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这部书针对当时上海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编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该书一经出版，便畅销不衰，成为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物。《中国通史》分为上下编，上编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编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本书不仅对想了解中国历史大事的读者颇有用处，而且对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知识也极为方便。

自序

绪论

上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一章 婚姻／2

第二章 族制／18

第三章 政体／29

第四章 阶级／40

第五章 财产／53

第六章 官制／68

第七章 选举／78

第八章 赋税／92

第九章 兵制／105

第十章 刑法／121

第十一章 实业／133

第十二章 货币／145

第十三章 衣食／156

第十四章 住行／169

第十五章 教育／181

第十六章 语文／191

第十七章 学术／203

第十八章 宗教／226

下编 中国政治史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236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241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244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250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255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259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263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266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269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274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279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281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285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289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293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296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299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303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309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311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314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318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323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328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331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335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341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345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349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353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359

第五十章 申西初期的交涉／362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367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372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377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382

古代婚礼，传于后世的，为《仪礼》中的《士昏礼》。其节目有六：即（一）纳采。男氏遣使到女氏去求婚。（二）问名。女氏许婚之后，再请问许婚的是哪一位姑娘？因为纳采时只申明向女氏的氏族求婚，并未指明哪一个人之故。（三）纳吉。女氏说明许婚的系哪一位姑娘之后，男氏归卜之于庙。卜而得吉，再使告女氏。（四）纳征。亦谓之纳币。所纳者系玄醺束帛及俪皮。（五）请期。定吉日。吉日系男氏所定，三请于女氏，女氏不肯定，然后告之。（六）亲迎。新郎亲到女氏。执雁而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女父带着新娘出来，交结他。新郎带着新娘出门。新娘升车，新郎亲为之御。车轮三转之后，新郎下车，由御者代御。新郎先归，在门首等待。新娘车至，新郎揖之而入。如不亲迎的，则新郎三月后往见舅姑。亲迎之礼，儒家赞成，墨家是反对的，见《礼记·哀公问》《墨子·非儒篇》。是为六礼。亲迎之夕，共牢而食，合卺而酯。古人的宴会，猪牛羊等，都是每人一份的。夫妻则两个人合一份，是谓同牢。把一个瓢破而为两，各用其半，以为酒器，是为合卺。这表示“合体，同尊卑”的意思。其明天，“赞妇见于舅姑。”又明天，“舅姑共飨妇。”礼成之后，“舅姑先降自西阶，宾阶。妇降自阼阶。”东阶，主人所行。古人说地道尊右，故让客人走西阶。表明把家事传给他，自己变做客人的意思。此礼是限于适妇的，谓之“著代”，亦谓之“授室”。若舅姑不在，则三月而后庙见。《礼记·曾子问》说：“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诸侯嫁女，亦有致女之礼，于三月之后，遣大夫操礼而往，见《公羊》成公九年。何《注》说：“必三月者，取一时，足以别贞信。”然则古代的婚礼，是要在结婚三个月之后，才算真正成立的。若在三月之内分离，照礼意，还只算婚姻未完全成立，算不得离婚。这也可见得婚姻制度初期的疏松。

礼经所说的婚礼，是家族制度全盛时的风俗，所以其立意，全是为家族打算的。《礼记·内则》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可见家长权力之大。《昏义》说：“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顺焉也。妇顺也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尤可见娶妇全为家族打算的情形。《曾子问》说：“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这是我们容易了解的。又说：“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此意我们就不易了解了。原来现代的人，把结婚看作个人的事情，认为是结婚者的幸福，所以多有欢乐的意思。古人则把结婚看做为家族而举行的事情。儿子到长大能娶妻，父母就近于凋谢了，所以反有感伤的意思。《曲礼》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也是这个道理。此亦可见当时家族主义的昌盛，个人价值全被埋没的一斑。

当这时代，女子遂成为家族的奴隶，奴隶是需要忠实的，所以贞操就渐渐的被看重。“贞妇”二字，见于《礼记·丧服四制》。春秋时，鲁君的女儿，有一个嫁给宋国的，称为宋伯姬。一天晚上，宋国失火，伯姬说：“妇人夜出，必待傅姆。”傅姆是老年的男女侍从。必待傅姆，是不独身夜行，以避嫌疑的意思。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烧而死。《春秋》特书之，以示奖励。《公羊》襄公三十年。此外儒家奖励贞节之说，还有许多，看刘向的《列女传》可知。刘向是治鲁诗的，《列女传》中，有许多是儒家相传的诗说。秦始皇会稽刻石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狠，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案《管子·八观篇》说：“闾闸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矣。”又说：“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无自正矣。”《汉书·地理志》说：郑国土陋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这即是秦始皇所谓防隔内外。乃是把士大夫之家，“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的制度，见《礼记·内则》。推广到民间去。再嫁未必能有什么禁令，不过宣布其是倍死不贞，以示耻辱，正和奖励贞节，用意相同。寄狠是因奸通而寄居于女子之家的，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则子不得母；其制裁却可谓严厉极了。压迫阶级所组织的国家，其政令，自然总是助压迫阶级张目的。

