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克里斯多夫·多德等著作的《纽伦堡来信》是关于“纽伦堡大审判”所有著作中最独特的一部。它事实上是将两部重要且精彩的书二合为一：作为父亲和纽伦堡大审判亲历者的托马斯·J.多德的一封封家书将情感带回到那场为后世确认纳粹罪行的复杂审判中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世纪审判期间人性的美丽与丑恶、法律的力量和魅力，事实上，从信中我们可以发现，六十年前的纽伦堡法庭恰是一个“人性与法律的较量场”，这其间夹杂着亲历者个人的家国情怀，动人心弦；而作为儿子的克里斯多夫·多德的思考与反省则将纽伦堡审判的重要意义呈献给了六十年后的我们——人类最终以法制思想战胜了野蛮统治。

《纽伦堡来信》是“知行书系”推出的第四部著作，进一步延续了这个书系“洞察世界，寻路中国”的宗旨，将纽伦堡大审判的现实意义清楚呈现，倡导着公正和法制精神。是对二战历史、纽伦堡审判感兴趣的读者非常好的选择。

《纽伦堡来信》的作者父亲托马斯·多德以律师团成员的身份奔赴满目疮痍的纽伦堡，参加那场史无前例的对反人类罪行的审判。凭借其敏锐的思维，特别是在预审诸如赫尔曼·戈林、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阿尔伯特·施佩尔、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普、鲁道夫·赫斯等罪恶昭彰的纳粹战犯时的出色表现，托马斯迅速成为了美国代表团的次席检察官。 在长达十五个月的审判过程中，托马斯每夜都将他的工作情况和对审判的看法写信告诉妻子格蕾丝。这些信被束之高阁数十年，直到子承父业的国会参议员作者无意中接触到了这些信件，大量秘辛内幕、情感故事、对纳粹战犯形形色色的描绘和那场审判的历史意义得以重现世人。

这就是由美国作家克里斯多夫·多德等著作的《纽伦堡来信》。

序言

第一篇　遗产

　一　被破坏的纽伦堡

　二　“恐怖的惩罚”

　三　种族屠杀的证据

第二篇　家书

　四　无法直视的眼睛

　五　废墟之上的囚犯

　六　“最残忍的措施”

　七　觐见

　八　晋升——并处理“混乱”

　九　暴行受审

　十　捷克战争罪

　十一　审判戈林

　十二　政治野蛮人

　十三　背信弃义——高调地、明目张胆地、大方地

　十四　最终辩论

　后记　最后的判决

12月12日，父亲不得不在庭上出示好几个证据，而且即便这些证据内容繁缛，也要把它们都逐一读遍：1943年2月，乌克兰主要委员会主席克拉科夫所写的证据，文件号1526-PS，证据号USA-178；希特勒的中央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节选，文件号R-124，证据号USA-179；被告绍克尔写给被告罗森堡的信件，文件号019-PS，证据号USA-181。

当时父亲为了做好他的关于纳粹出于经济因素考虑而使用奴隶劳工的案件，仅在一天之内，他就凭自己的刻苦努力，从大约有三打的文件里引用和提出了相关的证据。

这些证据都在这些文件的字里行间。而这些文件都晦涩难懂，很难消化。这还只是一方面，举个例子，以文件号EC-68，证据号USA-205的审判证据中的15点为例，“对波兰籍的外国农场工人的待遇的相关指令”，其中包括了限制旅行，禁止去剧院、电影院、餐馆，禁止性交、聚会等。而要证明这些禁令对人所造成的后果，只是将这些文件内容摆出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具体的受害人站出来指证，从受害人的角度引起所有人的共鸣，才能证明以上禁令对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毫无疑问父亲曾将他在12月13日下午要实施的计划告诉过他的同僚。父亲的这个计划在《星条旗报》的报道中被认为是：将使法庭产生分歧，同时也会改变诉讼期限的计划。

事实上，在那天下午，托马斯·J.多德一如既往地走着程序——在宣读长篇累牍的文件的过程中，开始了他令世人惊讶的举动。一直以来，所有来旁听审判的人肯定都想知道，在出庭证人所站的附近的那两张桌子上，覆盖着白布的下面，放的是什么。然而就在那时，父亲在法庭之上全然依据各种证据文件，正集中火力进行控诉。他的句句控诉都是在为揭晓白布下面所放置的东西所作的铺垫。

他向法庭陈述道：

1943年，希姆莱曾表明，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的做法并不只是由纳粹的种族主义所激发的行为。希姆莱指出那样做的动机还出于担心犹太人会成为德国进行侵略扩张的阻碍。现在，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考虑这样的担心是否有道理。重要的是，这种担心当时就已经存在；要参考以上说法，可以详见文件号为1919-PS以及证据号为USA-170的相关证据。这份文件是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在波森召开的纳粹党卫军主要将领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讲稿。在这次会议上他力图证明纳粹的反犹太政策是有道理的。我们回到这份文件或希姆莱的这份演讲稿中的部分段落，英文译版的第四页上的第四段，从以下文字开始：“我的意思是把犹太人清除掉，灭绝犹太种族。这是很容易谈论的许多事情之一。‘灭绝犹太种族正在进行，’一名纳粹党员说，‘这件事情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计划中；消灭犹太人，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消灭他们。’”

父亲继续陈述，并称集中营一直就是“战争策划者用来成功形成社会凝聚力的最主要利器之一。而正是有了这样的社会凝聚力，才能顺利启动他们的侵略计划。而当他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之后，他们的军队横扫欧洲，他们还把集中营建到了占领的各个国家，同时也把占领国的人民转移到德国，让这些人受尽纳粹残暴的国家机器的摧残。”

