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汪莘在其《水调歌头·客有言志者，未知其用，因赋》一词中，说了几句颇有气骨的话：“铁可折，玉可碎，海可枯，不论穷达生死，直节贯殊途。”确实，有正直不阿气节的人，有卓然独立人格的人，不论是在得意时还是在失意时，也不论经历的艰难困苦有多大，人生道路有多曲折，他们总能坚守其品格操守、理想信念，而且所经受的压力越大、所遭受的磨难越多，他们越显坚强，历经坎坷，百折不挠，使其独立人格焕发出了更为耀眼的光彩。
孔子一生，就是在历经坎坷中度过的。早年刻苦学习，积累知识和学问，接着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费尽心力，争得权力，推行主张，但不久就遭到排挤。抱负在鲁国得不到施展，于是周游列国，一路遭受冷遇，饱尝艰苦，历经危险，但他始终不改其志，对自己的理想和品格充满了信心。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离开卫国去陈国经过匡时，因匡人曾经遭受过鲁国阳货的掠夺和残杀，而孔子的相貌很像阳货，于是匡人便将孔子囚禁起来。孔子的弟子都非常害怕，而孔子却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周文王死之后，一切礼乐文化就都集中到了孔子这里；上天如果是要消灭这种文化，那他也就不会有可能掌握这些文化了；如果上天不要消灭这些文化，匡人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假托自己有神秘的“天”的护佑，实际上是由于对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自己的品格有着高度的自信。所以才能临危不惧。孔子离开曹围去宋国，途中与弟子在一棵大树下习礼，宋国的司马桓魅想要杀死孔子，将大树砍掉。孔子离开时，弟子催他动作快点，孔子回答说：“天生德于予，桓魃其如予何?”意思是：上天赋予了我这样的品德，桓魃能把我怎么样呢?仍对自己的品德充满了高度的自信。又据《论语》，孔子在陈国时断了粮，跟随的弟子一个个都饿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子路满脸不高兴地来见老师。问：“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的回答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君子能够安守穷困，小人穷困时就会胡作非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在这里，所显示的还是道德情操所具有的巨大精神力量。孔子回到鲁国后，生活仍极艰苦，常常是吃粗粮，喝凉水，把胳膊弯过来做枕头，但他却从这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中体悟到了人生的乐趣，坚持讲学授徒，整理文化典籍，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孔子的一生，可以说是历经忧患，特别是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东奔西走，餐风饮露，艰苦备尝，但却从未动摇其志向和品德，反而更充分展示了他的独立人格，更充分地显示了他的独立人格的可贵，如他自己所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屈原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楚王的疏远。楚怀王在即位的初期，曾有过图强的愿望，屈原以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列传》)的出色才能，得到他的信任，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怀王是一个眼光短浅、庸懦无能、反复无常、忠奸不辨的人，不久他就听信谗言，疏远了屈原，抛弃了屈原对内修明法度、对外联齐抗秦的主张。一再举措失当，丧师割地，最后甚至拒绝屈原的规劝而听从其稚子子兰的建议。被诱入秦，死于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在外交上彻底地投向秦国。失去了君王的信任，也就失去了施展政治抱负、推行政治主张的舞台，这对屈原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
二是楚国旧贵族势力的打击。楚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旧贵族势力，屈原所推行的政治改革，触犯了这些人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疯狂反扑和攻击。先是屈原的同列上官大夫“争宠而心害其能”，屈原拟订的法令草稿还未完成，他就想夺过去看，屈原不给，他就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结果“王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列传》)。由于屈原主张联齐抗秦，因此也遭到秦国的忌恨，他们不择手段地挑拨离间，对屈原形成了内外夹击的态势。据刘向《新序·节士》记载，秦国想尽办法要破坏楚国与齐国的联合，派张仪到楚国活动，张仪用重币贿赂了靳尚、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及郑袖，使他们共谮屈原，从而使屈原进一步被怀王疏远。怀王人秦前，因屈原曾极力谏阻，于是遭到令尹子兰等人更加疯狂的攻击，顷襄王即位后，屈原即遭到迁逐，彻底失去了在政治舞台一展抱负的机会。
三是环境的污浊险恶。由于楚国的政权操纵在一帮腐朽的旧贵族手中，而这是一帮只看到个人眼前利益、丝毫也不考虑国家安危和前途的人，是一帮没有政治信仰、没有道德操守的人，因此官场的气氛十分污浊。屈原生活在这样一个争名夺利、黑白颠倒的氛围中，感到十分压抑，也感到十分痛苦。而看到这帮人恣意蹂躏国家。把国家一步步推向败亡的境地，他更感到十分痛苦，十分绝望。
