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欧洲中世纪一部极富想象力的散文体虚构游记，也是钱林森主编的“走近中国”文化译丛中的一本。全书共九章，写作者从英国出发，一步一步东游，经过了中亚、印度、中国，最后来到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国土，并由位于约翰国东海外的伊甸园回到欧洲。

本书是欧洲中世纪一部极富想象力的散文体虚构游记，也是钱林森主编的“走近中国”文化译丛中的一本。欧洲早期有所谓的“神游旅行者”用二手材料写游记的传统，本书即是作者在参考了马克·波罗和鲁布鲁克的中国游记后写成的。全书共九章，写作者从英国出发，一步一步东游，经过了中亚、印度、中国，最后来到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国土，并由位于约翰国东海外的伊甸园回到欧洲。由于作者并未真正到过亚洲，全书皆由想象而成，其描写与亚洲各国的历史地理有很大的差异，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真正的旅行极其困难，因此本书仍然在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作者在18世纪甚至被约翰逊博士誉为“英国散文之父”。

中译本序

英文本序

第一章 登程

第二章 圣地

第三章 东游

第四章 印度地方

第五章 众多岛屿

第六章 契丹王国

第七章 契丹及契丹之外

第八章 祭司王约翰的国土

第九章 结束行程

圣凯瑟琳修道院

此地坐落着圣凯瑟琳修道院。寺院内常年燃点着很多盏油灯，这是由于他们有丰足的橄榄油，可供点灯又可供食用。坐拥如此大量的橄榄油全然出自于上帝的恩赐：该国所有的渡鸦、乌鸦、红嘴山鸦和一应其他禽鸟每年都会来此聚集，它们朝觐般远远飞来，各在嘴里衔一支肉桂或橄榄，以作供奉，献于寺中。由此，僧侣们得以榨取大量油料。这实在算得上一个伟大的奇迹。

另外，我由了解得知，当修道院院长辞世后，他那盏灯就会熄灭。当又一任院长人选受到推举后，如果他德高望重，堪当此任，其灯仰赖天恩会自行点亮，而无需任何人动手。众修道士各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由这些灯他们可以清楚地预知众人内谁将会谢世。一旦某人行将去世，其灯光会发生变化逐渐黯淡下去。假使推选的院长人选难当此任，其灯不久就会灭去。另有人对我言说，为辞世的院长唱弥撒者，会见到圣坛之上写有天定的院长继承人之名……

有赖上帝和圣母的护佑，无论苍蝇、蛤蟆、水螈，还是类似的有害毒物，抑或虱子和跳蚤等物，一概无法入侵该寺院。从前这类污虫秽物泛滥成灾，修道士们决意离开此地和该寺，攀山远走他乡。此时圣母飘然降临僧众前，谕示他们返回寺内。自那以来，他们中再也没有这类龌龊物事存身，且今后亦永不会出现。再者，该寺门外有一眼井，它正是摩西当年击石而得清泉源源流出之处。

由西奈山转而到希伯伦，接着讲述了一则至少可以追溯至第一位信奉基督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传奇。

老枯木

出希伯伦不远，即是马默里山，其谷随山而命名。谷中有一株亚伯拉罕时代的橡树，人们称之为老枯木。据传，自开天辟地起，该树就矗立于此地。它曾经苍翠青绿，枝繁叶茂，直至我主在十字架上蒙难。其后它就干枯了，那时节，世间所有的树木相继都枯萎了。有人说，这些迹象预兆，一位来自西方世界的君主或王公将在基督徒的帮助下，夺回“应许之地” 一圣地。届时，他将安排在此枯树下做一场弥撒，该树即会重披绿装，绽放新叶并结出果实。借助这一神迹，很多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就会皈依基督。为此，人们对之大肆顶礼膜拜，使得四周分外繁忙。虽说该树如此干枯，可它却拥有巨大的神效。有癫痫的人从树上弄一小块置于身上，痼疾定然会痊愈，其马匹也决不会摔倒。另外，它还具有许多其他功效，为此人们对之异常珍惜。