一个小时后，父亲的言行震惊全场：

我们已经提交了我方提供的两个证据。我们在庭上再次出示这两个证据只是因为这两个证据能深刻说明这些就在不久前才完蛋的几个集中营的管理状况，至少是在盟军解救这些集中营之前的状况。通过接下来放映的影片，请庭上法官及在座所有的人一起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影片中，有一组在其中一个集中营拍摄的关于人皮的镜头。这些人皮都是从人身上剥下来后，作为装饰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被发现的。这些特别不幸的受害者，他们都是因为身上有文身而被选出来遭到杀害的。我们手上所出示的这个是证据编号为USA-252的证物。此证物还附带了美国军方出具的一个报告，作为它的摘录说明。报告描述了此证物是在何种情况下获得的，而此摘录已在文件3420-PS中有所阐述。现在，我就援引此文件中的一部分。它开头标题如下：

“移动野外讯问组：2号；PW情报公告：13；集中营：布痕瓦尔德。作以下陈述的人是PW安德鲁·普法芬伯格，43周岁，教育程度有限。他的职业是屠夫……”

“他说……所有有文身的犯人被命令必须向集中营医务处报告。没有人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但有文身的犯人接受检查之后，那些身上纹有最好的或最有艺术价值文身的犯人被留在医务处，然后就让一个刑事罪犯给他们注射毒药将他们杀害。然后尸体被移送病理部，在那里他们将那些纹有漂亮文身的皮肤部分从尸体上剥离下来并进行处理。最后的成品会被送到纳粹党卫军斯坦达特恩弗赫尔·孔赫的妻子处，她用这些成品来做灯罩和其他家居需要的艺术装饰品。我亲自见过那些人皮，上面有着各式各样的文身设计，比如‘汉赛尔和葛丽特’，这个作品是杀掉了一个叫沃尔纳巴赫的犯人做成的。”

在集中营找到的令人发指的遗物在所有人面前展露无遗。仅靠严正地指控和宣读一些文件资料，远不及将各种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人皮灯罩摆在世人眼前更能证明纳粹所犯下的泯灭人性的重罪。于是，父亲将当时最新的、也是最震撼的（最让人恶心的）证物带到了法庭之上。他一边说，一边将眼光转向放置在法庭正前方的一张桌子上。桌上覆盖着的白布下面，放着另外一件证物。

“我们并不希望纠缠于病态的纳粹文化的这个阶段；但我们却觉得非常有必要出示另外一个证物。之前，这个证物在我们提交的证据USA-254中提到过……”

此时，父亲示意一位法庭上的法警揭开了那块白布。全场因过度震惊而陷入了沉默。在一个戏剧化的停顿之后，父亲继续道：“一个人头，头骨已被去除，表面完全干枯，内里装满填充物而且还做过防腐处理被保存了下来。这明显是为了讨好一个德国女人，纳粹们不惜将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位处以绞刑之后斩首，并且将斩下的头颅制作成了这可怕的装饰品。”

很明显，这个可怕的证物在法庭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接下来不久，全世界数百家报纸刊登了父亲手捧干枯头颅的照片。这张照片所再现的情景实在恐怖。而把这张照片用作代表审判情形的封面照刊登出来，也确实只能让父亲的工作暂停。但在审判的节骨眼上，父亲想在法庭上展示的不只是一些空洞的数据，或搬出堆积如山的文件；他更想展示的是那些被深埋在地底下、多年鲜为人知的不人道行为的证据。

当庭出示文身的人皮和干枯的头颅，与当庭播放反映暴行的影片效果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但法庭并没有在父亲出示这些证物的时候宣布休庭。父亲得以继续——又重回对相关文件进行引证的老套路，但他用的是多年以来都能引起他共鸣的方式对文件进行援引——把深不可测、令人一头雾水的文件原文，变作浅显易懂，甚至画面感十足，令人有身临其境的语言。父亲在从纽伦堡回国之后所作的演讲中，经常援引文件493-PS、证据USA-251。

我们至今没有确切地估计有多少人死在这些集中营，也许这个数目永远不得而知【后来在庭上，鲁道夫·赫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承认了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概就有250万～300万人被谋杀】，但是根据之前在审判中出示过的证据显示，纳粹份子是一群总是一丝不苟地保存记录的人。但关于集中营的记录，他们却明显保存得相当不完整。

可能这也是因为纳粹们对残害这些人的生命也感到不安的结果。但我们会偶尔发现一本日记或一套索引卡片。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很明显受害者的死亡都没被记录在案。这点可以从一套死亡记录本上所记载的一场集中营行动的规模所知。现在我们参见文件493-PS、证据USA-251。这个证据一套共七本，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死亡总账本。每本封面上都这样写着：“Totenbuch（死亡本）Mauthausen（毛特豪森）”。

这些死亡本记录下了一部分死在集中营里或在那里被杀害的囚犯的姓名；这些死亡本的记录涵盖了从1939年1月到1945年4月的这整个时间段。这些本子中记载了每位死者的名字、出生地、被冠上的死亡原因，以及死亡的时间。此外，每具尸体都被编上序号。若将这些序号全部累加起来，在这五年里，尸体的总数达到35318具之多。

对这些死亡本的研究能清楚地揭示，在其所描述的程度上，集中营每天惯常死亡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于此，我恳请法庭特别注意死亡本第5本的568页至582页。这部分内容的影印本已经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过了。这部分内容记载了在1945年3月19日的这天，从凌晨1点15分到下午2点的这个时间段内，所有的死亡记录。根据记录，在这整整12小时45分钟的时间里，有203个人被报已经死亡。他们的序号从8390排到8593。死者的名字也已经列出。但有趣的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被记上相同的疾病——因心脏病而死亡。他们的死亡时间相隔短暂。他们按照名字的字母顺序相继丧生。第一个身亡的人叫Ackerman（艾克尔曼），死于凌晨1点15分，而最后一个身亡的人叫Zynger（辛格），死于下午2点整。

我只能想象父亲是如何在那天晚上与他在纽伦堡的室友聊天的。他的感情肯定相当复杂——作为一名律师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他一定感到很满意；但作为一个人，当庭出示那些没有人性的证物，他应该觉得自己对自己都很反感。

