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著的《青铜时代》的主人公——节度使薛嵩与苗家女红线、富少王仙客与表妹刘无双，都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和传奇人物。在王小波的笔下，他们作为一群追求个性、热爱自由、想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条生活的人，充满了强烈的创造欲望和人道需求，但被当时的权力斗争所控制，扭曲了心态与行为，竟将智慧和爱情演变成滑稽闹剧。小说将现实的桎梏搬运到古代，满含着对现实社会的隐喻和批判。

《青铜时代》是以中国古代唐朝为背景的二部作品构成的长篇。这组作品的主人公，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和传奇人物。作者王小波在这部长篇中，借助才子佳人、千里寻情、开创伟业等风华绝代的唐朝秘传故事，将今人的爱情与唐人传奇相拼贴，使唐人传奇现代化，在其中贯注现代情趣，并通过对似水流年的追述，让历史与艺术相融合。

序：我的师承

万寿寺

寻找无双

早上，我从医院出来，进了万寿寺，踏着满地枯黄的松针，走进了配殿。我真想把鞋脱下来，用赤脚亲近这些松针。古老的榆树，矮小的冬青丛，都让我感到似曾相识；令人遗憾的是，这里有股可疑的气味，与茅厕相似，让人不想多闻。配殿里有个隔出来的小房间，房间里有张桌子，桌子上堆着写在旧稿纸上的手稿。这些东西带着熟悉的气息迎面而来——过去的我带着重重叠叠的身影，飘扬在空中。用不着别人告诉，我就知道，这是我的房间、我的桌子、我的手稿。这是因为，除了穿在身上的灰色衣服，这世界上总该有些属于我的东西——除了有些东西，还要有地方吃饭，有地方睡觉，这些在目前都不紧要。目前最要紧的是，有个容身的地方。坐在桌子后面，我心里安定多了。我面前还放了一个故事。除了开始阅读，我别无选择了。

“晚唐时，薛嵩在湘西当节度使。前往驻地时，带去了他的铁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故事用黑墨水写在我面前的稿纸上，笔迹坚挺有力。这种纸是稻草做的，呈棕黄色，稍稍一折就会断裂，散发着轻微的霉味。我面前的桌子上有不少这样的纸，卷成一捆捆的，用橡皮筋扎住。随手打开一卷，恰恰是故事的开始。走进万寿寺之前，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故事。可以写几个字来对照一下，然后就可认定是不是我写了这些故事。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医院里醒来时，我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上，都有黑色的墨迹。这说明我一直用黑墨水来写字。在我桌子上，有一个笔筒，里面放满了蘸水钢笔，笔尖朝上，像一丛龙舌兰的样子；笔筒边上放着一瓶中华牌绘图墨水。坐在这个桌子面前，我想到：假如我不是这个故事的作者，也不会有别人了；虽然我一点不记得这个故事。这些稿子放在这里，就如医院窗台上的《暗店街》。假如我不来认领，就永无人来认领。这世界上之所以会有无主的东西，就是因为有人失去了记忆。

手稿上写道：盛夏时节，在湘西的红土丘陵上，是一片肃杀景象；草木凋零，不是因为秋风的摧残，却是因为酷暑。此时山坡上的野草是一片黄色，就连水边的野芋头的三片叶子，都分向三个方向倒下来；空气好像热水迎面浇来。山坡上还刮着干热的风。把一只杀好去毛的鸡皮上涂上盐，用竹竿挑到风里去吹上半天，晚上再在牛粪火里烤烤，就可以吃了。这种鸡有一种臭烘烘的香气。除了风，吃腐肉的鸟也在天上飞，因为死尸的臭味在酷热中上升，在高空可以闻到。除了鸟，还有吃大粪的蜣螂，它们一改常态，嗡嗡地飞了起来，在山坡上寻找臭味。除了蜣螂，还有薛嵩，他手持铁枪，出来挑柴禾。其他的生灵都躲在树林里纳凉。远远看去，被烤热的空气在翻腾，好像一锅透明的粥，这片山坡就在粥里煮着——这故事开始时就是这样。

在医院里，我那张床就很热，我一天到晚都像在锅里煮着，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也就什么都不抱怨，连个热字都说不出，只觉得很快乐。我不明白，热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篇稿子带有异己的气味。今天早上我遇到了很多东西：北京城、万寿寺、工作证、办公室，我都接受下来了。现在是这篇手稿——我很坚决地想要拒绝它。是我写的才能要，不是我写的——要它干啥？

手稿上继续写道：薛嵩穿着竹笋壳做的凉鞋，披散着头发，把铁枪扛在肩上，用一把新鲜的竹篾条拴在腰上，把龟头吊起来，除此之外，身上一无所有。现在正是盛夏时节。假如是严冬，景象就有所不同：此时湘西的草坡上一片白色的霜，直到中午时节，霜才开始融化，到下午四点以后，又开始结冻，这样就把整个山坡冻成了一片冰，绿色的草都被冻在冰下，好像被罩在透明的薄膜里——原稿就是这样的，但我总怀疑热带地方会有这样冷——薛嵩穿着棉袍子出来，肩上扛着缠了草绳的铁枪——如果不缠草绳子，就会粘手。他还是出来挑柴禾。春秋两季他也要出来挑柴禾——因为要吃饭就得挑柴禾——并且总是扛着他的大铁枪。

