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作品选书系》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项目，是迎接改革开放30年大庆的献礼图书，而且也是对30年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集中展示，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主持各分卷编选工作的都是文学评论界的权威人士，所以这套书系也具有权威性、代表性。

  本书是《改革开放30年中篇小说选(卷1)》入选本书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作家的成名作、获奖作品或者影响较大的作品。它们都是当时极具影响、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是改革开放30年大浪淘沙后遗留下的文学的精品，弥足珍贵。

《改革开放30年作品选书系》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项目，是迎接改革开放30年大庆的献礼图书，而且也是对30年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集中展示，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主持各分卷编选工作的都是文学评论界的权威人士，所以这套书系也具有权威性、代表性。

本书系共分中篇小说2卷、短篇小说1卷、散文1卷，每卷约50万字，主持中篇小说卷编选的是文学评论家程德培、邹平，主持短篇小说卷编选的是李敬泽，主持散文卷编选的是吴泰昌。各卷主要是收入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创作、散文创作所取得的优秀成果。

入选本书系的作品基本以改革开放为主线。其中有些是以思想解放为主旨的名篇，如卢新华的《伤痕》、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有些是在小说艺术上富有个性、有大突破的作品，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蒙的《蝴蝶》等;有些则是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名家名篇，如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苏童《妻妾成群》等。

入选本书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作家的成名作、获奖作品或者影响较大的作品。它们都是当时极具影响、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是改革开放30年大浪淘沙后遗留下的文学的精品，弥足珍贵。

本书是《改革开放30年中篇小说选(卷1)》

总序 回归之路

天云山传奇

人到中年

蝴蝶

赤橙黄绿青蓝紫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棋王

爸爸爸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伏羲伏羲

妻妾成群

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吃过晚饭，照例拿出从办公室带回的各种申诉材料，细细翻读。最近一个时期，因为中央有了实事求是、纠正错案、冤案的精神，这类申诉材料多得惊人。这对我这个到组织部还不到半年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我读着这些沉痛的文字，想到一些同志的悲惨遭遇，心情总是感到异常沉重。我恨不得一下子就能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但我这种心情在部里却遭到冷淡、窃笑。同志们把我这种心情看成是“不成熟的表现”，是“不熟悉组织工作的新手的急躁病”。而对我嘲笑得最凶的却是我的丈夫，分管组织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吴遥。他说我有点像刚到医院实习的学生，看到病人多就大惊小怪。一个有经验的大夫，是不会因为病人多就产生这种情绪的。

对这种嘲笑，我内心是反感的，我反唇相讥。我说，也可能正因为我是新手，我才没有学会你们那种麻木不仁的态度。但是，口头的辩论，并不能解决问题，我批的材料，还是被封锁在各人的写字台里。

这天晚上，我的情绪特别不好。外面正下着大雪，雪花无声地落在窗台上、玻璃上，从楼上望去，整个城市已经被白雪覆盖了。因为丈夫到南方养病，女儿又出去复习功课去了，我也就没给屋子生火，空荡荡的房间里，显得特别冷。我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想起办公室里一些人对问题的冷漠态度，又从他们身上，想到我的丈夫。那些人都是我的丈夫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对我的调来，似乎很明白内幕，我不过是我丈夫放在组织部的一个工具，我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关键还是要看吴遥书记的态度。每当我一想到这里，心里就感到堵得慌。

正当我对着卷宗发愣的时候，有人敲了一下门，我应了一声，门被推开了。只见一个黑影子站在走道上，正在扑打着身上的雪花。

我急忙问了声：“谁呀？请进来！”

很快，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进来。这姑娘叫周瑜贞，是我们地区规划小组的一个技术干部。她今年还不到三十岁，用她自己常用的口头禅来说，是“受了洗礼的一代人”。她是中央某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的女儿，是不久前才调到我们这个地区工作的。我丈夫吴遥曾是她父亲的下级，我去世的父亲也认识她的父亲，所以她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来往像自己家一样。她虽是学技术的，可是却喜欢议论政治。而议论起来又尖锐泼辣、毫无顾忌，有时，把人们都回避的一些问题，也会一下子赤裸裸地端出来，常常弄得对方张口结舌，只好设法岔开她的话题。她对吴遥和我们的工作，也经常挖苦、嘲笑，说我们是“离了本本就是瞎子”，是“冰库里的鱼，又冷又看不见天。”她连我们那空得可怜的书架，也不放过。她非常奇怪，我们的精神食粮那么少，又那么单调，怎么又能自以为高人一等，决定别人的命运？总之，这是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姑娘。