年长的兄弟姐妹们都记得，当年父亲回家过圣诞节时，确实显得与以往有很大改变——变的当然不仅仅是他操心白掉的头发而已。人们在我们家当地报纸上读到过一些父亲在纽伦堡工作的相关报道，他们会在餐厅里蜂拥而上，将父亲围住，并向他表示祝贺。然而，他却显得一反常态地克制，仿佛不愿意过多地谈论纽伦堡。我怀疑，父亲那时的内心一直都很矛盾，就像一个才从战争前线回来休息放松的人。其实，他整颗心都还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才能真正地归来，也不知道自己会带着怎样的伤痛回归家乡。

当父亲休假完毕重回纽伦堡时，他被提升为执行审判律师。在这个职位上，父亲需要及时地协调和管理美国方面在法庭上每一天的检控工作，尤其是当大法官杰克逊不在纽伦堡的时候。父亲的来信表明，在整个审判的推进过程中，他的耐性日益增长；也表现出他尽可能多地在对被告进行盘问。杰克逊想要将这种负责任的精神加以推广。因此，父亲的责任心虽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但这些责任心也是令人瞩目的。

举个例子，在当年的审判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期间，父亲在检控他作为东方占领区事物部长所犯罪行的庭上交流，至今仍能撼动我心。

根据《纽约时报》西德尼·格鲁森的报道：“从纳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口中能说出的，除了认罪还是认罪。今天，美国的检察官托马斯·多德粉碎了罗森堡口中自我美化的一个好心恩人的形象，迫使他承认了纳粹政权应担负的罪责……在多德的盘问之下，罗森堡显得局促不安。”

接下来的一小段文字是摘自1946年4月17日的官方记录。那天，我父亲试图让罗森堡在庭上认罪，为他曾做过的行为担负起相应的责任——这段文字记录的也是当时法庭上很典型的斗智过程。父亲很擅长在语言上设圈套，这点也是在法庭上进行盘问的关键技巧。

多德先生：有关你对犹太人的态度，在你的法兰克福讲话中，你建议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离开欧洲和德国，你是这样说过么？

罗森堡：你这个说法——

多德先生：现在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你在1938年在法兰克福的讲话中做过这样的建议，有还是没有？

罗森堡：是的，但是基于你这样不正确地从我的讲话稿中进行引用，然后再这样问我，我很难用是还“是”还是“不是”回答你的问题。

多德先生：我认为你完全没有必要在这里进行任何解释。我只是问你是否在你法兰克福的党日讲话中曾提出过这个建议。

罗森堡：是的，基本上算是的。

多德先生：现在就是这个党日讲话，昨天你还曾提到这个讲话，你说你在其中曾对犹太人使用过很恶劣的语言。我想，在那段时间里，你是很反对犹太人从事一定的职业，以及类似的一些事情的。现在你觉得那样对待犹太人公平么？

罗森堡：昨天我就说过，在那两个讲话中，我曾要求一个正直的裁决和平等地对待，而且我也说过只有那样，所有的其他国家才不会指责我们歧视犹太人。

多德先生：是的，很好。你在过去谈到过犹太灭绝么？

罗森堡：我一般没有在发言中用过犹太灭绝这个词，或表达这个字面意思的措辞。任何会用这个词的人都应该要考虑到这个词的含义。“灭绝”这个词只有英国首相使用过——

多德先生：你以后会提到这些词语的。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你有没有曾经说过那样的话？你说过那样的话，是不是？

罗森堡：从来没有在任何发言中提到过那样的意思。

多德先生：我知道这个意思。那你有没有曾经和任何人在谈论国家政治或党的政策的时候谈到过犹太灭绝呢？

罗森堡：在元首会议上曾有一次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公开讨论。当时我是准备在会上进行一个发言，不过最后还是没有发言。而当时在我的准备发言中表达的意思也是：战争已经正在进行，战前就提到过的威胁不应该再拿出来讨论。而这个发言最终没有在会上发表。

多德先生：当时你是准备什么时候进行这个发言的呢？大概是在什么日期？

罗森堡：1941年的12月。

多德先生：那样的话，你曾经在你的发言稿里写过关于犹太灭绝的相关言论，是不是呢？请你用“是”或“不是”回答这个问题。

罗森堡：刚刚已经说过了，我用到那个词的时候的意思，不是你强调的那个词本身的那个字面意义。

多德先生：我接下来会谈到那个词，以及它所包涵的意义。而我现在问的是，你是否在1941年12月准备在体育馆里发言的演讲稿里使用过“犹太灭绝”的字眼？现在请你用非常简明语言回答我。

罗森堡：有可能使用过，但我不记得了。演讲稿不是我亲自准备的，其中措辞的使用我也不清楚。具体是怎么表达的，我也说不准。

多德先生：既然这样，也许我们会帮你回忆起这个演讲稿的内容。我恳请法庭能向你出示编号为1517-PS的文件。当然它现在也已经是编号为USA-824的证据了。

（证人面呈文件。）

现在，这里还有你自己写的关于在1941年12月14日你与希特勒见面并讨论的备忘录。而这份备忘录很清楚地从开篇第一段就记录下了你和希特勒讨论关于你们将在柏林体育馆进行演讲的发言稿；如果你再继续往下看，在第二段你就会发现以下文字：

“我说过的犹太人问题上，关于纽约犹太人的相关评论应该做一定程度的改变，尤其是从现在的这个结果上来看（战争东线的情势）。我采取一个立场，是不要提犹太人灭绝这个字眼。元首却坚持这点并且说是犹太人将这场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他们会招来毁灭；因此，毫无疑问，理应首先打击犹太人。”

从那一刻开始，罗森堡面临的情势变得异常艰难。首先，他极力申辩说德语单词Ausrottung和英语单词extermination没有关系（前者是德语：消灭，后者是英语：灭绝）。父亲就问罗森堡：“你是真的一定要用你的徒劳申辩再次强调你对我的观点无比赞同呢，还是你就是在这里浪费时间？难道你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这个法庭上有很多人都是说德语的？而且他们都认同你强力申辩的那个词的意思就是‘清除’或‘灭绝’的意思？”

