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雅韵（精）》是“百花谭文丛”的又一新成员，精选了作者赵珩近些年来所写的关于谈吃、谈戏、谈收藏、谈风物、谈雅集、谈旧事、谈北京的散文随笔，以“文人”为主线予以贯穿，捡拾人生经历中的片断印象和见闻感受，以亲历者的视角，不但融入了个人的感情色彩和生命体验，同时对历史对文化不断积累与汲取，以朴实清雅的文字，将那些飘逝的礼俗风物、琴棋书画、饮食游乐，娓娓道来。

赵珩，1948年生于北京。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多年来从事文化史、北京社会生活史、戏曲史研究。著有《老饕漫笔》《老饕续笔》《故人故事》《彀外谭屑》等。

文人画琐谈
民国时的北京画坛
月华秋水夜闻歌——文人与戏
莼鲈盐豉的诱惑——文人与吃
也说名人与吃
重阳话蟹肥
薄辣轻酸潇湘味
闲话伊府面
忆灶温
漫话食鸭
儒林杏林亦相通——文人与医药
博物君子今何在——文人与收藏
琉璃厂旧事
碑帖杂记
温馨的彩笺
尺书鲤素的落寞——有感于书牍时代的消逝
书斋案头的精致——说文房
徐来小箑清风——说扇
文人雅集的最后一瞥
欧美同学会与文化餐厅
京城音乐之声
春在闲情雅趣中
新式婚俗的兴盛
旧时的家教
与“幻园”有关的人和事

几千年来，文人始终是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也是
个非常雅致的谈资。更有“八雅”之说：琴、棋、书
、画、诗、酒、花、茶，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从
而实现了审美雅好与世俗生活的有效对接。这种理想
的生活状态曾在宋代文人身上达到了极致，至今余韵
犹存。
赵珩先生出身名门，幼承庭训，家学渊源。曾祖
父赵尔丰曾任署理四川总督兼驻藏大臣，曾伯祖赵尔
巽曾任清史馆馆长，领修过《清史稿》。父亲赵守俨
是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主持过“二十四史”点校工
作。本人亦曾担任过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因家庭
与工作的关系，与不少前辈耆宿及文化人如启功、王
世襄、朱家溍等先生多有请益。数十年间，笔耕不辍
，写了许多与文人有关的散文随笔，无论是谈吃、谈
戏，还是谈收藏、谈风物、谈雅集，抑或谈旧事、谈
北京，都涉及了文人，皆非写作时刻意为之，零散于
已出版的著作中，没有系统性地结集成册。
鉴于此。我社决定以文人生活为贯穿的主线，广
涉文人与画、文人与戏、文人与吃、文人与收藏、文
人与雅集、文人与婚俗、文人与生活环境等等，将先
生此类散文随笔结集成册，以飨同好。
不同的读者也会各有阅读偏好，有喜欢谈吃的，
有喜欢谈戏剧的，有喜欢谈掌故的，有喜欢谈文人生
活态度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读者也是不断
有代际变化的，一代读者有一代读者的喜好。也许先
生以前所出的书，有的读者没有关注到，而这次却因
为偏好“文人”题材而有幸读到了。诚然，这是我们
所希望达到的美好愿景。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年6月

《文心雅韵（精）》以“文人”为主线，讲述中国历代文人，尤其是近现代文人名士在创作、收藏、饮食、交友等方面的往事。作者赵珩作为名门后人，能够获得与众多近现代知名文人接触的一手资料，不但亲历视角难得，文字间流露的感怀更令人动容。作者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史研究经验，能够充分挖掘小事件中的深厚文化内涵，从而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体会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中国文人悠久的精神传承。

