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会持刀闯进幼儿园砍杀儿童？
为什么有人会为盗取一枚戒指切下别人的手指？
为什么纳粹科学家会在俘虏身上做活体实验？
为什么有人会忽视其他同类的人性？
在哲学、宗教的思路里，人类的残酷行为通常被解释为犯下罪行者的“恶”，但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恶”的概念只是虚晃一枪、将问题暂时搁置，其实并没有给出答案。
西蒙·巴伦-科恩著的《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是一位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对“恶”进行的系统思考，他借助科学家擅长的调查、实验和分析，以“共情腐蚀”取代了“恶”：某个人作恶时，他的共情遭到了腐蚀，共情水平较常人要低很多。但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共情水平不会导致极端恶行发生，虽然人们常常会不顾他人的内心感受。
这一替换看似简单，却能帮助我们摆脱价值偏见，给出预防恶行发生的思路。它同时提出了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共情腐蚀”是如何发生的？
社会环境会对人的共情水平造成多大的影响？
为何同样遭遇“共情腐蚀”的自闭症患者一般不会作恶？
本书也许会改变你思考“恶”的方式，甚至会改变你对待“恶”的态度。

致谢
第一章 对“恶”和人类残酷行为的解释
第二章 共情水平在人群中的正态分布
第三章 囚禁于自我聚焦状态中：边缘障碍、精神病态与自恋人格
第四章 在模式中寻找道德：阿斯伯格与自闭症患者
第五章 共情基因
第六章 对人类残酷行为的反思
附录一 共情商数（EQ）量表
附录二 如何识别零度共情（负面）类型的人
参考文献
人名、地名、机构名对照表
专名对照表

探索人性“阴暗面”，也可以不必理会哲学家和宗教学家怎么看
西蒙·巴伦-科恩著的《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以调查问卷、病例分析、双胞胎跟踪对比等科学家称手的工具与方法，探究人类残酷行为的发生逻辑。不满足于善/恶的评判与控诉，在哲学和宗教止步的地方，科学家展开了全新的探索。
详尽的病例记录与分析，发现残酷行为与共情能力之间的隐秘关联
当部分精神疾病患者处于低共情水平时，他们会表现出哪些令人心碎的状态和行为？这些症状背后，竟能找到一般性的神经科学解释。
走进自闭症患者的内心世界，了解“来自星星的孩子”如何适应社会生活
虽然共情能力低于常人、说话直来直去，但自闭症患者与阿斯伯格有自己“体谅”他人的方式。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为此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本书专辟一章内容，带你走进自闭症与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内心。
附赠共情商数自测量表
想知道自己够不够暖、共情够不够高？填写随书附赠的自测量表，即刻获知自己的共情水平处在哪一层次。

大脑状态与共情能力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本
书提供了令人着迷的解答。
——特里·伊格尔顿
本书提出了一个简洁而可信的假说，借此我们
能够以全新的方式来思考恶。
——《纽约时报》
未来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人类境况的阴暗面，而
巴伦-科恩为此搭建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让这一探索
更明晰。
——迈克尔·加扎尼加