接下来，父亲出示了关于东欧屠杀的文件，而很明显这个文件是由罗森堡草签的。即便如此，被告罗森堡仍然以很可怜的样子试图申辩说大写的‘R’顶上部分不像是他惯常写这个字母的笔迹。

罗森堡试图使用这个策略脱身：是的，他的属下可能已经知道有屠杀这回事，但是他却不知道。当他自己给自己挖这个陷阱的时候，父亲让罗森堡承认了直接向他报告这件事情的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对种族灭绝这回事情完全了解并且他们都参与和协助执行了灭绝行动。最终，罗森堡说：“是的，他们知道被杀的犹太人的具体数目。我承认，他们有向我做过相关报告。如果他们没有向我报告过，那么我一定是从其他渠道了解到这个信息的。”

重返纽伦堡的一个月之后，父亲的盘问同样在审判瓦尔特·冯克的时候成功地发挥了作用。瓦尔特·冯克是纳粹德国国家银行总裁，在纳粹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冯克之前以讲究美食和生活享受而闻名，他抽烟只抽雪茄，喝酒只喝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在经过1946年5月7日一整天的审判指证之后，他当年的风范完全消失无踪，在一系列持续的盘问伏击之后，剩下的只是一个咳嗽不停、完全无助的人。

父亲使冯克承认了他就是命名后来所有人都知道的“水晶之夜”（碎玻璃之夜）的那个人，以及他犯下的更多其他的罪名。

P30-38

父亲三十八岁时被派去处理纳粹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1946年10月，即十五个月之后，他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返回，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转变直到五十年后他去世我都无法完全理解。

追溯到战后的那些日子，我的父亲托马斯·J.多德和母亲玛丽·格蕾丝·多德以及他们的六个孩子——汤米、卡洛琳、杰里米、玛莎、尼古拉斯和我——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市协和大街63号。在这个平静的街区里，只有在我们家里才能找到一些第三帝国的遗物——一面纳粹党十字旗、一些德军头盔和奖章，而这些奖章曾被纳粹用于奖励那些尽力为党诞下纯种雅利安婴儿的母亲们。直到今天，只要想起这些东西我都会不安。然而在当时，这些东西却被视作美国及其同盟军击溃邪恶力量的战利品。

现在仔细想来，当时可能唯有我们家在阁楼里藏有能证明纳粹肆虐的黑暗年代的东西。多德家的孩子从来不许翻看这些证据，因为它们是不祥之物。父母担心这些罪证会对我们造成不良影响，于是明令禁止我们进入三楼的储藏间。然而，他们应该知道，越是禁止的事情，孩子们就越想做。

经过多次偷袭，我们六个孩子将储藏间里的那些箱子翻了个底朝天。面对发现的东西，我们也惊骇不已。在箱子里集中营的照片中，有成堆的骨瘦如柴的尸体和一些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场景。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旧的德军漫画书，尽管上面的德文我们看不懂，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漫画的目的都是将犹太人刻画成非人类，并斥责犹太人将疾病传染给了德国人。还有一些照片则记录了纽伦堡审判的关键时刻。其中一张照片给印象都很深——照片上父亲向新闻摄影师们展示他控诉的证据：一个波兰囚犯干枯的头颅。

当时因为我们根本不被允许见到这些罪证，当然就不可能和父母谈论它们。在那个年代，“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等字样都还未被广泛使用，且关于纳粹时期的重量级影像资料还未能公之于世。那时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些国际时事上，如朝鲜和苏联以及原子弹激增这样的事件上。而已即便如此，父亲总是不失时机地提及纽伦堡审判中的经验教训。他曾在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领导的起诉团队中担任美国次席检察官。在与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回忆起在纽伦堡的日子。他曾向我们描述那些被告，但他从不偏袒那些罪犯的罪行，也不避言那些可怖的细节。我的兄弟姐妹都能证实，父母亲想让我们在了解国际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为我们创造一个安如天堂的家庭环境。因此，纽伦堡审判的一些细节他们仍会对我们保密。

随着时间推移，我对世界的好奇心也逐年增长，关于纽伦堡审判的那些事，我总想问问父亲。毕竟，除了我父亲，还有谁认识赫尔曼·戈林、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阿尔贝特·施佩尔、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以及其他那些他口中所称的“纳粹头头”们·

当我学习法律的时候，我对纽伦堡审判的思想及其他所涉及的道德准则非常着迷。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审判像它一样，它存在的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争议。

我认为父亲参与的那次审判不仅是寻求惩处战犯，同时也向世界证明，即使全世界的复仇之声一呼四应，同盟军仍能遵守并坚守法律原则；文明的国家仍然会对大屠杀的凶手进行公正的审判，即便他的罪行令人发指。温斯顿·丘吉尔曾反对这一观点——并且支持草率处决所有战犯。那时从未同心联手抗击纳粹的苏联也赞成立即处决战犯。而当时众多知名美国批评家，包括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哈兰·费斯克·斯通，都把纽伦堡审判的构想斥之为“杰克逊的高档私刑舞会”。其他人认为起诉应依据过去的事实情况来定，因为纳粹须以国际犯罪论处，而这些国际罪犯在过往的法律里则是一片空白。

最后胜出的论点基于两个强有力的观点。第一，通过审判这些发动战争的罪犯，将完整地记录下他们的滔天罪行，并向全世界展示，由此便可一劳永逸地向全世界宣布，文明的人类社会绝对不会宽恕这样的罪行；第二，在列举出被告们罪证的同时也给他们一个辩解的机会，将彰显出同盟军所代表的高尚道德和法律基础。

正如杰克逊开庭所述：“为胜利而兴奋、为战争伤害而愤怒的四个伟大国家，如今虽然复仇的情绪高涨，但都自愿地将已落入己手的仇敌送予神圣的法律裁决。这就是人类理性行使权力的最好证明、人类文明的最高赞歌。”

