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历史的在场性”写作成果，考究历史现场、相关遗址，还原事实，揭示真相，让人物复活，彰显弹性与张力。

由曾纪鑫著的《历史的张力(重寻11位英雄之路)/曾纪鑫读解中国历史系列》收入的十一篇文化历史散文，涉及十一位古代、近代、现代历史人物，虽创作于不同时期，但都是阅读与行走的收获，一种个体生命以其独特方式介入历史的产物。

由曾纪鑫著的《历史的张力(重寻11位英雄之路)/曾纪鑫读解中国历史系列》叙写、读解的十一位历史人物，有被后世誉为“智绝”的诸葛亮，创作世界第一部茶书的陆羽，“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的朱熹，七下西洋的郑和，编撰《本草纲目》的李时珍，“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面临时代巨变作出“另类抉择”的萨镇冰，不惜生命高风亮节的瞿秋白，还有“半截子英雄”李自成以及作者笔下少有的女性人物——肩负和亲使命的王昭君、文成公主。他们都是当时的英杰，其成就往往就是一座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山峰。

作者除大量阅读、考证外，还前往这些历史人物的故居、墓葬、纪念馆以及相关遗址，考究故迹，还原事实，揭示真相，感悟历史，以点带面，探寻价值，阐释意义……这种“历史的在场性”写作，使得作者笔下的人物，极富弹性与张力。

王昭君：边塞秋风

诸葛亮：走出古隆中

文成公主：高原壮歌

陆羽：茶韵仙骨

朱熹：理学的拓展与困境

郑和：七下西洋的悖论

李时珍：医中之圣

李自成：英雄的出路与末路

林则徐：睁眼向洋看世界

萨镇冰：时代风云中的抉择

瞿秋白：真实的灵魂

跋：历史的在场与弹性

复株累若鞮单于享国十年，于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去世。也就是说，王昭君在匈奴度过了十年相对安宁的生活，又一次失去丈夫，从此过起了寡居生活。当时的她，只有三十三四岁。

昭君卒于何时，史不可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出塞和亲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到长安，没有回到风景秀丽的秭归故里，而是终老在了荒荒漠野、茫茫草原。

如果她活得稍长，肯定经受不了一次更加沉重的打击。依照呼韩邪单于改立的继位制度，兄终弟及，复株累单于死后，先后有搜谐单子、车牙单于、乌珠留单于、乌累单于、呼都而尸单于等兄弟继位。当王位传至呼都而尸单于时，生出私心，不想继承祖制，而是传位于子。于是，他杀死了本该继承单于王位的王昭君儿子一一伊屠智牙师。对此，《后汉书。南匈奴传》记道：“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智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子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智牙师。智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

此事发生于东汉光武帝时，昭君若还健在，已是七十多岁的苍苍老者了。

昭君一生，经历的苦难、承受的打击实在太多，但愿唯一的儿子被害之时，她已长眠大地。

伊屠智牙师之死，在匈奴上层引起极大震动。呼都而尸单于明目张胆地篡改、破坏祖制，引起匈奴内庭的相互恐惧、猜疑、忌恨。呼韩邪单于之孙比口出怨言道：“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也就是说，不论是兄终弟及，还是传位长子，也轮不到呼都而尸单于的儿子。

失和的种子就此埋下，呼都而尸单于死，其子左贤王乌达立为单于。比愤恨不已，向汉朝请求内附。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子”，由此分裂为南北匈奴。

南匈奴归附汉廷，“与汉人杂处”，受中原文化影响，拋弃过去的游牧化生活，逐渐汉化，渐与华夏民族融为一体。

北匈奴在汉人的追逐打击下无法立足，不得不远走他乡，开始了始无前例的民族大迁徙，近则伊犁河流域、中亚，远达欧洲的顿河、伏尔加河等地。据外国专家考证，今天居住在东欧平原的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芬兰人，他们的故乡就在东方。特别是匈牙利，与中国、匈奴更是存有着大量直接或间接的族源关系：人种方面，匈人个矮、眼小、无须、鼻平，典型的蒙古利亚种系；考古方面，在匈人活动之地，发现了大量的弓箭、汉镜、汉绢；在习俗方面，匈人以面北为上座，以左为贵，姓在前名在后，这些，都与当地的欧洲人相反……

