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竹风，不仅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社会活动家，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成绩卓著的著名职业出版家。从1957年开始担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到病逝，近40年的出版生涯，为促进和推动中国的出版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
许志杰著的《中国出版家(罗竹风)》以罗竹风的一生为主线，重点叙述了他在图书出版及相关领域的成就和影响，对于加深我国出版史和编辑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许志杰，男，1983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高级记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产业硕士生导师，曾先后在出版社和报社从事采编管理工作，出版《陆侃如和冯沅君》、《山大故事》等作品。

前言
第一章 又杂又专 行行成家——罗竹风的“杂家”情怀
一、杂家和编辑
二、一脉相承的成长路径
三、杂家和编辑学
四、出版家的愿景
第二章 去冗补缺 海纳百川——罗竹风《辞海》人生四十年
一、春耘《辞海》五载
二、深耕《辞海》四年
三、苦等《辞海》十二秋
四、鏖战《辞海》二百天
五、《辞海》引发全民阅读潮
六、病榻上与《辞海》深情告别
第三章 而今而后东山再起 筑就词语长城——罗竹风功成《汉语大词典》
一、《汉语大词典》“东山再起”
二、古今兼收而源流并重
三、从青黄不接到万年长青
四、《辞书研究》引领“辞书学
五、功成名就人已老
第四章 涓涓细流入东海 我将馨香以祷——罗竹风的宗教“卷本”
一、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二、兼任《辞海》宗教分册主编
三、当代宗教学研究“范本”
四、罗竹风的宗教朋友圈
第五章 书以载道 生产有营养的精神食粮——罗竹风“局长”时代培育的传世好书
一、一亿册《十万个为什么》
二、《中华文史论丛》长寿基因
三、灵活便捷《中华活叶文选》
四、普及与普教读本《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第六章 传至长远 续就学术民主与科学法制新篇章——罗竹风的学术思想和杂志情结
一、《文史哲》，文科学报第一家
二、《学术月刊》，三足鼎立补短板
三、《民主与法制》，时代刚需寄希望
第七章 鲁迅的方向 大众语和新文字——罗竹风的杂文创作和出版活动
一、杂文的年轮《上海杂文选》
二、泱泱《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
三、在《三代文盲》遗憾中告别杂文
第八章 戎装教授文韬武略 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罗竹风的出版才华和组织领导能力
一、出版家这个角色
二、傻子才去编辞典
三、一个好汉三个帮
四、行云流水六十秋
罗竹风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罗竹风（1911-1996），原名罗振寰、罗震寰，
曾用笔名田牛、陆旭、骆漠、戴春雨等，山东省平
度县（今平度市）人。他是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
出版家、杂文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辞书编纂
家，曾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
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名誉主
席；任《辞海》常务副主编，主编《汉语大词典》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新文学大系
》（1949-1976）杂文卷，是《中国人名大词典》主
编之一。
罗竹风于1931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其间参
加北大学生南下爱国请愿活动，创办报纸《北大新
闻》和杂志《冰流》。他以笔名田牛在《冰流》杂
志上发表小说《潮汐》、《建设》、《这一群》等
作品，并于1934年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上
以陆旭为笔名发表了杂文《看画》，这也是目前我
们能够看到的罗竹风最早的一篇杂文。而笔名陆旭
有人认为是鲁迅的谐音，或可管窥青年罗竹风对于
鲁迅先生的敬慕始自北大。由此可见，罗竹风成为
著名杂文家非一日之功，他的内心世界早有一个杂
文家的梦想。创办《北大新闻》和《冰流》，则是
作为出版家的罗竹风留下的第一串脚印。此后，他
便再也没有停下为出版事业打拼、探索、前行的脚
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可以说，出版工作是贯穿罗竹风一生的事业主
题，生命主线，社会根基。
学生时代，他参与创办报纸、刊物；在民族危