我依稀记得，自己写到过薛嵩，每次总是从红土丘陵的正午写起，因为红土丘陵和正午有一种上古的气氛，这种气氛让我入了迷。此处地形崎岖，空旷无人，独自外出时会感到寂寞：在山坡上走着走着，忽然觉得天低了下来，连蓝天带白云都从天顶扣下来，天地之间因而变得扁平。再过一会，天地就会变成一口大碗，薛嵩独自一人走在碗底。他觉得自己就如一只捣臼里的蚂蚁，马上就会被粉碎，情不自禁地丢掉了柴捆，倒在地上打起滚来。滚完以后，再挑起柴来走路，走进草木茂盛的寨子，钻进空无一人、黑暗的竹楼。此时寂寞不再像一种暧昧的癫狂，而是变成了体内的刺痛。后来，薛嵩难于忍受，就去抢了红线为妻。这样他就不会被寂寞穿透，也不会被寂寞粉碎。如果感到寂寞，就把红线抱在怀里，就如胃疼的人需要一个暖水袋。如果这样解释薛嵩，一切都进行得很快。但这样的写法太过直接，红线在此时出现也为时过早。这就是只写红土丘陵和薛嵩的不利之处。所以这个故事到这里截止，从下一页开始，又换了一种写法。

读到薛嵩走在红土丘陵上，我似乎看到他站在苍穹之下，蓝天、白云在他四周低垂下来，好似一粒凸起的大眼球。这个景象使我感到亲切，仿佛我也见到过。只可惜由此再想不到别的了。因此，薛嵩就担着柴禾很快地走了过去，正如枪尖刺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轻飘飘地滑过了……如你所见，这种模糊的记忆和手稿合拍。看来这稿子是我写的。

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属于我的故事，把《暗店街》送给别人也不可惜。但我不知道谁是薛嵩，也不知道谁是红线；正如我不知道谁是莫迪阿诺，谁是居伊·罗朗。我更不知道自己是谁。

P8－10

他毕生在向自由致敬

1

《黄金时代》的写作耗费近二十年时间，成为一部反转的身体叙事的杰作。流氓王二和破鞋陈清扬的“不伦之恋”，是“文革”时代的必然产物。道德专制统治下的国度，所有跟“性”相关的事物，必然要以“贱”的面容出现。这是“文革”“黄金时代”的基本法则。于是人们看到，在那个被语词照亮的文学舞台，一对“贱人”（破鞋＋流氓）在被迫表演他们的“贱爱”（毫无尊严的性爱），这原本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罪恶，但却表述为坦率而恶毒的细节，不倦地爬行在王二的讲述之中，传递被严重压抑的集体欲望。它们原本是人性的正常部分，却因压抑而变得畸形可笑起来。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试图借用存在主义和荒诞意识，以描述中国式的荒谬现实。高行健、莫言、徐晓鹤等都做过此类实验，但王小波似乎是其中做得最酷的一位。中国现实为作家提供了超越“加缪式荒谬”的最高荒谬景观，它无与伦比，雄踞天下，令一切西式荒谬相形见绌。王小波的荒谬叙事，采用黑色幽默风格，却又如此切近我们的深层记忆，指涉了许多读者的私人经验。这种来自底层的经验辐射，就是小波文字的力量所在。

《似水柔情》延续了《黄金时代》的“贱爱”母题，描述警察小史和作家阿兰的同性恋故事（据此改编的电影《东宫·西宫》，因无法展示其语言魅力而变得寡淡无味）。一个习惯于扮演施虐角色的警察，在一夜审问同性恋受虐癖阿兰之后，自己竟然也变成同性恋者，这是一种奇怪的性向逆转，其间的复杂寓意，远远溢出“同志小说”的既定框架。

《黄金时代》和《似水柔情》是小波写得最出色的两部小说，通过两种性虐恋（SM）来寓言整个社会形态的基本风格。“文革”就像是一场政治虐恋，是一群施虐癖向另一群“受虐癖”的施暴。但问题的实质却在于，受虐的不是受虐癖，而是大批正常人格，因此，“文革”所推动的不是虐恋而是暴政。在我看来，这是国家政治悲剧的真相，也是藏匿于小说中的终极语义。

在小波的身体叙事内部，深藏着一种“反动的欲望”——用身体实施反抗。王二的生殖器是一根高高竖起的旗杆，蔑视正襟危坐的“文革”主流文化，向他们发出戏谑性的挑战。小波自己解释说，只有在非性化的时代，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只有在饥饿年代，吃才会成为生活主题。小波试图借助此类身体叙事，推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这是一种含蓄的人本主义自白，它要指控那个摧毁正常人性的时代，并找回爱和性的尊严。

