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本书全面深入的介绍了国学大师张君劢的文化理念与学术生涯，展示了张君劢的文化理念与政治之间往复游移的一生，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评述张君劢思想与生平的研究专著。

张君劢（1887－1969），字嘉森，江苏嘉定人，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杰出学者。本书全面深入的介绍了国学大师张君劢的文化理念与学术生涯，展示了张君劢的文化理念与政治之间往复游移的一生，评述了他卓尔不群的哲学理念、中西文化比较观、人生观及政治思想，尤其是宪政思想。作者以中国传统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创造性转化为经，以张君劢纵横捭阖于哲学、文化、法学、政治等领域为纬，突现了一代学人在风云变幻的中国现代史上的风范。本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评述张君劢思想与生平的研究专著。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第1章 追本溯源：学术与志业的定型

 1.1 衰微家世 思想启蒙

 1.2 负笈东洋 濡染西学

 1.3 早期政治思想的形式与实践

 1.4 首次欧游 归国从政

第2章 执两用中：现代德智主义的建构

 2.1 二度欧游 思想转型

 2.2 科玄论战 指点人生

 2.3 政治教育与政治评论

第 3章 继往开来：国家现代化的追求

 3.1 政党政治的理想和实践

 3.2 心本自由 再造文化

 3.3 立国之道 民族本位

 3.4 愈挫愈奋 力求宪政

第4章 东西文化之融合

 4.1 飘零海外 心系中华

 4.2 中、西、印哲学综论

 4.3 复兴儒学

张君励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出身于清贫之家，也许不利于孩童身体的健康成长，却可能有益于坚强性格的培养。古来圣贤，出身于豪门者多多，出身于寒门者亦多多。因家道中落而颓然堕落者，不可胜数；在失去往日辉煌时奋然而起者，亦不可胜数。张君劢的少年时代处在张氏家族走向衰微的时期，一如清末王朝大多世家随同本朝走向没落一样，张氏家族祖上的风光也黯然失色了。这种家境对张君劢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张君劢，原名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取“嘉”首部，“森”下部)，号立斋，英文名字Carsun Chang。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1887年1月18日)②，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是年，那位后来统治全中国，与张君劢有着较为复杂关系的蒋介石也生于浙江的一个小镇上。6年后，那位后来也统治了全中国，与张一直未谋面的毛泽东则生于湖南的一个山村。张、蒋、毛三人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现代史上成为三个不同发展方向的代表。

张的先祖原住嘉定葛隆镇，自七世祖衡公迁居宝山县真茹镇。曾祖之前，张家乃经商世家，经营盐业。到了曾祖秋涯，始弃商从医。秋涯在镇上行医，施药济贫，闻名乡里。张的祖父铭甫，登科甲，入宦途：道光年间，因中举人，被任为四川内江县令，后任屏山、垫江县令。在川十余年，政声颇佳。尤以滇边邑平猓之役传颂当时。据张氏家谱记载，铭甫于政事之外，潜心于学，博览群书，医卜星相，亦皆精研，尤邃于宋儒义理之学(此点大概影响及张君劢早年接受私塾教育时，对朱熹《近思录》的喜爱。当然，这并不是他后来崇尚宋学的主要原因)，践行儒家之道，性格刚毅，立身行己，以自克为主。祖父的人格魅力，也许影响了少年君劢的个性培养。

铭甫倦于仕途，退居乡里，移居嘉定。命幼子祖泽——张君劢的父亲——习医，以承祖业。祖泽习医卒业后，设诊所于上海、南翔等地，以诊金为生，系当时名医。祖泽娶妻刘氏，生子女十四人，成人者男六女五，张君劢排行第二。

从现有材料看，我们从未发现张的父亲对他的成长有何影响的记录。这大概由于张的父亲常年忙于行医，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张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过母亲，并有一本译著是专门献给母亲的。张曾为母亲举行过规模较大的祝寿会，梁启超曾题字祝刘太夫人寿，题词有“有子当为孙仲谋”之句，足见梁对张的器重，也可见张对母亲的敬佩。

