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乔远放弃了教职，以为到艺术区就能拥抱自由，以为不走寻常路就能找到不寻常的出口。然而艺术区并非桃花源，“另存者”乔远在边缘地带一次次失落、失重、失掉方向……青年作家周李立的小说集《丹青手》生动刻画了当代多元的艺术家群像，展现了人和人之间那些偶然或必然的情仇爱恨、离合悲欢、帮扶与伤害，而作者自生活中沉淀、静观疏离式的文学表达也给这部作品增添了独特气质。

周李立，女，1984年生于四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出版小说集《八道门》《透视》《欢喜腾》。获汉语文学女评委奖、17届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新人奖及双年奖中篇小说奖、《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一等奖、《朔方》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等。

设防
回旋
复访
移栽
往返
另存
更迭
来年
跳绳
七年
代后记：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窈窕文丛：爱情一息尚存
贾梦玮
“窈窕文丛”，顾名思义，作者都是女性，是女
作家，而且这次基本都是八○后九○后的青年女作家
。关于女作家，关于女性书写，有“女权主义”的说
辞，也有女性文学为文学提供了细腻与抒情风格的说
法。这两点都有它的理由，但也都可以不管。或者说
，“窈窕文丛”的年轻女作家们所提供的，远远不止
这些。
我相信，女性所体验的世界一定不同于男性所体
验的世界，这是由男女不同的身心所决定的。因此，
女性作者一定会为文学共同体提供新的东西。“窈窕
文丛”不仅是女性文学，而且要为文学提供新质。就
拿经典的女性文学形象来说，目前我所知道的大多为
男性作家所创造；但我更愿意信任女作家们所塑造的
女性形象。因为，那不是“他者”，而是她们“自己
”。“窈窕文丛”为文学世界提供的女性文学形象，
如纪米萍、夏肖丹、丁霞、刘晋芳、商小燕、娜娜、
云惠、阮依琴、唐小糖、芸溪、静川、梅林、汪薇…
…还有好多个“我”与“她”，那些鲜活的女性形象
，只有她们才能创造，“她们”身心的千疮百孔，只
有她们才能感同身受。阅读“窈窕文丛”，我一次又
一次被震撼，我对于“她”的阅读体验，不是同情、
怜惜、悲悯等词汇所能概括的。常常，我觉得我就是
“她”，就是“她们”，我居然也可以感同身受。这
是文学的魅力，也是文学的命运。
让我这个男性读者觉得遗憾和汗颜的是，“窈窕
文丛”中所塑造的男性形象，或萎缩，或无能，或逃
避，或不忠，或模糊不清、不负责任，或外强中干、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伊甸园至少有一半有坍塌的危险
。女人都那样了，男人就没有责任？还有幸福可言？
男人都这样了，女人的幸福又从哪儿来？男人的命运
和女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异性环境颓败
了，无论男女，他们和她们情将何堪？免不了的，每
个人的心上都会有一道或一道道伤口。我们都是伤心
之人。文学，某种程度上就是疗伤的艺术。
但是，“窈窕文丛”中所有的故事也都在告诉我
：爱情至少一息尚存。“窈窕文丛”的每部作品中，
有一万条否定爱情的理由，可是爱情还是在那儿，无
法否认。倘若本体意义上的爱情已经死亡，“窈窕文
丛”中的那些女性，也就不可能有那样的深创与剧痛
。爱情似乎是痛苦之源，但也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
广义上的“爱”和“情”是世界的本源。“窈窕
文丛”中的作品，也有不以两性关系为描写中心的，
而是更多关注底层人物粗粝、绝望的人生，像冰冷的
石头和灰扑扑的尘土一样的命运。“任何人在写作时
想到自己的性别都是不幸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
话颇堪玩味。她还说：“心灵要有男女的通力协作才