四是人才的变节断绝了自己的希望，好心的同僚、朋友、长辈也不理解自己。屈原在《离骚》中，以芳草香木象征自己所培养的学生，说自己曾“滋兰九畹”、“树蕙百亩”、“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即这些人成才后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但始料不及的是，这些“众芳”后来都枯萎了，凋零了，变质了。“众芳”因受到摧残而枯萎、凋零屈原还可勉强接受，但“众芳”的变质却使他感到异常的悲痛。同样让他感到难受的是，他的一些并非对他不友好、并非不关心他的同僚、朋友和长辈对他的作为和坚持也不理解，或是规劝他，或是责备他，要他不要过于刚直，过于与众不同，要他也考虑一下自身的安危，变得随和一点。在《离骚》中，屈原塑造了一位老大姐式的人物女委的形象，女婴“申申其詈予”，即一再责备屈原，而且责备起来声色俱厉，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代表。屈原不愿听从这种好心的规劝，但这也使他增强了孤独感，增加了内心的压力和痛苦。
五是在流放中遭遇了太多的艰苦。怀王时，屈原曾被流放到汉北地区，约五六年。顷襄王时，被流放江南，最后自投汩罗。在流放期间，不仅精神是痛苦的，所经历的环境也是十分恶劣的。特别是第二次流放所到达的辰溪、溆浦(在今湖南西部)一带，当时尽是荒山僻壤，而且气候颇为恶劣。“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涉江》)，在遭受无情的政治打击之后，又孤苦无依地行进、生活在这偏僻荒凉、与世隔绝的山野中，屈原内心所承受的压力、痛苦可想而知。
P128-131
去年我应《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主编乔力先生之约，撰写了《文人的理想品格：从陶渊明到苏轼》一书。约半年后，乔力先生又约我撰写本书，理由是品格与人格颇有相通之处，我有了撰写前书的经历和经验，撰写本书应会较为容易。人格和品格之间确有颇为密切的关联，不过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相对而言，有关人格的问题更为复杂，即如对人格这个概念的认识就颇纷纭，至今尚无一个简洁明了的公认的看法。何况此书的撰写也会遭遇到与前书相似的问题，即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不仅涉及上下数千年数不清的众多文人，而且涉及众多的学科领域，涉及到社会思潮、社会环境及文人生活的众多方面，以我之疏才浅学，把握起来，谈何容易。因此，对是否领受这一任务，开始我颇为犹豫。但考虑到时间上尚可安排，选题本身又有价值，于是终于鼓起勇气，慨然接下了这一任务。
读者如有兴趣阅读本书，我希望能够先读一读前面的“引言”。“引言”主要谈了什么是人格、什么是独立人格、古人关于独立人格的认识等问题。之所以要谈谈这些问题，主要由于要较为全面、准确地理解“人格”和“独立人格”有相当难度，如果不将相关的概念、问题(包括前人的相关看法)大致梳理清楚，全书的写作范围和写作思路就将难以确定下来，全书就将缺少理论上的依据和逻辑上的支撑。因此，写作“引言”对我来说是为全书做必不可少的奠基的工作，这个奠基的工作做得不好，全书就将立不起来，勉强立起来了，也很容易轰然倒塌。对读者而言，先读读“引言”，对更好地阅读、理解全书也会很有帮助。只不过，我在“引言”和全书所发表的看法不一定都对，这是希望读者能够指罅补漏、有以教我的。
写作本书，比写作前书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经历了更多的辛苦。这一方面由于选题本身难度更大，另一方面由于写作本书经历了四十年来北京最热的一个夏天，其中闷热的“桑拿天”就有不少。为了能大致按时交稿，我不敢过于懈怠，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其间曾去秦皇岛二十多天，也只抽出半天时间同家人一起去了一次我本来极爱去的北戴河海滨。随着暑热的消退，秋凉的到来，书稿也终于写作完成，我是有理由为此感到欣慰和释然的。
主编乔力先生，济南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丁少伦先生，责编韩宝娟女士、赵志坚先生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很多具体的指导：赵伯陶先生提供了相关的资料。谨此一并致谢!我的家人张川、刘云青给我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帮助。特别是我的妻子王笏，一如既往地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这本书自然也应成为我们永恒的纪念。
张亚新
2005年9月于北京西城黄寺寓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当代中国人——无论是谁，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义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以新的视野或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中某些被反复咏叹的东西给以重新观照或解读。
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如果善于理解这种逆向思维的丰厚内涵，并由此引申开去的话，那么，我们则想说：中围文化虽早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假如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就很容易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最终反倒是空泛无得并且莫知归依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尝试着变换习惯性的认知方式，移果就因、因反作正，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这是一些世世代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问题在于，今天应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口吻重新谈论它。我们力求以扎实确凿的史料为根基，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反映重大历史、文化主题，并给予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缘此而往，就有可能寻找到另一扇尚未被开启过的门扉，那里面当有着不尽胜境、无限风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所以，本丛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多出新见卓识(观点新或视角新)，是本丛书的特色和宗旨。