难之际，他更是义无反顾，脱下长衫，投笔从戎，
组织领导胶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在担任八路军三支
队八大队政委和平度第一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同
时，他还兼任《抗战日报》社社长，主编《海涛》
半月刊，亲自撰写了大量关于抗日战争的社论、政
论、时评，极大地鼓舞了胶东地区人民抗战必胜的
信念。胶东地区是八路军控制区域较大、较为巩同
的抗日根据地，武装抗日烽火连天，文化抵御日军
侵略同样如火如荼。除了前述罗竹风亲自担任社长
、主编的报纸、杂志之外，还有《胶东大众》、《
胶东青年》、《大众画刊》、《农村戏剧》、《文
化防线》、《大众报》，宣传力度非常强大。罗竹
风既是这些报刊的组织者、策划者，也是主要撰稿
人。文章种类涉猎广泛，既有小说，也有政论、文
艺评论、杂文，还有多篇关于新文字改革的文章，
如《猛烈开展新文字运动》、《从新文字的理论到
实际》，今天读来依然有诸多启迪。对罗竹风冠以
语言学家，许多人不甚理解。翻看抗战时期乃至更
早一些他关于新文字推广的鸿篇巨制，你就会懂得
罗竹风作为语言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有人问，为什么罗竹风能够从一个杂文家而衍
生成那么多的“家”，接任罗竹风担任上海市哲学
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的李储文作如是说：“他
在年轻时就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加上一生勤奋
好学，锲而不舍，从不浅尝辄止，更不哗众取宠，
孜孜不倦地寻求知识，追求真理。”
通俗地说起来就是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精一行。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罗竹风作为军
代表接管山东大学。经历了一系列的整肃、理顺、
规整之后，在校长华岗的领导下，山东大学迅速找
到了教学、科研的正确途径。《文史哲》杂志的创
办，便是这一时段山东大学发展的明证。《文史哲
》是一本同人杂志，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初
期的《文史哲》便办得有声有色。毕竟那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业荒废，百废待兴，稿子虽
然不成问题，但印刷、发行却是离了钱寸步难行的
。于是，主编杨向奎亲自到山东省和青岛市有关部
门跑钱，作为山东大学教务长的罗竹风则是跑邮局
协调杂志的发行工作，使居于一隅的第一份由大学
创办的学术刊物，迅速走向了全国。罗竹风后来回
忆说：“1951年初秋，华岗同志作为上任不久的山
东大学校长，他应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邀约
，曾到上海述职。陈毅元帅在一次宴会上，曾盛赞
《文史哲》开风气之先，各高等院校应当仿效。”
……
罗竹风认为，对比1936年版《辞海》，1979年
版《辞海》可谓面目一新，第一，条目增多、更新
了。第二，释文更加确切稳定了。第三，整个内容
充实了。第四，文风更加简洁了。第五，知识性得
以全面贯彻。
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总结，在总结中改进
，在改进中完善，这是罗竹风从事出版工作的操作
思路。正是由于罗竹风有修订编纂《辞海》的心得
，他主编《汉语大词典》时，才轻车熟路，其工作
方法和编纂手段、出版思想，日臻成熟。《汉语大
词典》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为了保证编纂工作
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罗竹风提出了“三驾马车”
的工作方法。第一驾马车，是为后勤保障提供人力
、物力的工作委员会；第二驾马车，是由吕叔湘担
任首席顾问，王力、叶圣陶等14位专家、学者组成
的学术顾问委员会；第三驾马车，是由72名专家、
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三驾马车”在主编罗竹
风的统一指挥驾驭下，齐头并进。曾任上海辞书出
版社社长、副社长的阮锦荣和孙立群说：“三驾马
车”不仅为顺利编纂《汉语大词典》奠定了坚实基
础，也为后来的大型辞书编纂树立了组织架构的典
范。从此，“三驾马车”带领着华东五省一市几十
个编写组、几百名专家学者跨越了举步维艰的初创
期，共同为营建《汉语大词典》这座文化长城而工
作。
毋庸置疑，罗竹风作为出版家，所经历的那个
时代已经与时下出版界的境况大不相同了，可能有
人会认为罗竹风的出版思想已经过时了。在当今社
会，传统出版业面临着新媒体、自媒体和新兴阅读
方式的全面挑战，出版家是否还有立身之地呢。如
同当年毛泽东决策修订《辞海》、周恩来拍板编纂
《汉语大词典》一样，罗竹风应运而生，成为了那
个时代成功的出版家。当今出版业依旧需要更多具
有知识分子气质、企业家决策能力和自觉意识、敢
于担当的出版人，全身心地投入到适应新需求、新
发展的出版事业中来。新一代出版人可能很难像罗
竹风那样“又杂又专”，行行成家了。毕竟，像罗
竹风这样的出版家，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并不多见