在我7岁大时，父亲告诉了我纳粹把犹太人做成灯罩的故事。这种话，你听了一遍就永远不会忘记。在一个孩子的脑袋里（对成人也是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人和灯罩联想成同一样东西。他还告诉我，纳粹还把犹太人做成肥皂。这听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然而却是真的。我知道我们家就是犹太人，因此觉得这个“把人变成物品”的画面格外惨痛。
我父亲还跟我说到了他从前的一个女朋友，露丝·戈德布拉特，说她的母亲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露丝曾把我父亲介绍给她母亲认识，父亲震惊地发现，这位戈德布拉特太太的双手是左右颠倒的。纳粹的科学家把她的双手切了下来，对调了左右位置之后再缝回去，于是当她伸出双手、手掌向下时，她的拇指就靠外侧、而小指靠里。纳粹开展了许多“实验”，这只是其中之一。从这些事里，我认识到了人性中深藏着一个矛盾—人居然可以把别人当成物品对待。只是我当时还小，年幼的心灵还无法理解这一点。
许多年后，我成了伦敦圣玛丽医院医学院的一名教师。有一次我去旁听一个生理学讲座，教授讲的是人类对温度的适应。他告诉学生，关于人类对极端低温的适应，最详尽数据是由纳粹科学家收集的，他们在达豪集中营开展了“浸泡实验”，把犹太人和其他囚犯放进盛着冰水的桶里。他们收集了系统性的数据，显示了人的心率和人在0摄氏度的冰水中浸泡时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听到这个违反道德的研究，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同一个问题：人怎么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呢？面对遭受痛苦的同类，人是怎么切断天然的同情心的呢？
这些事例之所以特别使人震惊，是因为它们的主事者都是医生和科学家（都是我们从小信任的职业），他们拥有良好的教养，却都参与了违反道德的实验或手术。我们权且（大度地）假设，这些医生并不是为表现得残酷而作出这些行为，他们开展浸泡实验只是为了增进医学知识，比方说，船只在冰冷的海面上失事以后，该如何进一步救助生还的乘客。即便是将可怜的戈德布拉特太太的手左右对调后缝合的纳粹医生，或许也不是（我猜想）为了残酷而残酷的，他们或许也是在追随科学发现的冲动，想找个法子探索显微外科的极限。
这些科学家一心求知，却忽略了那些“被试”的人性。说来讽刺，人体科学用“被试”（subject）来描述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个词传达了对于对象感受的关切。然而实际操作对这些被试的感受，却是完全不予考虑的。纳粹的法律规定了犹太人在基因上就是劣等人种，将犹太人消灭是纳粹当时优生学项目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那些医生甚至可能认为“使用”集中营的囚犯作为医学研究的“被试”是符合道德的，只要这能为更崇高的利益奉献知识就行了。
至于普通纳粹看守的行为，倒确实体现了残酷本身。可悲的是，这些恐怖的例子要多少有多少，我在这里只选一个，它来自托马斯·伯根塔尔的自传。托马斯在只有9岁时和几千名犹太人一同被捕，给押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次，他不得不目睹一名囚犯被迫绞死自己的朋友，因为那个朋友企图越狱。一个党卫军看守命令这个囚犯把绳索套到朋友脖子上。然而囚犯怎么也无法遵命，他的双手因为恐惧和痛苦而剧烈颤抖。这时他的朋友转过身来接过绳索，做了一件非凡的事：他吻了吻朋友的手，然后将绳圈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党卫军看守大怒，踢掉了越狱者身下的椅子，绞死了他。
当时9岁的托马斯和其他狱友看到了越狱者亲吻朋友的手的那一幕，他们都为这个简单的动作感到欣喜，因为它在用无声的语言说道：“我是不会让我的朋友被迫杀死我的。”托马斯在奥斯维辛活了下来（也许是因为父亲教会了他在门格勒大夫挑选死亡对象时贴近窝棚站着），并把这个故事写进了自传《一个幸运的孩子》（A Lucky Child）里。当时的环境如此凄惨，朋友间的共情却表现得如此强烈，同样强烈的还有那名看守对于共情的匮乏：如果他的目的是惩罚逃犯或者杀鸡儆猴，大可以将越狱者枪毙了事。而他居然选择这种惩罚的形式，大概是他希望这一对朋友都受到折磨吧。
到今天，距我父亲向我透露那些人类极端行为已经过去了近50年，我的内心仍被这个简单的问题占据：我们该怎么理解人类的残酷行为？在有意识的生命里，我始终在被这个问题摧残心灵，要写一本书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理由吗？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能如此牢固地扎根于我的意识之中吗？我相信它之所以一遍遍地困扰我，是因为“人为什么会忽视其他同类的人性”这个问题必须得到一个答案，而它又偏偏还没有答案。至少，那些容易查到的答案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使我满意。假如那些答案已经很充分，我就会觉得问题已经得到回答、争议已经得到解决，也就不必反反复复地不断想到它了。但是显然，我还需要更好的答案。
有一个标准的解释，认为纳粹大屠杀（令人悲哀的是，纵观历史，放眼全球，这样的屠杀还曾在许多文化中上演）昭示了人能够对同类施加的“恶”（evil）。这种“恶”是无法理解的，它是一个无法讨论的话题，因为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