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你就像爱生命》是《王小波文集》第八卷书信集。书名出自王小波、李银河一封未面世书信，自1977年，王小波与李银河相识，开始书信往来，到80年代二人在国外求学，一直到90年代，王小波辞去职务成为自由撰稿人，1997年去世。此书装进了两个人真挚纯净的爱情，也装进了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独特的印记。

《爱你就像爱生命》收录了王小波生前从未发表过的与李银河的“两地书”，以及婚后他们夫妇与其他朋友的书信往来，再现了他们的爱、思想与生活，是一部感动国人二十年的爱情绝唱。其中不仅有热切、坦诚的情感表白，还有彼此对于书籍、诗歌乃至社会的看法，闪耀着理想与爱情的火花，令人动容。

书信集

 致李银河

 致刘晓阳

 致其他人

未竟稿

 最灿烂的阳光

 王仙客寻无双记

 白银时代

 鬼营

 奸党与我们

 不成功的爱情

 《红拂夜奔》片段

 《三十而立》片段之一

 《三十而立》片段之二

 《他们的世界》片段

 同性恋成因问题

 有关“上帝被打了”

 我写《黄金时代》

 王小波自书简介

附录 王小波年谱简编

我厌恶模式化的生活

银河，你好！

看了你的信。你呀，总是疑神见鬼的。甚至连太熟悉都害怕。有什么可怕呢？连我瞎编的故事都能让你不高兴，那我以后不讲故事给你听了。你知道故事千万不能是我们都熟悉的，要是那样就太没意思了。

后来你的那封信还挺有意思的。不过你的比拟太让我伤心：什么丧失了名誉的卡杰琳娜呀、马格特呀。你瞧，她们多么狭隘。你说，她们是不是除生活本身什么都没有的人？我总觉得她们不是太可钦佩的人。当然我很明白你的意思，你说得很对。我很知道摆在一个女孩子面前的道路忧患重重。我决不肯因为我的缘故使谁陷入可悲的境地，再说我自己对那种生活丝毫也没兴趣。

我知道你说的是要从那个可怕的、已经模式化的生活泥坑里爬出来，在那里人们的生殖细胞给他们造成无穷的灾难。本来年轻人生就的飞毛腿是可以从上面跑过去的，不幸那些细胞给他们坠上几块大石头。总之，社会是不喜欢飞毛腿的，鬼知道他们要干什么。陷在坑里的要老实多了——不过你要知道为什么人要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坠下去，这就是因为没什么好干的，给自己揽一桩活。我是绝对不爱这桩活的，我嫌它太脏，尽管我自己也不太爱干净。不过我觉得仅此还不够，要是光有这个不就成了无所事事的嬉皮士了？当然我什么人物也不是，那么我宁可当个嬉皮士，总之做好的圈套我是不跳的，我还有这一分狡猾。

我喜欢你不爱跳这个陷阱，这样你就和我相似了。不过还干什么呢？我有点儿希望你有事业。别当一个飞毛腿。不过你要当一个飞毛腿我也要当，我有点儿相信我能追上你。不过这样不如有桩别的事情干好。我还见过别的人声称两个人合搞什么事业，结果是搞到一起，劣根性上来了，于是滚到一个坑里去了。这是一种灾难，是不是？

对了，要说模式化的生活，我可真腻味它。见也见烦了，且不说它的苦处。中国人说苦处也就是乐处，这就可以说明有人为什么爱吃臭豆腐：他们都能从臭里体验出香来。这可以说明懒于改造世界的人多么勤于改造自己。我发誓：在改造自己以适应于社会之前非先明辨是非不可，虽然我不以为自己有资格可以为别人明辨是非。当然我净在胡扯，不过你总抱怨我不肯给你写。你知道写多了就不准是要紧的话，多写无非是可以让你解闷。我相信你不会怪我没正经。真的我爱你，我们不能老在一起说大道理，我们写着玩儿好吗？

接着说下去。人们懒于改造世界必然勤于改造自己，懒于改造生产方式，对了，懒于进行思想劳动必然勤于体力劳动，懒于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必然勤于死记硬背，比方说，吃臭豆腐，大寨、大庆的齐莉莉。中国人对它们以及她诸多赞美正是香臭不知。比方说你我，决不该为了中国人改造自己，否则太糊涂。比方说中国孩子太多，生孩子极吃苦头，但是人们为什么非生不可呢？我猜是因为（1）大家都生，（2）怕老了，（3）现在不生以后生不了。

