自已经失传的《海国记》(《中山记历》的初稿本)。《记事珠》中另有《浮生六记》一条，专门谈到沈复与他的著作，对我们今天了解他的创作也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这一发现，最近已引起了很大的热议。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真相，参与讨论，也为了方便广大读者阅读，我社与收藏者商议，决定将新发现的《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与《浮生六记》前四记一起整理出版。后面附录了《记事珠》原稿中关于《浮生六记》的条目内容，和已被证明是伪作的五、六两卷，可供读者比较参考。我们相信，学术的问题会越辩越明，但一切讨论都应该以材料为基础。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对《浮生六记》研究有所助益。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3月12日

200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当天应该是星期六，我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一个较偏的地摊上，淘得一册破烂的旧写本，封面题着“记事珠”三个字，内中字迹漂亮，文字有涉及金石书画的内容。

当时，天还没有亮透，光线不太好，打亮小手电筒，我才能草草看清其中的文字。起初，我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民国时的杂稿本。摊主听我是外地口音，连连说本子破烂，字却写得很好，开价很高。通过讨价还价，我还是花了高于当时地摊价格数十倍的价钱，才买下了这册破烂的写本。

《记事珠》买回后，我审阅字迹与内容，经过大体查证，基本认定是清代中期学者钱泳的笔记本，为钱氏亲笔手写稿。随后，将其呈送著名古文献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审鉴，辛教授也认同我的查证结果。2006年，我把这部手稿送到了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去拍卖，辛德勇先生在其所写的《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刊《收藏·拍卖》2006年第4期)中指出：“而这册手稿，内容包括钱泳起草的函稿、诗稿、金石书画题跋稿、琐事杂记、清朝使节的出使行记、甚至师友居所记录等诸多内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这次拍卖中，《记事珠》流拍了。这却为我后来侥幸发现《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提供了机会。

2006年春拍，看预展的收藏者确实不少，却没有发现《记事珠》中有《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当时的《记事珠》稿本，破破烂烂，确实不便翻阅。大家都是爱书之人，为了仔细翻阅其内容，而造成对原书更加严重的损坏，应该有些于心不忍。另外，每年的春拍场次多，拍品多，收藏者不可能有时间与精力对每件拍卖品都深入研究。

这次流拍以后，笔者请天津市古籍版本专家张振铎老先生指导，将破烂的《记事珠》稿本大体分为杂记、金石字画、《履园丛话》草稿与信札底稿四个部分，张老还为其题写了“钱梅溪手稿”书签。同时又请北京琉璃厂胡振方师傅(胡师傅是已故文物界前辈胡介眉先生的公子)将其装裱成经折装四册，这样比较便于翻看。

此后一有时间，我就对这部手稿上的内容逐页查考。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找些卖点出来，好再次交给拍卖公司去拍卖。大概在2007年秋季，查考“杂记”册之《册封琉球国记略》时，见其中载有齐鲲、费锡章、吴安邦与沈复几位清代人物，逐一查实其人其事后，我就“大胆设想”，瞎猜钱泳所抄录的有关嘉庆十三年出使琉球的经历见闻，会不会是沈复《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呢？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开始“小心求证”，把钱氏在《记事珠》中抄录的所有关于琉球国的资料，认真仔细地看了几遍。我反复阅读其中记述琉球红衣馆(妓院)、红衣人(妓女)的文字，字数虽然不多，但是写得比较大胆。我认为齐、费、吴三位朝廷官吏，当时是不敢这样写的，而“沈三白名复者”却大有可能这样干。继续逐页查考，又发现了钱泳自撰的《浮生六记》的笔记条目，使我进一步认定自己的猜测有了点依据，决定继续朝着《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方向深入考证。

现在，太平盛世，网络资讯发达，条件很好。我网购来二十多种不同版本的沈复《浮生六记》仔细阅读，又网购得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蔡根祥教授的大著《〈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一书(2007年9月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初版本)，认真拜读后，确知沈复《浮生六记》卷五原文尚未找到。对《浮生六记》相关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我从语言与行文特色方面，将钱泳抄录的与琉球国相关的资料和《浮生六记》前四卷对比，还查实钱泳仅长沈复四岁，为同时代的文人，嘉庆五年(1800)以后，他们两位都住在苏州，可视为同乡。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信息后，我在2008年初即认定钱泳抄录的《册封琉球国纪略》来自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是极有可能的。接着又相继搜得陈寅恪、俞平伯、林语堂、郑逸梅、俞国基(台湾)、陈毓罴、冯其庸、江慰庐、章培恒、骆玉明、张蕊青、黄强与韦明铧等学者所写的关于《浮生六记》的绝大部分文章，继续研读和考证。  我这人做事比较执着。我去国家图书馆复印俞平伯老的大文《德译本〈浮生六记〉序》(载《学林漫步》第八集，1983年4月中华书局版)，前后就跑了三趟。第一趟，这册《学林漫步》第八集有人在看，我没能借到。第二趟，我到国家图书馆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工作人员说不能借书了。第三趟，我选在周一早晨七点去的，耐心静候了好一阵子，等到工作人员一上班，就往里冲，终于借到了这本书，并复印了俞平伯老的这篇大文。