张君劢5岁，与四伯父诸子及弟公权(嘉墩)同入私塾，接受旧式传统教育。张在少年时代表现出异乎常人的聪颖、勤奋，善于思考。据张的私塾教师程伯庸回忆，张喜爱读书，领悟力颇高。当时，私塾所讲授的不过是《论语》、《中庸》、《大学》。张并不遵从初级私塾教育的一般规则，即“只须背诵”。他思考所学的知识，对《论语》的章句提出问题以就教于先生，先生往往为其所窘。幼年时，张君劢常去罗店镇玩耍。据说，有人问他对罗店镇某某家的印象，他甚茫然，唯独某家有某部好书，却牢记不忘①。与大多数历史伟人一样，少年的张君劢既对读书表现出强烈的热情，而且由于受中国古代文人对文化的崇拜及旧式教育习惯的影响，张对学习本身也抱有某种神圣感。他常于黎明焚香净手，读朱熹的《近思录》，培养了他温和虔敬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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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

写完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我的心情是沉重而惭愧的。

沉重的是，作为一代学人、哲学家、政治家的张君劢，一直到今天，仍未普遍被人理解。他饱尝了世事纷乱更迭的苦痛，也独享了洞悟历史、社会、人生的幸福。他的痛苦与幸福都是他独有的。然而，当我们回顾历史，观照现实时，不能不惊讶于张君劢的远见卓识。他是孤独的智者，智者因其比普通人走在前面，所以他是孤独的，不被人理解的。

我努力把张的思想理出一条线索，尽可能清晰准确地描述出来，以期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理解他。然而限于我辈学力、素养，终未能尽善尽美，这使我深感惭愧。

6年前(1990年)，我在江西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一次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钱宏先生谈起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看法，他以贯有的敏锐、深刻的眼光提出“诸子百家三代说”，并有意编辑出版一套“第三代诸子百家”思想评传丛书。我对他的想法深感欣喜，并以自己的研究所得就教于他。

当时，丛书编委们在确定“国学大师”的人选上，颇费了一番脑筋。我提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钱宏先生认为有道理，便采纳了。其中，我提到张君劢可入围。理由有三：

(1)张在20年代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影响颇巨，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三大论战之一，张也由此成为本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守成论者之一。

(2)张积极投身政党运动，力行宪政，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党思想熔于一炉，开创了中国宪政时代，为创建中国现代政治学提供了实践基础，张由此赢得“中国宪政之父”的美名。

(3)张一直致力于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开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先河，著有《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义理学十讲纲要》、《比较中日阳明学》、《新儒家思想史》、《中西印哲学文集》等巨著。张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且为唯一一位横跨第一代、第二代的《新儒家》。

就“国学大师丛书”的传主入选标准而言，我认为，张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尽管张的某些思想也许深度不够，但以上所列三点，其开风气之先的影响力．足以弥补其不足。基于此，丛书的编委将张列为本丛书选定的30位国学大师之一。

对张君劢的研究，国内学者一直未予重视，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有关张的著述、生平资料，国内罕见，其1949年以前的著作，国内图书馆庋藏甚少，连北京图书馆也残缺不全。1949年以后的著述，因政治原因，更是少见。二是因为国内学者，甚至部分海外学者，认为张是一个政治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学者式的政治家。其一生以政治活动为主，学术研究为辅，因此，国内学者对张的研究往往仅限于张的政治思想，或其早期的文化思想。三是因为张的主要政治主张之故，使得建国以来的国内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敢客观公正地评价张的思想。直到80年代中后期，部分学者才注意到张的思想，但仍徘徊于庙堂之外。

上述三种原因中，且不论资料不足和政治倾向的影响，仅第二点就很值得探究。按儒家本来意义上的理解，所谓儒者不只是一个理论家，还是一个实践者。儒家的鼻祖孔子是述而不作之人，其后的孟子也是一样。他们不以纯粹的理论研究为是，还积极投身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之中。孔学的另一派荀子，大概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孔子是学思并重的，强调通经致用，不仅主张“修身”，还主张“治国、平天下”，不仅修“内圣”之学，还要通“外王”之道。在这一点上，将两者结合得较好的有：贾谊、董仲舒、王阳明、曾国藩等。所以，儒者的典范，是“内圣”与“外王”的结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