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知道很荒唐。那么为什么怕老了呢？老了头脑发木，要是有孩子的精神力量来激发一下未必没有好处，不过那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吗？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法律不准老人与年轻人往来。我顶顶喜欢的是自理生活，理成一塌糊涂也罢，万万不能有人来伺候，因为那样双方都很卑鄙。如果我将来老了退化得很卑鄙，那么现在的我绝不对将来的我负责。这样我就驳倒了前两项。如果我很相信我的反驳正确，第三项就不存在了。

可是我很喜欢你，爱你。男孩子只能爱女孩子，可这不是因为——该死，生殖细胞，而是因为她可爱，有很多非爱不可的地方。比方说你对于我，主要是因为你可爱。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男人或女人中发现这么可爱的人。先写到这儿。

P44-45

他毕生在向自由致敬

1

《黄金时代》的写作耗费近二十年时间，成为一部反转的身体叙事的杰作。流氓王二和破鞋陈清扬的“不伦之恋”，是“文革”时代的必然产物。道德专制统治下的国度，所有跟“性”相关的事物，必然要以“贱”的面容出现。这是“文革”“黄金时代”的基本法则。于是人们看到，在那个被语词照亮的文学舞台，一对“贱人”（破鞋＋流氓）在被迫表演他们的“贱爱”（毫无尊严的性爱），这原本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罪恶，但却表述为坦率而恶毒的细节，不倦地爬行在王二的讲述之中，传递被严重压抑的集体欲望。它们原本是人性的正常部分，却因压抑而变得畸形可笑起来。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试图借用存在主义和荒诞意识，以描述中国式的荒谬现实。高行健、莫言、徐晓鹤等都做过此类实验，但王小波似乎是其中做得最酷的一位。中国现实为作家提供了超越“加缪式荒谬”的最高荒谬景观，它无与伦比，雄踞天下，令一切西式荒谬相形见绌。王小波的荒谬叙事，采用黑色幽默风格，却又如此切近我们的深层记忆，指涉了许多读者的私人经验。这种来自底层的经验辐射，就是小波文字的力量所在。

《似水柔情》延续了《黄金时代》的“贱爱”母题，描述警察小史和作家阿兰的同性恋故事（据此改编的电影《东宫·西宫》，因无法展示其语言魅力而变得寡淡无味）。一个习惯于扮演施虐角色的警察，在一夜审问同性恋受虐癖阿兰之后，自己竟然也变成同性恋者，这是一种奇怪的性向逆转，其间的复杂寓意，远远溢出“同志小说”的既定框架。

《黄金时代》和《似水柔情》是小波写得最出色的两部小说，通过两种性虐恋（SM）来寓言整个社会形态的基本风格。“文革”就像是一场政治虐恋，是一群施虐癖向另一群“受虐癖”的施暴。但问题的实质却在于，受虐的不是受虐癖，而是大批正常人格，因此，“文革”所推动的不是虐恋而是暴政。在我看来，这是国家政治悲剧的真相，也是藏匿于小说中的终极语义。

在小波的身体叙事内部，深藏着一种“反动的欲望”——用身体实施反抗。王二的生殖器是一根高高竖起的旗杆，蔑视正襟危坐的“文革”主流文化，向他们发出戏谑性的挑战。小波自己解释说，只有在非性化的时代，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只有在饥饿年代，吃才会成为生活主题。小波试图借助此类身体叙事，推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这是一种含蓄的人本主义自白，它要指控那个摧毁正常人性的时代，并找回爱和性的尊严。

原广州美院学生郑敏，曾于2006年做过王小波裸像，描述“一个在半夜里从床上坐起来的中年人，他或许刚从他那无边际的梦里面醒来”（郑敏语），两条腿叉开坐在地上，双手无力前置于两腿之间，并露出柔软的生殖器。基于家属和部分网民的不满，该座题为“黄金时代”的雕塑，被迫从“上海国际雕塑艺术大展”（2007）中撤除，由此酿成当年的重大新闻事件。但作者郑敏坚称，这个作品才是对王小波最真实坦白的致敬。策展人孙振华也确信，该雕像里小波的表情“痛切、无奈甚至绝望，体现了他对当代社会的观照”。

我们可以看到，“广美裸像风波”揭示出中国社会在身体叙事方面的认知分裂。在今天身体已经泛滥成灾的时刻，这种八十年代的反省式叙事，极易被人拿来跟当下恶俗的流行趣味相提并论。这是时间叠加所产生的文化错觉。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知，读者就只能在误读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2