下面是一则更加古老的故事。佛罗里德思之园这个名称也用来指客西马尼花园。

玫瑰的源起

从希伯伦去伯利恒只需半天时日，其问仅5英里之隔，且是一段赏心悦目的路程，沿途穿行于美丽的平原、葱郁的树林之间。伯利恒乃一小城，长而窄，城墙环立，四面宽阔的壕沟相绕。临近东城城边，立有一座清静雅致的教堂，教堂里塔楼竞辉，尖顶林立，夹角参差，建筑雄健稳固，形态奇异。

教堂与城区间隔着佛罗里德思田园，即“天道彰显之园”。原来，曾有一美丽少女受到不守妇德的指责，落下通奸之罪名，故被判处死。她被带到此地，要在此对其施以火刑。在四周大火开始燃烧之际，她向上帝祈祷，诉说自己并未犯下所判罪孽，乃清白无辜之身，为此恳请上帝大显神威，帮她洗刷罪名，并将慈悲之德昭示于众生。如此一番祷告后，她进入了火中，结果大火很快消退而熄灭，刚刚正自燃烧的木柴全都化作了红玫瑰树，那些尚未燃着的则化作白玫瑰，一棵棵玫瑰盛开满树。此乃世人首次见到的红、白玫瑰树和玫瑰花。就这样，该少女因上帝的庇佑而得救了，这块地也因此被称作“天道彰显之园”，因其满园皆是玫瑰。

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

不用说，人们来到耶路撒冷，首先要参拜的是安葬我主的圣墓教堂，它位于北城外，现如今已围入城墙之内——教堂中央是圣体盒，它形似一座小屋，开着一扇矮小的门。圣体盒右侧是我主的墓室。

教堂正中有一块地方，那是亚利马太的约瑟从十字架上取下我主后安放圣体，并为其擦洗伤口之处。人们说，此处即是世界之中心……

由圣墓教堂东去160步是我主的教堂(Templus Domini)。那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建筑，通体浑圆，巍然轩朗，上面铅板覆盖，下面白色大理石铺就。可当地的长老却不让基督徒或犹太人人内，他们声称，任何这般不仁不义和罪孽深重之人是决不容践足如此圣洁之地的。但无论是此处还是其他我想去的地方，我都进去了，因我持有苏丹王用了玉玺的文书，而一般常人所持文书只会用上其小图章。承蒙格外开恩，他在文书中诏令其所有的臣民为我开放各个参观之地，并将每一处的隐秘原原本本地明白告知于我，如果需要，将我从一座城护送至另一城，对我本人和我的同伴要殷勤款待，对于我的一应要求，只要不十分触犯王权，有伤苏丹王的尊严和违背其王法，都应加以服从。P22-26

自古以来，人类任何形式的出游、远游，都是基于认知和发现的需要，出于交流和变革的欲望，都是为了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诚如史家所言，“哲学精神多半形成于旅游家经验的思考之中”，中西文明的发展与相互认知，亦可以说，始于彼此间的造访、出游。事实上，自人类一出现在地球上，这种察访、出游就开始了，可谓云游四方。“游”，是与人类自身文明的生长同步进行的。“游”，或漫游、或察访、或远征，不仅可使游者颐养性情、磨砺心志，增添美德和才气，而且能使游者获取新知，是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式。最初的西方游历家、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则构筑了中西文明往来交流的桥梁，不论他们因着何种机缘、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在探索新知、寻求交流的欲望下，或者在一种好奇心、想象力的驱动下，写出了种种不同的“游历中国”的记游(包括日记、通讯、报告、回忆等)之类的作品，从而构成了中西方相知相识的历史见证，成为西方人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中国、走近中国的历史文献，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在今天回归民族复兴之际，重读、译介这些历史文本，本身就是研究“西学”和“中学”不可忽略的一环，是深入探讨中西方文化关系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创立《走近中国》文化译丛的动因正在于此。