原广州美院学生郑敏，曾于2006年做过王小波裸像，描述“一个在半夜里从床上坐起来的中年人，他或许刚从他那无边际的梦里面醒来”（郑敏语），两条腿叉开坐在地上，双手无力前置于两腿之间，并露出柔软的生殖器。基于家属和部分网民的不满，该座题为“黄金时代”的雕塑，被迫从“上海国际雕塑艺术大展”（2007）中撤除，由此酿成当年的重大新闻事件。但作者郑敏坚称，这个作品才是对王小波最真实坦白的致敬。策展人孙振华也确信，该雕像里小波的表情“痛切、无奈甚至绝望，体现了他对当代社会的观照”。

我们可以看到，“广美裸像风波”揭示出中国社会在身体叙事方面的认知分裂。在今天身体已经泛滥成灾的时刻，这种八十年代的反省式叙事，极易被人拿来跟当下恶俗的流行趣味相提并论。这是时间叠加所产生的文化错觉。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知，读者就只能在误读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2

小说无疑是王小波的首席遗产，而杂文或随笔是他的副产品，犹如一个用絮语编织的花环，衬托着小说的轴心地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话语启示。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的书写年代，大致为1993—1997年，正值市场勃兴和文化衰败的岁月。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被强行打断，沦为一场半吊子的“烂尾工程”。人类普遍价值作为“常识”，已经被攻击、偷换和篡改，变得面目全非。

正是这场历史剧变，逼迫小波成为思想麦田的守望者，以知识分子精神一一独立、理性和科学的立场，把置身于价值迷津中的公众，带回到“常识”的可靠边界。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不仅如此，小波还痛切地意识到，“知识分子的长处是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或者没有意思，不如死掉”（《知识分子的不幸》）。相比小说犀利而富有张力的先锋气质，小波的议论更显温和从容。他娓娓道来，以理性劝导那些尚待开智的学生。他要以身作则地做出说理的榜样。

王小波的最大幸运，在于他活在公共知识分子尚未被污名化的年头。小波认为，很多人批评中国人总是沉默不语，而他自己的亲历经验表明，说话比沉默更加可怕，这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被逼听很多话，也被逼说很多话”。但小波始所未料的是，在他谢世之后，全球互联网时代迅速降临。中国网民并非像“文革”那样被逼表态，而是踊跃自主发言，在数码广场上发出最大声的叫喊。这不仅意味着言说权利的普遍分享，也意味着话语暴力的大面积滋生。部分网民没有来得及掌握人类普遍价值ABC，也尚未学会理性对待不同意见，便只能被威权所操控，盲目说话，甚至用秽语来问候他人及其家属。于是，当“沉默的大多数”都开始大声说话时，王小波的日子，就会变得无限艰难，因为他的身体写作，必然要面对大批道德民兵的围剿，而他的知识分子立场，也一定会成为民粹主义的攻击目标。  3

在王小波那里，自由是一种坚固的信念，缠绕于身体的每个部位，最终在头颅的灵魂深处，形成无法摧毁的封印。人们已经发现，这自由的封印，张贴在小波的所有作品之中。顺便说一下，本文的完整标题应该是：他毕生在以“贱爱”向自由致敬。在那个额头上贴满“贱”字的年代，作家笔下的人物，试图在黑暗寻求性爱和思想的自由，进而捍卫这种自由，让身体和灵魂都获得解放。

“解放”和“自由”，应当是一组互相依存的对称性概念，而吊诡的事实在于，近百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高喊“解放”的口号，却从未获取真正的自由。小波敏锐地洞察了这点，并试图用隐喻的方式向我们说出真相。在小说《大学四年级》里，出现了一些被所谓“市场原则”建构的黑色建筑。它们是卡夫卡式的城堡，管理者用铁链去维系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所有人都沉迷于这种SM式的“契约关系”，但其间的法西斯式的暴政气息，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在走向自由大道之前，小波让读者预习了法西斯监狱的黑暗场景。问题在于，这所监狱是狱卒和囚犯共同打造的，而囚犯表达出的斯德哥尔摩情结，就是支撑这种管理者暴政的心灵基石。

本套小波文集再版的2016年，恰逢“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王小波提到自己“文革”插队时的荒谬场景——人们早晚背诵领袖思想，除此之外脑子空空如也，由此导致生活的无限苦闷。小波据此指出，人不能只求道德正确，更需要思维自由。如果在做好人和当自由思维者之间做选择，他宁可选择后者。这跟陈寅恪先生留下的箴言不谋而合——“秉独立之精神，持自由之思想”。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真正做到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尚需几代人的努力，而小波作为先驱者，从九十年代向世人挥手，发出经久不息的召唤。

我要在此为“当当”重版王小波文集的努力而鼓掌，它让读者有一次跟小波再次相逢的契机。当年的“王小波门下走狗”，如今都已步入中年，时过境迁之后，更年轻的“90后”和“00后”，很难前赴后继，成为狂热的新一代“门下走狗”。在一个信念分崩离析的语境中，继承小波文学遗产的最佳方式，就是学会做他灵魂上的契友，也就是成为自由而理性的“特立独行者”。我确信，这才是王小波理想的最佳实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5圣诞致辞中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就小波的读者而言，与其跪拜先驱，不如跟他同行，为爱、尊严、理性和自由而勇敢地生活。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