小说无疑是王小波的首席遗产，而杂文或随笔是他的副产品，犹如一个用絮语编织的花环，衬托着小说的轴心地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话语启示。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的书写年代，大致为1993—1997年，正值市场勃兴和文化衰败的岁月。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被强行打断，沦为一场半吊子的“烂尾工程”。人类普遍价值作为“常识”，已经被攻击、偷换和篡改，变得面目全非。

正是这场历史剧变，逼迫小波成为思想麦田的守望者，以知识分子精神一一独立、理性和科学的立场，把置身于价值迷津中的公众，带回到“常识”的可靠边界。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不仅如此，小波还痛切地意识到，“知识分子的长处是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或者没有意思，不如死掉”（《知识分子的不幸》）。相比小说犀利而富有张力的先锋气质，小波的议论更显温和从容。他娓娓道来，以理性劝导那些尚待开智的学生。他要以身作则地做出说理的榜样。

王小波的最大幸运，在于他活在公共知识分子尚未被污名化的年头。小波认为，很多人批评中国人总是沉默不语，而他自己的亲历经验表明，说话比沉默更加可怕，这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被逼听很多话，也被逼说很多话”。但小波始所未料的是，在他谢世之后，全球互联网时代迅速降临。中国网民并非像“文革”那样被逼表态，而是踊跃自主发言，在数码广场上发出最大声的叫喊。这不仅意味着言说权利的普遍分享，也意味着话语暴力的大面积滋生。部分网民没有来得及掌握人类普遍价值ABC，也尚未学会理性对待不同意见，便只能被威权所操控，盲目说话，甚至用秽语来问候他人及其家属。于是，当“沉默的大多数”都开始大声说话时，王小波的日子，就会变得无限艰难，因为他的身体写作，必然要面对大批道德民兵的围剿，而他的知识分子立场，也一定会成为民粹主义的攻击目标。  3

在王小波那里，自由是一种坚固的信念，缠绕于身体的每个部位，最终在头颅的灵魂深处，形成无法摧毁的封印。人们已经发现，这自由的封印，张贴在小波的所有作品之中。顺便说一下，本文的完整标题应该是：他毕生在以“贱爱”向自由致敬。在那个额头上贴满“贱”字的年代，作家笔下的人物，试图在黑暗寻求性爱和思想的自由，进而捍卫这种自由，让身体和灵魂都获得解放。

“解放”和“自由”，应当是一组互相依存的对称性概念，而吊诡的事实在于，近百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高喊“解放”的口号，却从未获取真正的自由。小波敏锐地洞察了这点，并试图用隐喻的方式向我们说出真相。在小说《大学四年级》里，出现了一些被所谓“市场原则”建构的黑色建筑。它们是卡夫卡式的城堡，管理者用铁链去维系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所有人都沉迷于这种SM式的“契约关系”，但其间的法西斯式的暴政气息，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在走向自由大道之前，小波让读者预习了法西斯监狱的黑暗场景。问题在于，这所监狱是狱卒和囚犯共同打造的，而囚犯表达出的斯德哥尔摩情结，就是支撑这种管理者暴政的心灵基石。

本套小波文集再版的2016年，恰逢“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王小波提到自己“文革”插队时的荒谬场景——人们早晚背诵领袖思想，除此之外脑子空空如也，由此导致生活的无限苦闷。小波据此指出，人不能只求道德正确，更需要思维自由。如果在做好人和当自由思维者之间做选择，他宁可选择后者。这跟陈寅恪先生留下的箴言不谋而合——“秉独立之精神，持自由之思想”。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真正做到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尚需几代人的努力，而小波作为先驱者，从九十年代向世人挥手，发出经久不息的召唤。

我要在此为“当当”重版王小波文集的努力而鼓掌，它让读者有一次跟小波再次相逢的契机。当年的“王小波门下走狗”，如今都已步入中年，时过境迁之后，更年轻的“90后”和“00后”，很难前赴后继，成为狂热的新一代“门下走狗”。在一个信念分崩离析的语境中，继承小波文学遗产的最佳方式，就是学会做他灵魂上的契友，也就是成为自由而理性的“特立独行者”。我确信，这才是王小波理想的最佳实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5圣诞致辞中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就小波的读者而言，与其跪拜先驱，不如跟他同行，为爱、尊严、理性和自由而勇敢地生活。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