我丈夫吴遥，开始对她是非常热情的，后来，渐渐不喜欢她了，说她自由主义气味太浓，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只是因为她父亲的地位关系，他才在表面上照旧热情地接待她。可我倒是对她很有好感，我喜欢她的坦率，我从她身上，有时也能看到我过去的影子。加上，我和吴遥在一起，并没有多少话好谈，我们生活得很单调、很枯燥。我们的家庭气氛就像这所房子一样，很大，很空，有时还很冷。一种寂寞苍凉的感觉，常常向我袭来，这时，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个像周瑜贞这样的人同我一起，无拘无束地谈谈天。

今天，我也正处在这种情绪之中，所以看到她来了，我很高兴。我帮她脱掉了大衣，让她坐到沙发上。可她呢，跟往常不一样。以前她来了向沙发上一靠，红扑扑的脸上，总有一种嘲讽的笑容，很快，她就会找到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题目，发表起尖刻的议论来。可今天，她很不同，她在沙发上没坐几秒钟，又跳了起来，她嚷了一句：“这屋子好冷！”又把大衣披上，在房里来回走了几步，转过身，睁着两只大眼，好像第一次看到我似的，上下打量起我来。

我被她这种神情，弄得莫名其妙，我说：“你怎么啦，干吗这么看我？”

她异样地一笑，摇了摇头。

我更加奇怪了，我问她：“你碰到了什么事吗？”

“我最近出了一趟差，”她说，这才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她给自己倒了杯水，捧在手上，又坐回到沙发上来补了句：“我是到天云山去的！”

“啊，你到天云山去了？”我惊讶地问，“那里现在怎样了？”

“一言难尽！”她把我也拉到沙发上，又一次瞅了我一眼，说，“你从前不是去过那里吗？”

我点点头。我是去过天云山，可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她怎么知道我去过的？她见我用疑问的眼光望着她，便神秘地一笑，说：“你知道吗？这次我去天云山，碰到一个怪人，他还有一个也很怪的妻子。”

“什么怪人？”

“我很难分析他。”她说：“也许是个英雄，也许是个叛逆者，或者像你们常用的那个词：屡教不改的什么分子，这得看各人怎么看。”

“哪能这么说？”我说：“是非总有个标准！一个人也总有他的主要方面。”

“标准？”她冷笑了一声：“究竟什么是标准？你这个组织部长倒给我说说看。‘四人帮’有‘四人帮’的标准，你们有你们的标准。而我呢，我也有我的标准。”

“啊？这么说你和我还有不同的标准？”我笑起来了：“这倒是头回听你说。”

“当然不同！”她提高了嗓门，两条秀丽的眉毛也扬起来了：“恨‘四人帮’，反对‘四人帮’的标准，我们可能是相同的，但在别的方面就很难讲了。”

“你讲具体一点嘛！”

“我一具体，你可能又要害怕了。比如说，这十年主要危害是‘四人帮’，那么再往前推，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反对了‘四人帮’，同然是英雄。在‘四人帮’出现以前，反对了不良倾向，算不算是英雄呢？再具体一点吧，他反对的不仅是一般不良倾向，而且涉及到当时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你敢不敢在政治上肯定他呢？”

她说到这里，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我因为她讲的题目相当大，沉吟了片刻，没有回答。她见我这副样子，胜利地笑了：“我说嘛！你不敢回答了吧！”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我不服气地说，“我不过是在考虑，你讲的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

“按我的标准，”她说，忽然站了起来，“他当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可爱的人！”

“原来你是碰到了你理想中的英雄了！”我嘲笑地说。

“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她皱了皱眉，顺手在花盆里摘了朵腊梅，放在鼻子上嗅着，两眼望着窗外的仍旧在大片大片飘落的雪花。我很惊奇，她怎么忽然不讲话了。我站起身来，走到她的身边。我问：

“你怎么啦，小周，为什么不吱声了？”

“我在想那个怪人。”她毫不遮掩地说。

“哦！他是很年轻的人吗？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把一只手加到她的肩上。

“他不年轻了！”她苦笑了一下，“他也没有什么工作。他和我也不是同时代的人。我是在想，他的同时代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冷酷无情地抛弃了他？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我应该从他的遭遇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又该怎样从他的生活里吸取我应该学习的东西！”

她这么一说，我更感到惊奇了。她究竟碰到了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为什么竟值得她如此为之感叹、赞佩？我着急地问：“你到底碰到了谁呀？”

“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她说，“你想听听吗？”

我点点头。

“好吧！我就给你讲讲吧！”她把我拉回到沙发上，我们两人坐在一起。

她开始讲了起来——P1-5

回归之路

孙颙

1979年，新年的钟声响过没多久，首都北京还被隆冬的严寒包围着，在静悄悄的北京友谊宾馆，文学界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说它非同寻常，因为会场上出现了一批消失已久的面孔。王蒙、陆文夫等人，曾经像流星一般闪过天空、二十多年没有音讯的作家，竟然又汇聚一堂，开始高谈阔论文学创作。天气似乎真要变了，隐约可以听到春天的脚步正在逼近。