。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幻，出版人所应有的角色
自信、文化自觉、担当精神、社会情怀，是不会随
着社会变迁而消磨殆尽的。
应国靖先生在编辑罗竹风的《杂家和编辑》这
本书时，于后记中这样说：“在我选编这本集子时
，既是我的再学习过程，也使我更全面地认识了罗
老，我衷心祝愿罗老‘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我们国家的文化事业需要这样博学多才、忠厚仁
慈的学者。”亦如应国靖先生所言，写作本书的过
程，既是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出版界小兵，对罗竹风
为代表的老一代出版家的敬意，也是不断修正自己
的出版想法，向老一辈出版家再学习、再致敬的心
路历程。
斯人已去，罗竹风留给出版事业的精神财富，
只要我们珍惜，就是一代又一代出版人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贵矿藏。每当想起罗竹风在修订编纂
《辞海》时，以古稀之年，将1340余万字的《辞海
》通读一遍时，不禁心潮澎湃，难以自抑，甚至在
写作中几次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让我们一起走进
罗竹风的出版世界吧，弘扬他的出版思想与精神，
努力前行，再前行。

罗竹风以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甘为“他人作嫁衣裳”出版人的忘我精神，出版大量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好书，如《十万个为什么》等。尤其是罗竹风担任主编的《汉语大词典》，担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领衔修订的《辞海》，可以说是中国出版史上辞书编纂出版的高峰。前无古人，也成为来者永远仰视的一座出版巨峰。许志杰著的《中国出版家(罗竹风)》讲述了罗竹风是一位出版思想家，他对出版事业的独立思考，对编辑这一社会角色的理性定位，开创和奠定了出版学、编辑学在这个学科的理论基础。

有幸受邀撰写《中国出版家罗竹风》一书，感
谢“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的信任，把如此
重要的出版家交给我。感谢人民出版社的鼓励，使
我能顺利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感谢我参阅
过的那些文献的编纂者，使我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
与罗竹风相关的资料。本书所用照片多采自《罗竹
风画传》、《罗竹风纪念文集》、《罗竹风传略》
、《上海出版志》、《民主与法制创刊十周年纪念
册》，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校史馆，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感谢。
感谢罗老家乡山东省平度市的孙志裴、张忠强
、李炳玉诸先生，感谢罗老在山东大学的学生吕家
乡先生。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守护”着罗老，
除了不断收集相关资料，撰写文章、书籍，还为保
护罗老故居，建设纪念馆奔走呼吁，取得了显著成
果，令人敬佩。尤其是他们“只要宣传、弘扬罗老
精神，无论是谁，都无条件支持”的博大胸怀，更
让人深为感动。《罗竹风传略》一书的作者、青年
学者张忠强先生，不仅把宝贵的《北大新闻》和《
冰流》复制件及许多宝贵照片慷慨赠予本人，还把
本书的清样打印出来，逐字过关，挑出了很多错别
字和时间节点上的误差。在此特别向孙志裴、张忠
强、李炳玉先生的执着、奉献精神致敬，对他们为
本书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本书的传主罗竹风先生
。记得，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
外界有个印象，似乎我是专门编写辞书的；其实，
不过是一种误会。人不相知，莫此为甚！”此语可
谓电光石火，“人不相知，莫此为甚”，凭什么我
敢接下这个任务，下笔去写中国出版家罗竹风呢？
余生也晚，却因了这样的机缘巧合，使我与罗
竹风先生有了一段难以忘却的“忘年至交”。从地
缘上讲，我们是老乡，我们的老家同属胶东半岛以
西的昌潍大平原，先生乃平度县人，我是潍县出生
。从师承关系上说，先生曾任山东大学教务长，那
时我尚未出生，但我后来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
可攀先生为校友、师长。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
出版社工作，先生曾经担任出版局代局长多年，我
们也应该算是同行，或为同仁吧。后来，我转岗报
纸副刊，负责杂文栏目的编辑工作。先生是大杂文
家，我曾向其约稿并请他为我们的一次杂文评选活
动担任评委。他不仅赐作还写了很长的一封信，与
我探讨杂文的写作、编辑问题。如今，这封密密麻
麻长达三页的罗竹风亲笔信，已经成为我名人信札
收藏的压箱之宝。
初识先生，源自两次远观。一次是1979年秋天
刚入学不久，山东大学在时任校长吴富恒的主持下