父亲及其同道之人设立了一个明确且必须履行的标准，确切地说，就是一切暴行以及任何想要将暴行重复的尝试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当然，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当时都还太天真了。自从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后，在柬埔寨、卢旺达、波西尼亚、达尔福尔等地所发生的一次又一次骇人听闻的事件以及暴行令我们深感震惊。然而，毫无疑问，纽伦堡审判不仅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而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成为一个语言标志。每当看到它，我们就会自省要齐力为侵略、种族主义和反人类罪行最大限度地负起责任。

所有这些我都已明了。但纽伦堡审判的具体内幕是什么呢·父亲是如何从一个地位相对较低的审判组成员，在人才济济的杰克逊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主要参与审理过程的人·整件事情对我来说似乎都很不寻常，同时也非常讽刺。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在审判之时所认识的父亲是我及我的兄弟姐妹们所不了解的。阿尔贝特·施佩尔曾在《第三帝国内幕》中将父亲描写为“尖锐而咄咄逼人”。在德国副总理弗兰茨·冯·帕彭——他是审判后三个无罪释放的被告之一——的回忆录中，用“礼貌、得体甚至友好”这样的词来刻画父亲，在审判结束时父亲还曾赠给他一盒哈瓦那。德国的《明镜周刊》杂志曾在纽伦堡审判六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再次提及父亲在法庭上所取得的成就：“当年纽伦堡法庭上的明星当属托马斯·J.多德，他天赋辩才，能让证据‘歌唱’。他当庭出示了整个审判过程中最为骇人的一个证物，那是一个被绞死的波兰人的干枯头颅。这个头颅是在集中营指挥官卡尔·科赫的书桌上发现的，科赫用这个头颅当镇纸。”

我很少有机会向父亲问及这些事情。大多数关于父亲在纽伦堡审判期间的事情，皆是从旁人口中得知的。例如，沃尔特·克朗凯特曾告诉我，希特勒青年组织的头目巴尔杜·冯·席腊赫当年就想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他指出控告他的人和他有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是天主教徒，都领导了一些大型的青年组织（父亲曾有三年在国家青年管理局工作，期间作为领导负责了康涅狄格州的计划）。父亲断然否定了他的这种说法，“我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我对这些故事非常感兴趣，但由于环境限制和其他要先处理的事一直让我未能如愿。父亲在康涅狄格州从事法律工作几年后，凭他的实力在美国众议院占据了一席之地，继而顺利进入参议院。那时我也展开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先参加了美国和平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个荒野山村中服役，继而到法学院学习。等到我有机会集中精力研究纽伦堡审判的时候，父亲已因心脏病突发而早早过世，享年六十四岁。母亲当然也了解一些当年纽伦堡审判的内幕，但她也在父亲走后一年半，因中风而与世长辞。接下来的几年，我对自己得知的一切相当满足。因为我发现父亲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曾写过一些家信给母亲——我甚至还模糊地想起家里曾讨论过这些信件。然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只是习以为常地随便聊聊——从未在意过这些信件是否存在。

也是在那几年，我追随着父亲的足迹，来到华盛顿——成为一名众议员，之后也顺利地进入了参议院。正如父亲当年，我也参与到了国际事务当中。父亲常常以纽伦堡的亲身经历告诫国会要警惕极权主义的威胁，坚决反对政府采取的绥靖政策，而当年正是对希特勒采取了绥靖政策才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父亲当然也影响了当时我在参议院的工作，而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上，我更注重拉丁美洲——与父亲关注的地理方向完全不同。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时，苏联也面临着解体。

虽然如此，父亲的人道精神——他认为压迫和自由的斗争将持续不断的观点——却一直深植我的脑海。早年父亲在餐桌上就对我们表达过这个观点，这让我至今铭刻在心。当时我所不知道的，也曾以为永远不会知道的是那些父亲在纽伦堡战斗的细节。

关于纽伦堡题材的优秀书籍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好奇心——而这些书籍中有很多是由纽伦堡审判的参与者所著。其他的则是由一些历史学家和记者所写。理所当然的，大屠杀单独成为一个文学种类。然而父亲作为一个有深厚文字功底的人，却从未写过一本关于纽伦堡审判的书，这确实令人费解。

随后我发现了父亲写的信。准确地说，是我的兄弟姐妹们发现了父亲的信。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发现。一则，父母的许多私人物品存放在罗德州岛家中的仓库里，但一场大火让其全部付之一炬；二来，据我所知，他们写给彼此的信件也都烧毁了。

但最终事实证明，这些信件并未存放在仓库中，而是保存在我姐姐玛莎家的地下室里。

1990年夏天，我决定在按时间顺序整理完这些信件之后开始阅读，如此我便能完整地体会父亲当年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这需要一点时间。我也发现了一些掩藏在这些信件中的历史纪念物——包括一幅由希特勒私人司机所描绘的柏林总部地堡的地图。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就双双自杀于此地堡中，而这幅地图则标记出了两人遗体被发现的位置。

终于，在华盛顿的公寓里，我静静地坐下，读完了所有的家信。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45年7月28日。读信时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日历——1990年7月28日，父亲正是在四十五年前的那一天，用钢笔在薄薄的航空邮件信笺上写下了这样的开头：“我最亲爱的，如果我的信过于冗长、过于详细，你会明白首先我是想拖延与你在一起的时光。我认为如此——因为尽管每天你都时时在我心中，但只有在写信的时候我才独自拥有你而不会被打扰。星期四的早上，你站在华盛顿联合车站的大门口，我从出租车的车窗向外凝视，那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我的眼光一直追随你，直到你那美丽的身影消失在的曙光之中。”看完第一封信，想起父亲描写母亲的笔触，想着他是用怎样一种心情，在出租车驶离华盛顿联合车站时，透过车窗注视着母亲，我不禁潸然泪下。

父亲流畅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征服了我。作为子女，我是了解父母的。但我却不曾了解他们之间的爱如此深厚——如同爱情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般浪漫、亲密。如果我曾渴望知道纽伦堡审判的内幕，那么我应该是得到这个机会了。