那年，我还是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有幸参与前辈们的盛会，实在有如临梦境的快感。那时候，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冬》，冒昧地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竟被接纳，所以才获邀请参加此次意义深远的会议。那几天，我幸运地和陆文夫先生住一个套房，朝夕相处，聆听教诲。他在人生苦难中凝聚的智慧，在随意的交谈中，缓缓流进我的心田，让我长久受益。痛心的是，前两年文夫先生已经离我们远行。

会议召开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结束不久，中国大地上的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生活巨变已经开始，但是，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屠岸等敏感地行动起来，他们召集的这个中长篇小说座谈会，是文学界响应三中全会号召的重要举措。参加会议的作家们，互相激励，生命之火重新燃烧，很快写出了一篇又一篇震撼读者的作品，是新时期文学百花园的首批耕耘者。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这套三十年作品选，在选目中我看到好些当年与会者的大名，因此引出了这番回忆。

我细细回味着入选的作品。很多篇章，我读过不止一回，回想当年阅读的情景，时而激动得难以掩卷，时而伤感得双目湿润。这次不一样了，我以小结历史的眼光，比较冷静地比较分析入选的作品，当然，同时联想到许多没有入选的优秀作品。一套选集，篇幅限制，自然无法兼顾一切，何况是面对创作爆发年代的丰盛积累。回顾的结果，让我渐渐脱离开单篇作品长短的评价，而沉思、沉吟于三十年悠长的文学轨迹。

这是一次坚决的回归，向文学本义的回归。

首先，是向大地的回归，向泥土一样朴实、敦厚的生活的回归，与长时间统治文坛的左倾教条划清了界限。最早震撼广大读者的作品，短篇像《伤痕》、《陈奂生上城》等，中篇像《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等，其深深打动人的力量，首先源于此处。我们曾经读过太多的漂浮在天空白云间的作品，英雄人物高大完美，不食人间烟火，没有私情欲望;周围的世界也黑白分明，正义毫无悬念地压倒邪恶。那样的作品，美丽单纯到仿佛勾勒在宣纸上的清凉世界，与芸芸众生扎根于大地的日子实在相隔太远。所以，当上述描绘平凡世界的作品问世，特别是深刻反映“左”的长期危害带给人民的无数灾难时，便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还应该指出一点，在解放思想最初的日子里，文学界是走在前面的，很多必须冲破的思想樊篱，是作家们以形象和感性率先提示给社会的。因此，创作的影响力就突破了常态下的文学作用范畴。现在，有人时常感叹读者对小说的兴趣大大不如二三十年前，那是忘记了常态和非常态的区别。

其二，是向“文学即人学”这个本义的回归。当小说从蓝天白云回归大地泥土之后，作家们很快明白，世间的问题纷繁到决不是小说能大包大揽的。比方说，过于抽象的理论思想问题就得托付给学术界。小说最擅长的，还是展示人的喜怒哀乐，表现人的悲欢离合，其中难度最高也最见作家功力的就是把握人深邃的内心。因此，作家们的关注力，从社会热点更多地转向人的生存与发展。说到这里，我们马上会联想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出现在文坛时，生疏已久的对人性的深刻披露，确实让我们兴奋不已。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其他各种风格的研究人的小说，像《棋王》不动声色的激情，像《没有纽扣的红衬衣》飘逸潇洒的刻画，像《叔叔的故事》入木三分的剖析，像《民谣》冷峻苦涩的的笔调，等等。

其三，是向创作个性的回归。这是在向文学本义的回归上最辛苦的的努力，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前辈大家的作品，我们不会搞混，鲁迅和茅盾的小说，巴金和老舍的作品，你不看署名也分得清楚，原因就在于个性清晰，作品具备充足的独创性。当文学越来越多地被“左”的倾向压抑，作家的个性也就成为打击批判的对象。作品的思想主题，抄报纸社论;作品的人物塑造，按“高大全”模式套裁;作品的表现手段，以保险第一作为选择的前提。于是，个性化自然离我们远去，甚至让人觉得是相当陌生的事情。新时期文学爆发后，一些作家，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率先显示了强烈的个性。老作家中，王蒙的个性获得公认，那以作家的智慧凝聚成的天马行空式的表达力，在本次所选的〈蝴蝶〉中也有充分的展示。在中年、青年作家中，均可找到这样的典范。不过，我们需要承认，相当数量的作家和作品，在此点上还有距离，个性模糊、独创薄弱，已经成为必须重视的大问题。即使在最基础的创作要素——文学语言方面，个性化不足也成为突出的现象。更令人担忧的，是年轻的写作者们不屑用功于此，把大白话(乃至粗俗的语言)误以为生活化了。因此，在向创作个性回归的征程上，路漫漫其修远兮。

本套选本，除了小说，还有散文，上面的感想，主要是小说引发的，但是也和散文有关，发展的轨迹是相近的。

回顾的目的不仅仅是小结昨天。为了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我们将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