能完成艺术的创造，必须使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结成
美满的婚姻，整个心房必须大敞四开，才能感觉到作
家是在美满地交流他的经验。”弗吉尼亚·伍尔夫被
“女权主义”时而认作同道时而认作敌人。我只知道
，男人和女人有着更宽广意义上的共同命运。
美貌曰“窈”，美心曰“窕”；美状曰“窈”，
善心曰“窕”。“窈窕”形容的是女子仪表心灵兼美
的样子，丛书以此命名，编者和出版人的美好愿望可
以想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好的“君子”
呢？“窈窕文丛”既是给女人的，也是给那些男人的
。
给“爱”机会，让“爱”创造。

八零九零后一批青年作家群体愈发受到关注，他们已成长为日益醒目的文坛新力量。“窈窕文丛”精选八位风格鲜明、颇具潜力的年轻女作家集中亮相：孙频、周李立、朱个、阿微木依萝、池上、庞羽、余静如、祁媛。
她们的写作多从自我经验出发，从生活细节出发，源自天性和本真的思考，呈现出新一代独特的小说美学与思维方式。
《丹青手》是青年小说家周李立的短篇小说集，通过一个个生动锐利的故事，描写了当下青年人所面临的人生困境：渴望挣脱压力的束缚，童年的创伤记忆，对未来的迷茫……展示了作者对于生活的深度透视。语言成熟，叙述上也更加讲究艺术趣味及氛围的营造。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这些年为我的主人公乔远写了十来篇小说，故事
从“非典”那年写到北京奥运后，笼统算成“艺术区
”系列。故事大意是，乔远逃离体制，以为到艺术区
能拥抱自由——我把乔远称为“另存者”。不过，艺
术区亦非桃花源，乔远不可能就此逍遥。艺术区这种
城市边缘地带，看似自由，实则也失落。乔远会遇到
一些事，见识几个人，他将明白艺术区和所有江湖一
样，是圈子、有座次，权势者运筹帷幄、呼风唤雨。
乔远在边缘之边缘一次次失落失重失掉方向——这是
“另存者”的宿命。
不能说乔远清高，不同流合污才主动隐遁。我觉
得他并不拒绝名利。他只是软弱，又没法超脱，习惯
半推半就，还有些幻想，以为不走寻常路就能找个不
寻常的出口。毕竟聚光灯有多明亮，背后的黑暗就有
多深重——乔远都消受不起。金字塔顶只属于这世界
上极小撮强势分子，他们特别能战斗，信奉“一将功
成万骨枯”，必要的代价该付还得付。而剩下的极大
撮普通人，散落在无可无不可的灰色地带——既做不
到超脱世外拉开距离全身而退，也没法跻身舞台中央
做自己的导演。因为导演不是你，你的努力或抗争很
难影响剧情，一不留神还会让剧情更惨烈。
“另存者”看起来没有不合时宜，不像“多余的
人”多余得心安理得；但他们追名逐利的姿态也不急
迫，甚至反应过于迟缓，因为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
场。作为不入正册的副本、非风云人物，“另存者”
们其实可有可无，离得不远，靠得也不近。“另存者
”似乎随处可见，他们让我难过。
此外，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可能才是这些小说的
主要组成部分。因为在作家协会工作的关系，我接触
最多的人，其实是作家。但我又不能直接写作家，况
且我们已经有太多小说都是作家当主角了。我的主人
公，就这样变成了画家。艺术家（或作家）是否拥有
日常生活？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不然他怎么活下去呢
？那么，艺术家——我就不每次加括弧了，你应该理
解，在这里“艺术家”也包括“作家”——是否也该
像其他人一样，过着有正当职业、朝九晚五的日常生
活呢？
这是个老话题。很多人都扬言过要辞职去写作、
去画画、去拍电影。我们也知道，多年来有不少人真
这么做了，而且做得不错；多年来也有不少人真这么
做了，但状况就很糟糕。所以，这问题其实不是问题
，因为答案不过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想我一定要写个辞职去搞艺术的人，我还要让
他做得不错。因为我私心里还是偏向认为：艺术家不
应该消耗在朝九晚五的正常生活中。他们时常被某种