从伦敦寄回的这第一封信中，父亲提到了经历过无数德军火炮袭击后幸存的人们——这些人望着父亲的目光，父亲用“我无法直视”来描述。然后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的信是他所创作出的一种即时性的亲密档案，记录了他事业开创伊始的年代和他人生中的重大事件。继续往下读，从这些信中，我了解到了以前从来没读到过的关于纽伦堡审判的相关内容。最重要的是，在父亲的笔下，我看到了20世纪的重大事件是如何影响那些正义之士的一生——他们被派去将犯下滔天罪行的作恶者绳之以法。

从这些信件里，我初次了解到罗伯特·Ｈ。杰克逊那全是由上校组成的团队内部的斗争。起初，父亲对这个权威团体印象深刻，但是这样的敬畏之情并未能持续太长时间。他很快见识了他们的官僚作风，并写下了“无能之灾”四个字，以形容整个审理过程中努力是如何差点儿付诸东流，父亲的说法随后也得到了记者克朗凯特的证实，他是负责全场报道纽伦堡审判的合众社通讯记者。他告诉我当时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纽伦堡审判极有可能陷入混乱，同时也会无法实现在纳粹的迫害之后重树人道的理想。

大法官杰克逊非常欣赏父亲，并提到过父亲那出色的辩才。杰克逊当时非常渴望得到真诚且专业的帮助，最终他将团队里仅是普通律师的父亲晋升为他的左膀右臂，同时削弱了军队方面的参与作用。父亲的信里详细地描述了这段总是令人沮丧的时期——他曾对他最初所负责的领域非常灰心，并考虑向杰克逊法官提出卸任的要求。

我也在这些信中读到了对法官杰克逊本人的深入描写；父亲对于大法官的敬爱和崇拜随着审判的进行日益增长。他们不仅日复一日地一起在法庭工作，还要在每一个夜晚安排与各要人——皇室成员、国家首领、国际记者团的成员，和来访者举办餐会。在接下来杰克逊作为主控官，对赫尔曼·戈林进行的最难缠的盘问过程中，父亲对杰克逊的描述也是极其珍贵的——那也是正义的代价。父亲在评价时毫无保留。他也表达了自己对那些想要参加审判的犹太原告们的关心。我理解父亲的想法，因为他的关心是真诚的，毕竟当时犹太人被冠上复仇者的角色，事实上他们是需要被保护的。即便读到这些矛盾的内容，我也很清楚，如果我和家人决定将这些信件公之于众，这些资料都必须保存下来。而且这些信件的权威性和历史重要性有必要受到保护。

父亲的其他观点并无太多争议，也没有太多先见之明，比如从个人情感角度出发，他对苏联团队中的一些成员是有好感的。但父亲不喜欢他们的主张，且认为苏联参与审判将是纽伦堡审判的致命弱点。纽伦堡审判旨在惩罚非人道的行为，而苏联曾大规模地犯下这类可怕的罪行。

在信中还有许多其他令人惊讶的事实，包括父亲与被告威廉·凯特尔以及弗兰茨·冯·帕彭之间的关系。在信中，他暗示每天早上在开庭之前，他都会确认两人是否到场。我能理解，因为即便父亲对他们的行径深恶痛绝，但在与他们的日常会话中，父亲也和他们日渐熟悉起来。

父亲的信，正如我所发现的，成了对当时发生的历史进行记录的一种尝试。在写这些信的时候，很多事件的全貌还没能展现在父亲眼前。正如当时他在纽伦堡挣扎着寻求自己的位置，甚至在非常渴望回家的时候，他信中描述的情形通常是带有浓厚的个人情绪。在给母亲写信的过程中，父亲明显地感到一种由衷的自由，这种自由来源于他与母亲之间那深厚的感情。因此，父亲在信中的表达通常都很原始，并未渲染任何他当时所遇的挫折。这些信件是历史的初次记录，与其他晚些时候出现的关于纽伦堡审判的资料书籍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之后的这些资料书籍的作者，不论是审判全程的见证者还是审判的亲身参与者，他们都是在知道事件结果的情况下写作的。然而父亲的即时描述会出现一些不一致的观点，或者有些观点他会在晚些时候有所更正。例如，父亲曾在有些信中过分批评了一些他自己也敬重的人。但这也是这些信件资料的一个特征——坦率、诚实和富有情感。

即便如此，从发现这些信件到后来我和家人决定将之公之于众，已过去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中，我们家致力于保护托马斯·J.多德的遗物。在父亲作为参议员工作的最后那些年中，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令我们一家都很伤心——至今我们全家都认为当时针对他的谴责是毫无根据的。这不仅致使他的公共事业最终惨痛结束，也导致了他过早辞世。

但我们也知道父亲作为一名公务人员所留下的骄人纪录。作为一名为民权而战的改革运动的斗士，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比如在纽伦堡审判之前，父亲在南方就曾起诉过三K党；在纽伦堡审判之后，父亲在遥远的国度与任何能让他回想起纳粹暴行的行为做斗争。为纪念父亲的工作，1995年我们在康涅狄格州大学建立了托马斯·J.多德研究中心。中心在展开各种项目的同时，为人权斗士提供奖励。克林顿总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威塞尔曾在中心开幕式上发过言。威塞尔曾被关押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发言中他提到被解救出集中营之后，曾在法国的一个儿童之家生活，“非常渴望找到一个理由证明还有希望。我在意第绪语（一种犹太语）的报纸上读到关于纽伦堡审判的消息。关于纽伦堡审判还是有些事情是很难理解的。然而终于，凶手被指控谋杀。法庭的庄严肃穆，罗伯特·H。杰克逊和托马斯·J.多德的义正词严、赫尔曼·戈林的傲慢无礼、鲁道夫·赫斯面无表情的脸……”所有这一切，威塞尔说，都组成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法庭对抗。

就在多德中心繁荣发展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将父亲所写的信件公之于众。然而就在我开始思考父亲会如何看待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以及目前美国本土发生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决定公开这些信件。父亲曾在纽伦堡审判上陈述过的法律规则，以及他曾在审判中有力表达过的一些标准，似乎已因一系列的过度滥用而迷失，国家也犯了其中的一些错误。