本丛书中的每一种，都精心选择国内在各自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撰写，注重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叙述方式，采用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选择相关的、经典的图片，采用彩色捅页和黑白附图(编者按：本丛书采用了少数今人作品，因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恳请当事人见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寄奉样书、稿酬)的方式，从而更具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本丛书面向中等文化以上的广大读者群，使其在轻松、趣味盎然的阅读中，得到启迪和收获，以提高综合文化素质和鉴赏品位。
本丛书强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第三辑共推出5种。
《诸子百家与文化元典》审视了中国古代文化元典产生、发展的历程，认为其间含蕴着一种道德之善与精神之美，无论在治世还是乱世，都具有匡时救世的意义。而在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诸子竞相创新，形成浪潮。儒、道、墨、法、阴阳五大派相互批判，又逐渐融合，最终结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即文化元典精神。悠久的中华文明便是在这些元典精神的承传支撑下，与时俱进，吐故纳新，逐渐地发展起来的。
《自然与自我：从老庄到李贽》叙述了自春秋晚期始，中经魏晋唐宋至晚明，由老、庄滥觞，至李贽更为张扬的崇尚自然、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潮贯穿着中国思想史长河，从涓涓细流发展到惊涛拍岸，不可遏阻。继之论说他们与孔、孟、程、朱为代表的正统儒家一理学家一起，向社会传递出“以道自任”，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政治诉求，遂共同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建构；并认定其自身也由最初的自在最终走向自为，即如黑格尔所说的，具有丁“世界精神”——“自由意识”及“自我意识”。 《人格的独立：从屈原到陆游》以屈原、陆游为代表与纽带，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对众多的古代文士关于凸显个体存在、弘扬人格独立与强调人的主体精神的各种表现，作出了生动描述和本源性的深入探讨。这些诗人、作家，在创作中创新求变，作品展露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充满独立不羁的精神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热情，比兴寄托、因物喻志，给人们带来巨大而恒久的审美快感。
《诗画人生：从王维到郑板桥》探讨了诗歌与绘画的共同起源、理论建构与表现形态；并细致描述出诗人和书画家们因性格特质、人文情趣、生命取向而使之面临着政治理想与艺术气质的冲突，不得不于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中进行抉择。凡此等等，皆交织作一一幅斑斓缤纷的长卷，无不引发人们对艺术与人生的深沉思考。
《才女风流：从李清照到柳如是》关注的是为数不太多，但却极富才情。给中国文学大厦增添了一笔亮丽色彩的女诗人、女作家群。品读她们的作品，可以了解古代社会女性对自己的爱情世界和婚娴生活的认识和感受，同时还可以体会到女性对发扬母教优良传统、培养家族文化氛围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怎样于家宅内部组成南母女姊妹等参与构成的文学社团、如何逐渐步人社交场合并产生影响。
本丛书面向社会广大读书界，自然希望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倘蒙您慨然指出不足或谬误之处，相互切磋商酌，那便是传递出一分浓浓的友情，而我们的欢迎与感谢之情自是不言而明的。
2006年初冬于济南玉函山房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以高文化品位为内涵，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以确凿的史料为根基，用新的视角或现代意识，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历史反思是该丛书的特色。该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该丛书已出版三辑19册。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本书以屈原、陆游为代表与纽带，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对众多的古代文士关于凸显个体存在、弘扬人格独立与强调人的主体精神的各种表现，作出了生动描述和本源性的深入探讨。这些诗人、作家，在创作中创新求变，作品展露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充满独立不羁的精神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热情，比兴寄托、因物喻志，给人们带来巨大而恒久的审美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