了解西方人认知中国的过去，才会理解直至今日西方人为什么对中国人依旧充满偏见和误解。在中西两大文明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之初，西方人——西方旅游家、作家、思想家和传教士，总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天外的版舆”，将这个遥远、陌生而神秘的“天国”看作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异类世界”，他们在其创作的中国游记，以及有关中国题材的其他著作中，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想象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一个迥异于西方文化的永远的“他者”形象。在西方不同时代、数量可观的中国游记中所创造的这种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相交织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中西交流史上一面巨大的镜子，从中显现出的不仅是“中国形象”创造者自身的欲望、理想和西方精神的象征、文化积淀，也是西方视野下色泽斑斓、内涵复杂、想象误解的“中国面影”。这就决定了，西方的中国游记和相关题材的著作，既是中国学者研究“西学”的重要历史文献，又是西方人研究“中学”的历史文本，其历史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西方早期的中国游记，多半热衷于异乡奇闻趣事的报导而缺乏哲学的思考，但它们所提供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和中国想象，却为西方哲人、特别是16世纪以降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升自己的哲思，提供了绝好的东方思想资源，并且成为他们描述中国、思考中国不可或缺的参照。特别是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游记和著述，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中国知识，直接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主要的煽情材料和思想资源，直接助成了19世纪西方汉学生长和自觉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是说，文化译丛《走近中国》的创意，正基于此。

西方的中国游记浩如烟海，受制于个人精力、能力和出版诸因素，译丛编选者只取一瓢饮。其标准有二：一是该文本的影响力，即这些文本至今影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西方人眼里的经典；二是该文本的文学、历史价值，即这些文本不仅有较强的可读性，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译丛精选的作品是：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Sir John Mandeville，约1357年)、格莱特的《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集》、奥古斯特·波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La Chine et les Chinois，1842)及相关研究文献、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Pekin，1901)、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中国书简》(Lettresde Chine，1967)、亨利·科尔迪埃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La Chine ell France au XVIIe Siecle，1908)、毛姆的《在中国画屏上》、奥登和衣修伍德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1939)、亚历山塔丽雅一大卫妮尔的《巴黎女子拉萨漫记》，以及《开放的中华》(La Chine ouverte，Aventuresd’un Fan-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par OLDE Ni CK？)，共十部，且每一种译文前撰写专文解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十部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西相知交流的历史缩影。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行将刊行面世时，首先得感谢倪为国先生、杨全强先生，是他们给予译丛刊行面世的机遇，并为此付出了辛劳；感谢译丛所有译者，他们的辛勤劳作和协作精神，得以使本丛书顺利地整体推出；感谢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裴程先生、法兰西学院东方图书馆、巴黎国家美术博物馆一些不知姓名的法国朋友们，感谢巴黎楼梯书店(Librairiede l’Escalier)妲妮爱尔·娜海(Darfiele Naret)夫人、巴黎索邦大学游记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穆勒教授(Franeois Mc)ureau)以及金丝燕博士、张弛博士和叶向阳博士，是他们热情的建议、帮助和提供的诸多方便，使我得以在前年巴黎访学期间补充相关珍贵资料，为本译丛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最后，还应当感谢原山东画报出版社年轻的朋友曹凌志先生，是他2002年10月挟《开放的中华》原版书到敝人寓所来访，助成本译丛的构想、创设，并在社长刘传喜先生支持下付之实施，拟议中的译丛规划，后来虽因曹先生北上高就而半途夭折，但他对学术开发的热情和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光如流水，悠然间，又流去了六个春与秋，原先构想的译丛计划，几经出版的折腾，加之主持人年迈和精力的限制，已无意也无法加以实施，仅以本辑译丛敬献于读者，并告慰于一切关注过、支持过译丛的海内外朋友们，是为序。

钱林森，2006年6月20日，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