不可知的疯狂想法困扰，时常向不可捉摸的某处纵身
沉潜，因此他们与尘世的联系，应该若即若离、摇摆
不定，淡如游丝且时断时续。他们应该孤独，也注定
孤独——让我写得伤感的，也是这部分。因为，去和
留其实从来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因为不想
过“一眼看到老”的日子，才寻求改变，而到了连明
天都看不到一眼的时候，你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去应对
那种因未知而生的茫然？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焦灼
、怀疑、绝望、忧虑、无措。
乔远在这样一段迷惘时期，认识了两个姑娘。当
他以为自己会和其中一个姑娘发生故事的时候，莫名
其妙与另一个姑娘发生了关系。多年后，他在飞机上
与那个没有和自己发生故事的姑娘偶遇。然后飞机落
地，乔远下飞机，再也没有见到她。这是《回旋》的
故事。一切的起点，是一次次偶然与巧合——惜繁华
正好，恨无常又到。一个个不可预知的“无常”，累
积成人生。当然，你可以说这只是小说，是一厢情愿
的虚构。这就又得回到前面的话了。艺术家为什么应
该与现实保持若即若离的暧昧距离？因为正是他们，
在窥探这些“无常”的人。很简单，距离太近了，就
看不到了。北岛这样形容艾伦·金斯堡：“眼睛里有
一种真正的疯狂……他用一只眼睛看你，用另一只眼
睛想心事。”这是对艺术家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最好隐
喻。我如果不用一只眼睛看你，如何会有另一只眼睛
里的心事？我如果不用一只眼睛想心事，我另一只眼
睛看你还有什么用？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艺术区生活了几年，也算是
“一只眼睛看艺术区，另一只眼睛想心事”。但细想
这些小说，其实并不出自记忆的河床。也总有人问，
娜娜是我吗？我辩解道，乔远才是我。其实答案没这
么简单。我倒更愿意认定，乔远是我，娜娜也是。我
可能把自己身上矛盾的部分，分别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
故事总是简单的，复杂的是人。《另存》的故事
就很简单。有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好事儿要来了
，人们都想从中沾点儿好处，一阵乱哄哄。最终尘埃
落定，自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些欢喜的，不过
是做了棋子；那些愁的，也只得独自无奈。但《另存
》中的人，心情很复杂。在Ⅸ另存》的结尾，乔远独
坐在人去屋空的艺术区，一种萧瑟、两处闲愁。那些
热闹，都是别人家的。他从未像那刻认清自我，以及
自当归处。乔远此时的心境也许适用里尔克那首Ⅸ秋
日》：“主啊！

这个表面上安详而快乐的四川女孩，去到北京的
书桌前，自此世界没有一刻是平静的，出路还隐藏在
无休无止的对峙与谈判中。她想见证这一切。
——雷平阳，作家

设防
一
二〇〇三年春天认识吴勇。为什么是二〇〇三年春天？此后每到春天，乔远都这样问自己。那是特别时期，因为“非典”。口罩和中药的味道成为人们熟悉的东西。北京城空空荡荡，像老妇的乳房。乔远第一次来到艺术区，过程稍显艰难。因为那时他任教的高校已经开始实施管控政策，进出校门都如偷渡客翻越国境。校门口的棕红色电动门终日关闭，一个月没有打开过，除了小汤山医院的救护车开进来拉走需隔离的学生那次。校门传达室改为临时进出通道，装有自动检测体温的装置，很像机场安检通道，但又复杂些，因为进出校门都需要通过校办复杂的审批程序。
吴勇那一年已经是年与时空画廊的老板。乔远后来知道吴勇是山西人，面慈、手软，就像大同石窟里的佛头。画家乔远画国画，尤喜人物，曾去大同石窟造访过那些佛头。乔远看见吴勇一张可以做模特用来画佛像的脸，印象深刻。
吴勇的年与时空画廊在艺术区最西边。应天开车带乔远来艺术区，他们把车停在艺术区外的公路边上。应天说他不担心违章停车，因为现在没人管这些了。