匈奴，一个自秦朝开始活跃于我国北方的强悍民族，与中原王朝或战或和、恩恩怨怨长达三四百年之久，就这样瓦解了，消融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昭君之子伊屠智牙师没有惨遭杀害，而是像前几任单于那样顺利地继承王位，作为有着一半汉人血统的他，肯定会继承父亲呼韩邪单于的遗志，华夏与匈奴之间的交往，会更加亲近和睦。那么，匈奴民族的发展，该是一番怎样的情形与走向呢？

历史的偶然一旦发生，此后的一切，谁也无法说清与假设。

无数历史的偶然之环，构成难以更改的历史发展与历史必然之链条。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伊屠智牙师之死，实为匈奴史上一大关键性的转折！

昭君当年奉诏出塞，汉廷对她寄予厚望，内蒙古包头市附近的汉墓里，曾出土过“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陶片瓦当。

抵达匈奴后，昭君以其阏氏的特殊地位，积极参与匈奴政事，并取汉室之长，补匈奴之短，传播中原文明。

P11-P12

历史已成过去，它就在那儿“呆着”。正如仓央嘉措《见与不见》所言：“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一说作者为扎西拉姆？多多）只有后人介入其中，“死”去的历史才会“复活”。这种介入，即所谓“历史的在场”。于是，逝去的历史，由静止而运动，由客观而主观，由零度而深度……就这样以一种无可比拟的鲜活与生动，呈现在我们眼前，变得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与感情色彩——经验或教训，美好或丑陋，亲切或厌恶……

当然，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介入所呈现的弹性，虽然可伸可缩、可厚可薄、可宽可窄、可大可小、可多可少，但毕竟具有一定的限度，它所呈现的“空筐”并非无所不能、无所不装。能装哪些内容，可纳多少容量，完全受制于历史所提供的信息及其特性。当然，也与介入者活动的广度与深度密切相连，但决定因素仍在历史本身的“硬性”。

收入本书的十一篇文化历史散文，涉及十一位古代、近代、现代历史人物，虽创作于不同时期，但都是阅读与行走的收获，一种个体生命以其独特方式介入历史的产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从小的心愿、志趣与理想。三十多年来，所接触、阅读、研究的历史人物及走过的地方多矣，但能够出现在我笔下的，毕竟少之又少。这种选择取舍，既有机缘，也与个人性格、爱好、学识相关，更多的则取决于“在场”时刻对历史人物的内心触动与感受。记得《小说林》杂志刊登《边塞秋风》与《高原壮歌》之时，主编何凯旋兄曾两次嘱我写下创作感言，并配个人照片在封三发表，其中的一则如是写道：

去了一趟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觉得昭君和亲达致匈、汉之间的和解与和平，于国家、民族而言，功莫大焉；但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悲剧。由一柔弱女子承担仅凭军事、战争而无法达到的目的与效果，其艰难与悲苦可想而知。若从现代人的思维与视角，对昭君和亲这一史实的发展演变还其本来面目，对其个人性格、心理、命运，对相关遗迹的历史积淀等进行一番个性化的探究与描述，必能拓出一片新的创作天地。有感于此，遂成《边塞秋风》。

《边塞秋风》是这样，其他篇章也是如此。比如创作《高原壮歌》，自然得益于西藏之行，对那片离蓝天最近的、人类最后一块净土感慨多多，而触动最深的，还是文成公主。在山南藏王墓区松赞干布陵墓，墓顶有座古庙，里面供奉着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塑像。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和亲，十年后夫君松赞干布离她而去，此后又在西藏生活了三十年。其实，文成公主有三次归返长安的机会，为了唐蕃之间的和平大业，她都主动放弃了，逝后与松赞干布葬于一处，与藏地的大山融为一体。作为一名弱女子，这该需要多强的意志与决心，多大的勇气与担当呵！其所作所为，不正是一曲在天地间回荡了千百年之久的高原壮歌吗？