虽然如此，罗马非一日之罗马，古代疏松的婚姻制度，到底非短期间所能使其十分严紧的。所以表显于古书上的婚姻，要比后世自由得多。《左氏》昭公元年，载郑国徐吾犯之妹美，子南业经聘定了她，子皙又要强行纳聘。子皙是个强宗，国法奈何不得他。徐吾犯乃请使女自择，以资决定。这虽别有用意，然亦可见古代的婚嫁，男女本可自择。不过“男不亲求，女不亲许”，见《公羊》僖公十四年。必须要有个媒妁居间；又必须要“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礼记·曲礼》。以资证明罢了。婚约的解除，也颇容易。前述三月成妇之制，在结婚三个月之后，两造的意见觉得不合，仍可随意解除，这在今日，无论哪一国，实都无此自由。至于尚未同居，则自然更为容易。《礼记·曾子问》说：“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弗敢嫁，礼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一方等待三年，一方反可随意解约，实属不近情理。迂儒因生种种曲说。其实这只是《礼记》文字的疏忽。孔子此等说法，自为一方遭丧而一方无意解约者言之。若其意欲解约，自然毫无限制。此乃当然之理，在当日恐亦为常行之事，其事无待论列，故孔子不之及。记者贸然下了“而弗敢嫁，礼也”六字，一似非等待不可的，就引起后人的误会了。离婚的条件，有所谓七出，亦谓之七弃。（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又有所谓三不去。（一）尝更三年丧不去。（二）贱取贵不去。（三）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与五不娶并列，（一）丧妇长女。（二）世有恶疾。（三）世有刑人。（四）乱家女。（五）逆家女。见于《大戴礼记·本命篇》，和《公羊》庄公二十七年何《注》，皆从男子方面立说。此乃儒家斟酌习俗，认为义所当然，未必与当时的法律习惯密合。女子求去，自然也有种种条件，为法律习惯所认许的，不过无传于后罢了。观汉世妇人求去者尚甚多，如朱买臣之妻等。则知古人之于离婚初不重视。夫死再嫁，则尤为恒事。这是到宋以后，理学盛行，士大夫之家，更看重名节，上流社会的女子，才少有再嫁的，前代并不如此。《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这是现在讲究旧礼教的迂儒所乐道的。然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乃是说不得以妻为妾，并非说夫死不嫁。《白虎通义·嫁娶篇》引《郊特牲》，并无“故夫死不嫁”五字；郑《注》亦不及此义；可见此五字为后人所增。郑《注》又说：“齐或为醮，”这字也是后人所改的。不过郑氏所据之本，尚作齐字，即其所见改为醮字之本，亦尚未窜人“故夫死不嫁”五字罢了。此可见古书逐渐窜改之迹。

后世男子的权利，愈行伸张。则其压迫女子愈甚。此可于其重视为女时的贞操，及其贱视再醮妇见之。女子的守贞，实为对于其夫之一种义务。以契约论，固然只在婚姻成立后、持续时为有效，以事实论，亦只须如此。所以野蛮社会的风俗，无不是如此的，而所谓文明社会，却有超过这限度的要求。此无他，不过男权社会的要求，更进一步而已。女子的离婚，在后世本较古代为难，因为古代的财产带家族共有的意思多，一家中人，当然都有享受之分。所以除所谓有所受无所归者外，离婚的女子，都不怕穷无所归。后世的财产，渐益视为个人所有，对于已嫁大归之女，大都不愿加以扶养；而世俗又贱视再醮之妇，肯娶者少；弃妇的境遇，就更觉凄惨可怜了。法律上对于女子亦未尝加以保护。如《清律》：“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似乎是为无所归的女子特设的保护条文。然追还完聚之后，当如何设法保障，使其不为夫及夫之家族中人所虐待，则绝无办法。又说：“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不相和谐，即可离异，似极自由。然夫之虐待其妻者，大都榨取其妻之劳力以自利，安能得其愿离？离婚而必以两愿为条件，直使被虐待者永无脱离苦海之日。而背夫私逃之罪，则系“杖一百，从夫嫁卖”。被虐待的女子，又何以自全呢？彻底言之：现在所谓夫妇制度，本无维持之价值。然进化非一蹴所可几，即制度非旦夕所能改。以现在的立法论，在原则上当定：（一）离婚之诉，自妻提出者无不许。（二）其生有子女者，抚养归其母，费用则由其父负担。（三）夫之财产中，其一部分应视为其妻所应得，离婚后当给与其妻。（四）夫妻异财者勿论。其同财者，嫁资应视为妻之私财，离婚时给还其妻；其业经销用者应赔偿。这固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然在今日，立法上亦只得如此了。而在今日，立法上亦正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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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120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他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基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钞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缪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极为枯燥。自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实和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的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著名史学家 顾颉刚

“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

——国学大师 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