在纽伦堡审判时期的领导人中，有这样一种共识：从历史的角度，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他们负有独特的使命——将未来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减少到最小，提供援助，保证最基本的自由，确保战后的世界根植于一些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他们清楚用来帮助世界取得和平与正义的能力不只基于军事力量，更来源于我们所拥有的道德权威。这不仅仅取决于坦克和飞机，也取决于是否能让其他人认同价值体系和理想。只有自愿坚持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我们才能成功地将其有效地传播开来。

马丁·路德·金曾言道，世间的道德弧线很长，但它总是朝向正义。我们所有的人都想相信这一理想，但是最近诸多事件中，令人沮丧的过程却让人对此产生了质疑。

在过去六十年里，我们向纽伦堡审判中的前辈们学习良多。我们一直支持正义。我们不曾挑起战争——我们结束战争。我们不曾拷问任何人——我们谴责他们。我们不曾厌恶这个世界——我们拥抱这个世界。

但是这样的情况却在过去的几年里发生了变化。有一种“世人逐渐开始怀疑我们反击恐怖主义的道德基础”的说法开始蔓延。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美国前国务卿以及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说的。

如果在六十年前，仅就“纽伦堡”一词便赋予了美国道德权威，以及正义的化身；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如今让美国丧失道德权威和正义化身的一个词出现了，那就是：关塔那摩。

我们也可以将道德权威和正义化身的坍塌归咎于一位美国总统的讲演。他站在白宫的玫瑰园中，试图让他同党派的成员认同他的主张：“不管《日内瓦公约》是否是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定义了人权的重要国际公约，美国应该重新解释它。”这是对正义的讽刺，我们锁定了恐怖主义嫌疑犯多年，但从未真正审判过他们。我们否定了纽伦堡审判的教训，否定了正义的普遍权利。

现在，若处在纽伦堡的时代，这个国家决不应该在应对当前冲突的时候，选择改变永恒的真理。因为如果那样做，我们将无法战胜那些我们企图战胜的困难。最终我们失去的将比得到的更多。

我们当前的敌人将决不会顾及任何国际情感，或试图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他们嘲笑法律，正如当年赫尔曼·戈林曾嘲笑条约和国际同盟“只是犹如厕纸”。

父亲在信中写道，留下母亲独自一人带着孩子们这么长时间，让他觉得非常不好受，但是“我正行使着正义，我确定我们不会为此遗憾。终有一天，我们做的事会成为人类为和平而战的伟大里程碑。这将是我做得最有价值的事……终有一天，我希望儿子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为此深感自豪并受其激励。也许他们会成为律师，也许他们会利用我们在这里所开创的先例，运用我们在这里形成的法律条例”。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促使我们公开父亲的信件。这也许难以令人相信，但确实存在着一个对纽伦堡审判和其深远意义一无所知的世界。仍然有人否认大屠杀。即便纳粹自己都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文件证明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即便被告汉斯·弗里切曾言道：“天地间没有任何力量会为我的祖国洗去这个耻辱，即便再隔几代人，再过几个世纪。”但仍然有一些身居要职的人对此话题进行挑衅。

伊朗的总统，一个领导着七千万人民的国家首领，否认大屠杀曾发生过，并在2006年主持了一个国际“学者”的会议。这些“学者”们的共同点是轻视所有关于大屠杀的文史资料和任何其他能证明这史上最大罪行的证据。

《锡安长老会纪要》是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文学大欺骗，至今仍在许多国家深具影响力（例如叙利亚、伊朗，甚至沙特阿拉伯）。就在已经证实了这本书是个欺骗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些国家的政府仍然用它来达到宣传的目的。《我的奋斗》一书仍然在广泛流传。当我写到这里时，《我的奋斗》在亚马逊网站上的销量超过威廉·L。夏伊勒的杰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微小的差距仅次于对大屠杀描写最为详细的一本由安妮·弗兰克所著的《安妮日记》。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相信纽伦堡审判真的什么都没留下。

在多德研究中心的开幕式上，埃利·威塞尔曾说到纳粹的目标“不仅是要消灭犹太人，更要根除他们的记忆。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在公布托马斯·J.多德从纽伦堡写回的家信的同时，我和家人觉得我们为世界贡献出了另一件有说服力的人道主义证物，证明人类曾犯下的最糟罪行和人类所运用的最好的解决方式。

最后的判决

海军军官惠特尼·R．哈里斯是罗伯特·H．杰克逊检察官团队里的一位成员。他同时也是《对暴政的审判》的作者。这是一本记叙纽伦堡审判的著作。以下是摘录。

时间：1946年10月1日，下午

地点：德国，纽伦堡，司法宫，第600号审判室

纽伦堡审判的最后一天，也是审判的最终时刻。德国纳粹的头目们已经分别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以及策划侵略战争罪的罪名被起诉，并受到盟军的审判。

除了为即将被宣判的二十一位被告所保留的那二十一把椅子还空着以外，法庭内座无虚席。被告们的辩护律师已将被告席前面的全部椅子坐满。横越过整个审判室，八位审判法官已经在法官席上就坐。在法官席的左手边有四个席位，席位上分别落座的是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以及苏联的诉讼团成员们。在这些诉讼团成员席位的后面，证人们也已将证人旁听席全部挤满。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首席检察长罗伯特·H．杰克逊，坐在美国诉讼团席位的第一个位置上；越过他，旁边坐着的是托马斯·J．多德，他为执行审判律师：在他身后，坐着的是罗伯特·G．斯托雷上校，他为第一执行审判律师：其他在座的美国诉讼团成员包括：准将泰勒·福德、海军少校惠特尼·哈里斯、海军上尉威廉·杰克逊、陆军中校杰·尼姆兹、陆军少校哈特利·莫雷，以及陆军上尉德雷克赛尔·斯普雷彻。

那天下午，法庭宣布了量刑裁决，每个囚犯依次单独进入审判室听候宣判。这些裁决是根据对四项罪名的起诉和定罪而最终作出的：一、参与实施侵略战争的共同密谋罪；二、破坏和平罪；三、战争罪；四、违反人道罪。

