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大事编年》所写的延安文艺，是指从1935年10月党中央完成长征，奠基陕北，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学艺术。本书全面、真实地反映延安文艺的历史面貌和辉煌成就，为研究延安文艺的发展规律、特征和意义，正确总结延安文艺的基本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的光荣传统，提供可靠的、清晰的依据。

　　孙国林（1932-2015），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曾参与《延安文艺丛书》编辑工作，担任《文艺理论卷》《诗歌卷》主要编辑，《文艺史料卷》副主编。与曹桂芳合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担任副主编的《延安文艺史》（上、下卷）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另有百余篇关于延安文艺研究的文章在多种文史类刊物上发表。

论延安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意义（代前言）

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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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参考书目

后记

　　后 记

　　《延安文艺大事编年》，经过八个月的紧张撰写，终于完成了。它是我研究延安文艺三十五年来搜集、调查、采访、积累的史料的梳理，会使读者对于延安文艺产生全新、丰富、壮观的立体感觉。

　　我接触延安文艺始于1959年，那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简称“文研班”）读书。这个班是教育部批准，由人民大学与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正规学历的研究班，班主任何其芳，副班主任何洛。他们都曾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文研班在“现代文艺运动”教学中，安排了一些关于延安文艺的讲座。何其芳讲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王燎荧讲延安文艺运动中的争论，毛星讲延安鲁艺概况，马可讲延安新秧歌运动，蔡若虹讲延安美术运动……这些课堂讲座，使我对延安文艺产生了兴趣。特别是1962年5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二十周年展览”，形象地展示了当年延安文艺运动的波澜壮阔和多彩多姿景象。我被它深深地吸引，连看三次，心里形成“延安文艺情结”。

　　“文革”中，我任教的中央音乐学院同其他学校一样，停课、“封书”，“派仗”不断。读书人不能读书，痛苦难耐。幸好，我的单身宿舍在图书馆楼里，与文化图书的管理人员很熟。我想，其他书不允许看了，看延安时期党的《解放日报》，无论如何不能算是“迷恋四旧”，更扯不上“封、资、修”吧！当时图书馆已闭馆停借，我就私下请求杜世雄特许，将报纸借出来在晚上翻阅。《解放日报》上有许多文艺消息和作品，我边看边摘抄，趣味盎然，常看到子夜时分依然兴奋。后来学院几个“靠边站”的老同志，也在晚上悄悄来我的斗室“借光”看一阵报纸。这是我在“动乱”年代最幸福的一段“夜生活”。延安文艺的种子在我心中扎根了。

　　1975年底，我调到河北师大中文系任教，依然念念不忘“延安文艺”。1978年10月，我申报了科研题目“延安文艺”，领导批准了我到延安访问的申请。在延安的十多天调查中，我饱览并抄录了延安纪念馆的珍藏资料。那时，纪念馆的管理较松，甚至在下班时，允许我将材料借到宾馆“夜读”。在延安新结识的朋友赵云天的陪同和引领下，骑车访问了杨家岭文艺座谈会旧址，以及凤凰山、枣园、杨家岭、清凉山、桥儿沟鲁艺、文化沟等处。赵兄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任教，曾多次参加延安纪念馆的展览会筹备工作，给我讲了许多延安文艺方面的掌故，受益匪浅。以后我又两次访问延安。这时，延安文艺的基本面貌在我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特别幸运的是，1982年我有机会进京参加了丁玲担任总编的大型“延安文艺丛书”的编辑工作，担任文艺史料卷副主编，文艺理论卷、诗歌卷的主要编辑。在京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跑遍首都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访问了丁玲、刘白羽、吴印咸、张庚、吕骥、严文井、华君武等二十多位“老延安”。先后访问了西安、兰州、延安、上海、沈阳等城市的文艺前辈，搜集、阅读、复制了延安时期的文艺刊物和珍贵图片，逐年逐月逐日摘抄了报刊上的文艺消息。这时，我心中对延安文艺有了全面而准确的认知，有了较多的话语权。

　　在此基础上，1992年我与人合作，出版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花山文艺出版社，16开本，一百二十多万字，三百余幅图片）。

　　掌握了史料，应该写专著。1988年，我应邀参加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重点科研项目《延安文艺史》的编写，担任特邀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本书初稿写出后，因为艺术研究院的主编艾克恩出国、生病，1995年去世等原因，此书的出版就搁置起来。二十年后的2009年5月，这部有十人参加撰写的、七十五万字的国内首部《延安文艺史》，终于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享誉海内外。书稿的最后审定和修改，由我与另一副主编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完成。我编写了全书的写作提纲和大事记，撰写了绪论、戏剧创作与演出、党的文艺理论与建设、茅盾在延安、平剧改革的实践与成果等五章，以及其他章节中的部分内容，共约二十三万字。在此前后，我陆续发表了一百多篇关于延安文艺的研究论文，有几篇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及多家网站转载。

　　三十五年的研究经验使我深深体会到：事实是科研的基础，无稽妄谈必生谬误。积累材料是一个长期的、辛苦的过程。本书是我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也是向同行们奉献的一份礼物，愿与大家分享，推动延安文艺的研究，在丰厚史实的基础上结出累累硕果！

　　最后，我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特别是邓微同志，是她多次联系协调、指导写作，才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在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不少书，特此向作者们表示衷心感谢。我的老伴迟铁华、女儿孙英、外孙女王佳钰，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多关心与支持。曾荣、李瑞晶、翟忙，也为本书的写成出了力，帮了忙。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疏漏不当之处，欢迎各界朋友批评、指正！

　　孙国林

　　2013年5月

　　于石家庄方北路11号河北师大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