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手记》是新文艺随笔之一，作者潘年英以人类学学者身份，亲自参与扶贫工作，以手记方式对中国扶贫工作作出了深入和深刻的描述，本书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其中涉及到的若干理论问题，发人深思。

《扶贫手记》作者潘年英以饱含情感的优美文笔，娓娓叙说了一年扶贫工作的种种体验和感受，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和角度，分析和探究政府扶贫行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贫困存在、发生的影响和作用。《扶贫手记》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其中涉及到的若干理论问题，发人深思。

新版序一：他们为什么“扶不起来”

新版序二：推荐一本好书

原版序：换一种角度看“贫困”

绪言：下挂干部

“基层”的结构与功能

在官民冲突的背后

生存自救与宗教复兴

混沌体制下的混沌人生

我的扶贫生活的深度描写

人类学视野下的贫困

贫困与扶贫：未尽的话题

后记

附录一：重访南门镇

附录二：答客问

“这儿已经是贵州的最南缘了，再往下便进入广西边境。”在那篇题为《南门镇印象》的散文中，我就这样开始了我那略带一点愁绪的沉缓叙述。

南门镇是一个古镇，距县城六十七公里。据说自古以来便是战略要地，也是云南、贵州、四川南下两广及安南(越南)，或由海上转入内地的古道必经之地，封建王朝于元明时代开始设塘讯管辖。到清末民初即建乡建镇，沿袭至今。民国时期，李宗仁、白崇禧为联络云南、贵州共同起事反蒋，曾在南门小镇聚集会商国事。抗日战争期间，南门镇则是国民党中央军队布防和沦陷区机关、厂矿、学校内迁之地，建有南门兵工厂，制造“79”中正式步枪及炮弹；南门镇周围山洞曾储存大量战略物质，后日军北犯，该地被多次轰炸，几成废墟。时光流逝，岁月沧桑，重建后的南门镇虽然也多少保存一点古朴气息，但更多的早年胜迹，则很难见到了。我现在见到的南门镇，就和别处的边远山区小乡镇一样，街道狭窄拥挤，街面杂乱破烂。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则泥泞不堪，楼房高高低低新旧杂陈，显得凌乱无序。但因为通着铁路，且还是成都局和柳州局的一个交接站．加之又是川黔公路南下之通道，所以表面也还是显得繁荣和热闹。在散文里，我写道：“……气候乍暖还寒，天空终日飘着霏霏细雨：南门一条长街，却始终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车辆相互追逐着．一辆接一辆。把一条街道吵闹得没有片刻宁静。火车站紧挨着街边，每天都要迎来送往数以千计的旅客，火车尖锐的喇叭也一直呜叫着。回响在山谷里，更显出了小镇的繁忙和热闹。”长街之长，足有两公里。靠南的一截是新街，北面则是新新街。新街其实是老街．房屋街道多建于五六十年代，是那种低矮的红砖房，倒是显得别致而略带风味。新新街就不同了，楼房均是新修的水泥砖房，墙面镶着白色的瓷砖，装修也多为有色玻璃和铝合金，显得极洋气和时尚：这也正是所渭的开发区，是两三年之内才新开发出来的。楼房多在三四层之间，且也多半作为旅社之用，一楼均是饭堂，二楼以上住宿。为了吸引投资，当地有人表态对这一区域内的旅馆，公安部门不能随便查房，若必须查房，也须先请示镇党委同意。事实上是默许此地可以存在一些国家禁止行业，如色情服务和赌博业之类。所以当地群众又把开发区称为“开放区”或“红灯区”。因系交通要道。

P28-29

扶贫，一直是我们党和政府极为关心的事情。为此，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光是每年逐级抽调下派的扶贫干部，其队伍就浩浩荡荡，蔚为大观。但效果呢?有好有差。好的当然很多，但差的地区，实际效果和投入量、期望值相比，简直“不成比例”。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当地群众“不想脱贫”还是他们“活该受贫”?是我们“扶不得力”还是他们“扶不起来”?或者是老天爷不帮忙，上帝不准我们脱贫?显然，都讲不通。

看来，“对这问题是该有个理论的清算、总结和回答了”。

《扶贫手记》的作者潘年英就是这样想的。在这本我国第一部关于扶贫问题的人类学著作中，作者以扶贫工作队队员和文化人类学学者的双重身份，通过自己活生生的经历、实实在在的体验和反反复复的思考，试图给“扶而仍贫”的现象一个“说法”．或者说．作一番理论的反思。