文人画琐谈
中国的文人是有别于一般大概念的“知识分子”的，与外国的文人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除却其各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所长之外，另有多方面的文化素养，而这种文化素养的形成，既有赖于自身的文化积累，也来源于性灵和对人生的感悟。
元代是中国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奠定了中国文人画的基础。由于元代一度废除科举，加之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文人难以踏进仕途，转而移情于绘事。但这只是一方面。我以为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唐宋以来诗词成就所形成和造就的韵致对元代文人画风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或者可以这样说，从技法上讲，元代是承前启后的阶段，而从笔墨气韵上抒发性灵与个性、影响明清两代文人画风来说，元则是开端造衅的年代。难怪后人常讲“取法于宋，取韵于元”，大抵就是这个道理。
文人画之称谓，最早始于董其昌，而能概括文人画之精髓者。当推陈师曾：“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陈衡恪《文人画之价值》）师曾此说虽精辟，但从技法所表达的外在形式而观，文人画还可用“意到笔不到”来形容。尤其自明以来，画坛变化极大，就以形与神的关系来说，“四王”、石涛的形都已转向笔墨，不大关乎于形了。石涛所谓“不似之似似之”，其神的传达已更趋于抒情，或者说更趋于性灵的表达。
文人气质很难以遭际与境遇来评判。元初，无论是以遗民自居，隐居不仕的钱选，还是身在仕途，位极人臣的赵孟頫、高克恭，同样重视神韵，主倡清雅简率，含蓄蕴藉。至黄公望、倪云林、梅花道人、黄鹤山樵诸家，文人画逐渐形成，影响明清两代五百余年。无论是“吴门四家”“画中九友”以及松江、嘉兴、云间、武林诸派，还是清代“四王”“二溪”各家，可以说无不受到元代文人画的影响。文人画不在写真，而在写意，主张诗、书、画融为一体，主张“书画同源”，讲究气韵、笔墨，使主观意念通过笔墨表达于绘事。近百年来，艺术评论者对中国文人画多持有批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自元代以来，文人画一直是中国绘画的主流。
绘画的商品化，应该说盛于明中叶，无论是受“院体”或“浙派”影响的职业画家作品，还是文人画，同样具有商品市场，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绘画的商品化倾向更为突出。于是文人画变异了，一种形式上的文人画产生了，清雅风貌和笔墨运用成了一种技法上的追求，职业画家与文人画家的界限逐渐模糊。其实这种分野本来就不是十分分明的。清初“金陵八家”之首龚半千的作品在风格上不能不说是文人画，却过着“百苦不一乐，到老尚谋生”的贫苦职业画师生活，卖了大半生的画。这种文人画一旦形成风格，也就变成了一种束缚，为了保持画风的稳定，也就很难随意挥洒了。
“画中九友”的成分较为复杂，人品与画品各异，但在风格上却是注重“士气”的，以董其昌为盟主的明末松江派是吴门派趋于末流后南宗的重新起步。董其昌提倡文人画的士气，追求“生”“拙…‘真”“淡”的趣味和笔意，讲究笔墨的运用，在意而不写真。他曾说：“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这也正是中国画与西洋画大相径庭之处。
“画中九友”和以“画中九友”为中心的明末清初士林绘画，应该说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流派。研究和探讨这一流派的产生与发展，无法脱离明末清初的社会背景与士林状况，就以董其昌、李流芳、杨文骢、程嘉燧、卞文瑜、王时敏、王鉴、张学曾、邵弥九人的出身、经历而言。也不尽相同。真正做过官的无非董其昌、王时敏与张学曾三人，王鉴曾出任廉州太守，不过两年罢官而归；杨文骢虽做过兵部侍郎，也是在南明将亡之际，其余四人基本没有为官。其中入清三人，均未出仕。在笔墨上，九人虽有共同之处，却也有枯润之别，吴梅村以其画品风格和在江南画坛上的影响将之归纳为“画中九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先祖父叔彦公精于收藏鉴赏，且最为推崇“画中九友”，所藏董其昌、王时敏、李流芳、卞文瑜精品颇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将藏品刊印珂罗版画册十数种，可惜抗战时期为生活所迫失之弥多。先慈擅丹青，曾以家藏真迹临写，至今留下摹王时敏、卞文瑜、李流芳诸家作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参加在福建举办的非职业画家美展。我也见过启功先生和朱家溍先生一些早年的山水画，大抵也是此类风格。完全是为了学习和自娱，没有任何功利性，是与文人画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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