王昭君与文成公主，是我笔下众多历史人物中少有的两位女性，典型的巾帼英雄！

这些令我产生创作欲望的人物，都是当时的英杰，他们在某一领域、某些方面的成就，往往就是一座高峰。比如诸葛亮的“智绝”，在国人眼中，他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令人仰止；朱熹学说的“集大成”恢宏规模，朱子理学的博大精深、理性思辨，在古代中国无人匹及；陆羽创作的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涉及茶艺、茶道、茶事等方面，搭设了茶文化的基本构架，勾勒了茶文化的总体轮廓，标志着中国茶文化体系的正式形成；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一经问世，便成为中医学的一座“珠穆朗玛峰”；郑和七下西洋，无论是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还是航程之远、所达地方之多，在当时都堪称世界之最；而林则徐在千百年来的“天下观”及清代闭关锁国的背景下，通过禁烟运动，对西方世界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与了解，被后世史家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通过阅读与走读，我发现，正是这些人物身上，因时代、环境、文化、制度、心理、认识等方面的限制，皆有着一种无法挣脱的“宿命”。诸葛亮的“隆中情结”，决定了他的人生格局与成就大小；朱熹的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其他诸子学说，道路只能是越走越窄；郑和下西洋无论航行多远，只能是明王朝威恩并重、扬威海外的虚荣性满足，永远也进入不了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全球一体化时代；林则徐看到的西方不仅有限，而且有误，那种以“天朝”的盲目自信应对“英夷”的轻蔑不屑，以及实用主义的短视倾向，使得后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学习大打折扣，难以深入形成体系；李自成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代表，占领北京后无法转型，惨遭失败，中国古代的“半截子英雄”现象，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历史人物的作用与意义，不得不受制于这些无法克服的局限。对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历史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有限“张力”。

尽管如此，我在这些所描写的历史人物身上，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挣脱局限与束缚的努力。历史之河浩浩汤汤，个体生命浸入其中，渺小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人”字一撇一捺的相互支撑，构建了人的站立、不倒与伟大。引用一段雨果广为人知的名言：“比陆地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可见人的胸怀、自由的心灵可以超越一切，这便是一种独特的至高无上的人格魅力。

自古“成者王侯败者寇”，但是民间的口碑，千百年来的潜在价值观，并不以成败得失衡量某一历史人物，他们看重的，是人格、品性与风范。也正是这一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史观，使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历经风雨、颠踬、挫折之后仍永葆活力，长盛不衰。

若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瞿秋白无疑是一位失败者，被敌方抓获、关押、杀害。然而，他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与豪杰，只要他愿意，一个“降”字，就能苟活于世，就能获得新的荣华富贵，可他选择了死亡，含笑而逝。死既死矣，不惜误解与责难，还要留下一部袒露心灵，展示真实灵魂的思想自述《多余的话》。

人生在世，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定的难以避免的抉择之中，小至吃喝拉撒，大至道德信仰。不同人物的选择，其意义与影响大不相同。小人物的选择微不足道，大人物的抉择举足轻重，影响乃至改变历史。萨镇冰的地位并非显赫，名气也不是很大，但其一生，不得不面临多次重大抉择。这种抉择对历史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却有着一定的“示范”意义。他的选择在非此即彼的传统社会显得有点“另类”，那就是非敌非友，走第三条道路——放弃或逃避。这种选择，既非胆小怕事，也非患得患失，更不是明哲保身，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责任与担当。历史过于恢宏，萨镇冰所能做的，就是听凭正义与良心的召唤，不惜舍弃既得的权力与利益，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的一种抉择与境界，令人敬佩不已。

其实，历史进程中的“当事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些“盲人”，对周边的情形、局势的发展、未来的走向并非清晰明了，哪怕那些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也不例外。唯有经过一定时段或一番积淀，后人打量观望，于当时难以超拔的历史情境，难以洞悉的历史谜团，难以把握的历史节点，才会豁然开朗。

对所选取的历史人物，我一般不会轻易动笔，也不会信口开河人云亦云，须搜求阅读与之相关的所有找得到的文字图片资料；对其故居、墓葬、纪念馆等，还得置身现场，考究原貌，还原真相；哪怕推理与想象，也得合乎情理，遵循一定的历史逻辑与规则；对其叙写，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有所侧重地就其人生的某一重要部分或我感兴趣的方面展开笔墨。

不停地阅读行走，不断地思索探寻，使得我常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这种切入历史的状态以及“在场性”的描述，不得不打上一定的时代烙印与个人色彩。这种“硬性”与“弹性”相互映衬的创作宿命，也决定了一个作者的价值取向与作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