我们就先来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在潘年英看来，造成这种“事与愿违”现象的原因，可以说有许多种。但最要命的还是基层组织和地方政府．准确地说．是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不但“很不得力”，而且“扶不起来”。在《扶贫手记》中，潘年英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这样一些干部。作为贫困地区的“一方父母”和当地群众的“顶头上司”，他们不但没有能力(个别的甚至也没有意愿)带领群众脱贫，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是这些地区长期贫困和日趋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由于有此切肤之痛，潘年英认为，造成一个地方贫困的原因可能有许多种，比如自然环境恶劣、农民素质低下、民族观念陈旧、经济基础薄弱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讲，决定性的因素还不是这些。是什么?是人。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地方政府”。可惜，贫困地区的政府，往往是“弱政府”，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帮助群众脱贫的政府”。这才弄得这些地区不管你扶不扶他都贫，而且越扶越贫。那么，为什么这些政府是“弱政府”，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帮助群众脱贫的政府”呢?潘年英认为，“就是因为政府里的人无能”。因此，他提出，“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越是经济环境恶劣的地方，越是需要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贫困地区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其素质只能是最强，而不可能是最差”。这就使人想起一句非常有名的老话：“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然而在我看来，问题并非可以就此了结。

写完本书的最后一章，我没有长长地舒一口气。因为若按我的意愿，我还想把这话题和文字继续下去。但是，仿照丛书的要求，我只好就此搁笔了。

应该说，这是很早以前我就一直想写的一本书。身为理论工作者，且长期从事着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多年来我接触得最多的问题是贫困问题．我思考得最多和感受最深的问题也是贫困问题。是的，我想，对这问题是该有一个理论的清算、总结和回答了。而1996年我被单位“强行”安排到黔南某镇挂职扶贫一年的经历更使我萌发了要写这本《扶贫手记》的冲动，但是，依我原先的构想，我更愿意写一种真正手记式的东西——那是些片断式的生活日记、感想和描述，我觉得那样的表达或许更自由而灵活些。但那显然需要更大的篇幅，没有二十万以上的文字．肯定不能详尽记录下我多年来关于贫困的所见所闻和一年扶贫生涯中精彩的生活细节。后来当写作真正开始的时候，考虑到丛书的体例要求及当今时代读者时间的宝贵，我临时改为选择几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专题来写。我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我不想花大量的笔墨去描写我一年扶贫工作中意义不大的鸡毛琐事，而是直接陈述和表达我对贫困问题及扶贫工作的看法。有些观点和见解也许幼稚而主观，但既是经我之手写下来的东西，我不能说它毫无根据。我把问题引出来，同时表明我的也许是很肤浅的看法，其意正在于呼唤同行和方家的回应罢，观点纵然有种种的偏颇和不成熟，又何妨呢?

回想一年前的今天，我还正在南门镇的乡村土地上奔走，和乡亲们一道经受着种种有趣或无趣的生活和日子；而在一年后的今天，写作这本书时，我已是在千里之外的遥远的厦门大学的校园里。这简直是两重世界两重天地了。厦门当然是很发达的一方土地了，一方面临着海，另方面又有百余年开放和商业的历史，加之在新时期之后，又被辟为全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和偏僻而闭塞的贵州山区相比，当然是大为不同的，强烈地反差出贫困与富庶的两极。但即使是这样，厦门也还是存在着相对贫困的人口。那天陪同一位朋友去市区内租房子，稍稍穿越几条小街，便可看见在表面繁荣的高楼大厦下面，也还存在着拥挤于阴暗潮湿的黑屋里的贫民。当然这现象并不唯厦门市而存在，即便在被人们经常形容为人间天堂的美国，也照样还是有着一个穷人的阶层。因此我看到我这一研究课题的意义，自然也就不仅限于一个小小的南门镇，或者贫穷的贵州。我想只要贫困现象不能从人类世界里彻底消灭。这课题便值得永远地做下去。

在《扶贫手记》这本我国第一部关于扶贫问题的人类学著作中，作者潘年英以扶贫工作队队员和文化人类学学者的双重身份，通过自己活生生的经历、实实在在的体验和反反复复的思考，试图给“扶而仍贫”的现象一个“说法”，或者说，作一一番理论的反思。从这个角度反思我们扶贫工作中的种种问题，视角是独到的。说到底，问题的症结主要就是缺少科学和民主。比如用砍伐森林乱建工厂等杀鸡取蛋的办法来求得GNP数据升值，是不科学；硬投资、强输入、扶你没商量，是不民主。显然，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铲除“官本位”思想，而代之以科学和民主。倘能如此，我们的扶贫工作成绩将更为可观。

——易中天

贵州的朋友给我寄来一本潘年英写的《扶贫手记》，在信中说我肯定会感兴趣。他没有说错，拆封后我就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一读再读，在电话里向朋友谈这本书。我感到，这本由一位亲身参加一年扶贫工作的人类学者写出来的手记，确实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对于那些在领导岗位工作的干部来说，更是如此。

——牧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