后来获知，郑逸梅先生的《〈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刊登在1981年的《读书》杂志第6期，我在网上查得有家古旧书店有这期杂志，但是人家一定要十二期整套卖，为了看到这篇后来发现只有不到两页的短文，我只好把十二期《读书》全买了下来。我读书不多，没有多少学问，只能边寻找资料边查考。因此，对我来说，只要发现有关《浮生六记》的材料，都心急火燎地想找来看看。台湾著名学者俞国基先生的《眉批浮生六记》一书，大陆书店找不到，我便直接打长途电话给该书的出版者台湾河畔出版社的吕自扬先生，在他的帮助下终于买到了该书。

自2007年秋季开始，我千方百计搜寻、购买有关《浮生六记》的资料，到2008年春季，则陷入近乎“疯狂”状态，甚至将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沈君山先生的《浮生三记》也当作资料邮购了回来。初看到此书名，我还曾以为沈复字三白，又名君山，还出了个“三记本”呢。《浮生三记》到手后，我有点“恼火”，还曾直接打长途电话到台湾清华大学，找沈君山校长，想请教请教他对《浮生六记》的看法。得知沈君山先生中风了，病卧在床，言谈不便后，才作罢。我常说，我彭令是个不学无术的小书贩，为了考证钱泳抄录的《册封琉球国记略》确实来自沈复《浮生六记》的第五卷，搜寻的各种材料，虽然没有几麻袋，但是至少已达100斤以上，这是我自己都感到有点吃惊的。就是在这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中，又得到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萧相恺研究员的指教，先后在香港《文汇报》、“中国古代小说网”，发表了《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与《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向世人公布了相关的结果。我认为，收在钱泳《记事珠》杂稿中的《册封琉球国记略》，其实就是《海国记》的佚文，他是钱泳从沈复的《浮生六记》中抄录过来的。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蔡根祥教授。因为他及时发表了《〈浮生六记〉研究的新高潮——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一文，我们就由此有了密切联系，并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开始了另外一段曲折的经历。

现在，多位学者都已经证明，后来传世的足本《浮生六记》之第五记《中山记历》为伪作。因为它是抄袭嘉庆五年出使琉球的副使李鼎元的《使琉球记》，系赝品。而《册封琉球国记略》则明确说沈复随使是在嘉庆十三年，这与俞平伯等先生的考证是吻合的，可以说新文献证实了俞平伯先生的推论。

当然，也有专家说新发现的佚文不是《海国记》的全部。就此事我曾请教过辛德勇先生和蔡根祥先生，他们认为，钱泳应该是出于对海外异国的好奇，凭兴趣、随心所欲地抄录了沈复关于琉球国的见闻部分，作为其笔记的素材。而对于其他钱氏不感兴趣的内容，则有可能省而不录。我个人认为，作者沈复曰：“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见《浪游记快》首段)随使琉球一记，既然当初篇名为《海国记》，那么文中只记“海国”(琉球国)之事，应该也切合文题。沈复《海国记》原文或许大体即如钱泳所录四条。拙文《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中已论述过，钱泳在其杂稿本《记事珠》中，朱笔标有“第二”、“第三”与“第四”等字样，则见钱氏抄录完后，也曾想存《海国记》之旧貌。至于后来，作者沈复对其原作有所增订和润色，改名为《中山记历》呈管树荃题诗，那便是包括《海国记》在内的《浮生六记》“早期流传本”在姑苏传开以后的事了，与钱泳抄录时依据的这种“早期流传本”应该无关。

另外，有读者也提出，既然根据存目，我们知道《浮生六记》卷五名为《中山记历》，可是新发现的佚文为何名《海国记》呢？对此，有《浮生六记》研究者在网上举例分析过，如巨著《红楼梦》一书，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其书名经过了《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数易其名，最后定为《红楼梦》。我想，《中山记历》也是沈三白由《海国记》易名而定的。

彭令

二○○九年十二月廿八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