年与时空画廊占用的是一幢公寓楼的一楼和二楼，共两层——也许是后来打通的，中间接上楼梯。公寓楼紧邻艺术区外的公路。这条公路通往首都机场，然后，“通往世界”——应天这样解释。他总是喜欢这样夸张。他也许该是一名艺术评论家，乔远时常这么想。
画廊的一层，是大厅，可以明显看出改建的痕迹。原来的墙体都拆掉了，连成一间宽阔的、像样的大厅。大厅中央，放着最显眼的作品——是一些鸡蛋、装在金属制的镂空立方体里。六个金属立方体错落着，层叠上去，每一个都半米见方，像坏掉的一堆魔方。鸡蛋都是真的，乔远走近查看过。他想起鸡蛋的保质期，“非典”让我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吴勇问，说实话，还不错，是吧？
乔远不太明确他指的是什么。但他笑着答，不错。
乔远这天是翻了学校西门的矮墙，从集中营里溜出来的。这也许才是真正不错的事。学生们那时开始都管校园叫“集中营”，两千多名青春期男女，在集中营里已经待满一个月，又停课了，终日无所事事，谁都难免想要逃逸。毕竟在草坪上晒太阳或者打羽毛球，这些事情，很快会让人厌倦。于是有人开辟了这条出校的秘密通道——矮墙本来也不高，沿着墙根又垒了些砖头，个子不高的女生也能轻松踩着砖头翻墙进出。校方似乎也知道这条通道，因为那些砖头一度被清理过，但不久又有新的砖头出现。学生们心照不宣，谁也不问是谁做了好事。墙外面的北京城，其实也不过是一座大一些的集中营，但他们也乐此不疲。只是乔远翻墙出校，可不是为了像大学生们一样，只为看场电影或者吃顿没味道的麻辣烫。
乔远是被应天叫出来的。乔远的大学同学应天，早住在艺术区，这天打来电话说要解救乔远，去艺术区转转。
应天说，都这样了，还不出来。
这天下午，应天说他已经把车开到西门那处矮墙外了，他已经看见了三三两两的学生翻过矮墙出来。而且那些翻墙的动作熟练、轻巧，“就像做操一样”，应天在电话里说。
后来，乔远也翻了墙。他觉得这感觉很好，像是再也不用回来了。跨站在矮墙上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很久都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应天开车带乔远来到了艺术区。艺术区在北京城的另外一边。穿越城区的三环路，在乔远看来格外空旷陌生，就像另一座新兴城市的开发区。只不过两个月之前，这还是北京城最拥堵、最繁华的一条路。
那年春天北京的天空，也蓝得离奇的虚伪，酷似丙烯颜料里乔远最不喜欢的那种蓝。乔远打开车窗，摘下口罩，因为应天并没有戴口罩，乔远也不愿让自己显出胆怯。
乔远来到艺术区的第一站，就到了吴勇的年与时空画廊。画廊老板吴勇一一应天这么介绍的——说，他在策划一个活动，叫“蓝天不设防”。吴勇找来应天，是为商量这件事。应天又叫来乔远，因为应天总是会在遇上麻烦事的时候叫上乔远。应天向吴勇介绍，说乔远是画家，画写意人物的。但应天没说乔远在城西的高校当老师。乔远心照不宣，于是也没有解释。他们都觉得在艺术区，画家的身份，其实更合适。
“随便看看”，吴勇说。他穿小方格子的衬衣，在衬衣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一盒KENT香烟，透过薄薄的衬衫布，香烟盒清晰可见，于是他左边的胸脯就鼓了出来。那是心脏还是肺的位置呢，乔远不确定。
乔远在艺术区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吴勇，这难免造成不太合适的印象。其实艺术家们从来都不会在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放东西——他们根本也不会穿衬衣这种东西。
吴勇带着乔远、应天去了画廊的二楼。二楼装有落地玻璃窗，墙上挂着抽象表现主义的画。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室内热得待不住，只有一楼装了空调。他们只看了一眼，又下楼。吴勇说去外面抽支烟。
“都差不多了，跟亦庄那边也说好了，到时候直接去就行。”吴勇跟应天谈着活动的事。他们似乎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乔远听不明白，但他也没问。
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