在下午2点50分的时候，被告囚犯席后面的镶板门悄无声息地滑开。被告赫尔曼·戈林从电梯中步出，他是从一楼乘电梯来到审判室的。其他所有的被告都还在一楼等待被带入审判室听候宣判。他端正地站着，安静地等着首席审判大法官劳伦斯宣布最终决定他命运的法庭裁决。

“被告赫尔曼·威廉·戈林，根据法庭已确定你所犯起诉书中共述四项罪名全部成立，国际军事法庭现对你裁决如下：判处绞刑。”

排名第二的纳粹头目迈开双脚，进入等候电梯。随着镶板门的关闭，在那些出席法庭的旁听者等待下一个被告囚犯赫斯到来的同时，法庭里发出一片嗡嗡的低语声。鲁道夫·赫斯，一个曾乘着他的梅塞尔斯米特专程飞到英国，想用尽全力说服英国放弃与德国交战，却徒劳而返的纳粹第二号人物，被法庭确定所犯起诉书中第一条以及第二条罪名成立，由此被判处终身监禁。其他被告(除了鲍曼缺席审判)都依次出现在了被告席上，并亲自听取了法庭的最终裁决。

马丁·鲍曼：因所犯第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卡尔·邓尼茨：因所犯第二和三条罪名成立，被判处十年监禁

汉斯·弗兰克：因所犯第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威廉·弗里克：因所犯第二、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汉斯·弗里切：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瓦尔特·冯克：因所犯第二、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

赫尔曼·威廉·戈林：因所犯第一、二、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鲁道夫·赫斯：因所犯第一和二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因所犯第一、二、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因所犯第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威廉·凯特尔：因所犯第一、二、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埃里希·雷德尔：因所犯第一、二和三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因所犯第一、二、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弗里茨·绍克尔：因所犯第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亚尔马·沙赫特：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阿图尔·赛斯一英夸特：因所犯第二、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阿尔贝特·施佩尔：因所犯第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二十年监禁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因所犯第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弗兰茨·冯·帕彭：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因所犯第一、二、三和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绞刑

巴尔杜·冯·席腊赫：因所犯第四条罪名成立，被判处二十年监禁

法庭还宣布以下各组织为犯罪组织：盖世太保和保安勤务处、德国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以及党卫军。

所有被告提出的上诉，除了卡尔滕布鲁纳的，均交由盟军管制委员会裁定。在10月10日管制委员会召开过会议之后，所有上诉均被驳回，一律维持法庭原判。死刑的执行被安排在司法宫的地下室进行，行刑的时间定在1946年10月15日晚到16日凌晨，通宵执行。

就在午夜行刑之前不久，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戈林瞒过了看守，假装在牢房里的床上睡觉的时候，吞下了私藏的毒药。甚至就在监狱官前往关押他的牢室，去正式向他下达那天晚上行刑的通知的时候，戈林亲手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就像在他之前的希特勒、希姆莱还有戈培尔一样。

在1O月16日凌晨1点11分的时候，一脸苍白的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步入了死刑执行室的大门，面对面地站在了绞刑架之前。这个绞刑架就是即将对他还有其他所有已经被法庭宣判处以绞刑的被告人行刑的刑具。凌晨l点26分，他被行刑完毕。剩下的每一个被告依次走向绞架，接受了命运对所有犯罪的人最公正的惩罚。

死刑执行完毕之后，每个被行刑罪犯的尸体都被分别装进了一个简单的木棺里。写有死者姓名的标签被逐一地别在他们所穿的外套、衬衫，或者毛衣之上。每个被行刑后的罪犯在颈项上还套着绞刑用的绞索的时候，被逐一拍照。赫尔曼·戈林的尸体也被搬到了行刑室，放在属于他的木棺里，然后和所有的其他被行刑后罪犯的尸体一起拍照。

在清晨的时候，两辆卡车装载了十二具棺木，离开了和司法宫连在一起的监狱，前往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的火葬场，十二具尸体会都在那里火化为灰烬。据有关报道，当天晚上，十二个装有骨灰的骨灰瓮被带到伊萨尔河畔，所有骨灰被倾倒于河水之中。于是，十二位死者的骨灰随着伊萨尔河的流水流向多瑙河——然后再汇入大海。

被判处监禁的被告被转移到施潘道监狱执行判决。施潘道监狱原本设计能关押六百名犯罪人，但现在用于专门关押纽伦堡审判判决的七名被告罪犯。随着岁月的流逝，被关押在此的罪犯都先后刑满释放。最后一个被关押在此的罪犯是鲁道夫·赫斯，他被判处的是终身监禁。1987年8月17日，在纽伦堡审判判决下达并执行了四十一年之后，赫斯自杀身亡。随着他的死亡，希特勒的暴政也最终消亡。托马斯·J．多德在发掘希特勒政权的犯罪证据上所做的漫长的贡献也结束了；他曾在德国纽伦堡为致力于捍卫人道主义事业而做出的漫长的贡献，也是他这一生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

在保存至今的数百封家书中，多德以一个参与者的视角真实记录下了那场审判。如今，纽伦堡审判的意义可能看似已被淡忘。但信中的生动文字为我们揭示了盟国与盟国之间、检诉官与法官之间的隔阂如何差点毁掉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法制思想战胜野蛮统治的审判。

—约瑟夫 E. 珀西科Joseph E. Persico

《审判恶行》Nuremberg: Infamy on Trial作者

当我们追忆60年前向世界证明法制伟大力量的那一刻，且努力重寻对法制精神的敬畏时，这些信件显得弥足珍贵。

——美参议员 爱德华·肯尼迪

《纽伦堡来信》事实上将两本重要且精彩的书合二为一。托马斯·多德用一封封信将我们的情感带回到那场为后世确认纳粹罪行的复杂审判中去。而克里斯多夫·多德的思考则将其父亲在纽伦堡的重要意义呈现给60年后的今天。

—迈克尔·波斯勒斯 Michael Beschloss,

《总统的勇气》Presidential Courage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