举办文科研讨会，后来这次大会被誉为“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前奏，开思想解放风
气之先。全国社科、理论界大腕云集济南，就真理
标准问题畅所欲言，展开大争论。我们这些新人校
的学生，被拉去给会场填空，从学校步行一个小时
，到达毛泽东主席曾经两次作过报告的珍珠泉礼堂
。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在那个追逐偶像的年龄
，在那个学术领袖重获尊重的思想解放之初，主持
人介绍每一位与会者的大名时，都会响起一阵热烈
的掌声。罗竹风以及黎澍、刘大年、金冲及、萧涤
非、吴大琨、李俊民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
远观主席台上的诸位先生，感觉无比高大，他们思
想的光芒成为照亮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在学海遨游
的灯塔。
另一次远观先生是1981年秋天的山东大学校庆
。作为校友，罗竹风与臧克家、徐中玉等一起出席
。我的座位就在去往主席台的通道边上，身材魁梧
、年逾七十的罗竹风，步履轻盈，边走边与我们打
着招呼，他的神采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
罗竹风何尝不是如此。
晚年的罗竹风重病缠身，在完成了《辞海》、
《汉语大词典》之后，他以病房为办公室，通过与
亲朋好友通信的形式，继续着自己对出版事业的思
考。从1993年9月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到1996年11月
4日去世，罗竹风在这三年多的时间给友人和学生写
了一千多封信。假如能把这些信件整理出来，当是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罗竹风给自己印了一张这样的名片：“我一生
大体所干四事：一是辞书编纂者；二是语文改革倡
导者；三是宗教研究者；四是写杂文的。如果以此
头衔印成名片，可能是名副其实的。”
这是一本定向性比较强的著作，只能在“出版
”两个字上展开写作。因为时间跨度大，相关的机
构名称因历史原因数度改变。以“上海社联”为例
，l956年2月成立时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
会筹备处，罗竹风任筹备处秘书长。1957年正式成
立之后叫作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罗竹
风先后任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主席、名
誉主席。该机构的称谓还有诸如上海社会科学学会
联合会、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等，均属于不
规范称呼，只是业内人士一看便知是“上海社联”
，这个机构现在的正式名称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再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是中华书局
上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是中华书局辞
海编辑所

第一章 又杂又专 行行成家——罗竹风的“杂家”情怀
1931年，罗竹风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同时还被清华大学的生物系录取，最终，罗竹风选择了北大中文系。那年，北大中文系只招了6名学生。罗竹风的这个决定，其实就是他日后成为出版家的原点。
在家乡读书的时候，罗竹风就受到后来曾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平度老乡刘谦初革命思想影响。刘谦初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与李大钊领导的北大学生组织联系密切，是燕京大学为数不多的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领袖，参与主编《燕大周刊》。假期回家，刘谦初组织青年学生学习“五四”领袖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鲁迅等人的文章，他带回平度的一册《新青年》杂志，顿使罗竹风等思想活跃的小伙子，眼界大开。罗竹风选择北大中文系，在北大读书期间又参与创刊《北大新闻》和《冰流》杂志，几乎是沿着刘谦初的道路走下来的。
入学北大不久，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20岁的罗竹风响应学生会的号召，到张学良在北平的“行辕”示威，要求捍卫国土，收复失地。之后，罗竹风又参加“北大南下示威团”，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这使年轻的罗竹风从中悟到了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责任，一要读好书，二要以自己的爱国意识和文化自觉唤醒更多民众投身到民族自强中去。罗竹风想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在五四时期编辑的旨在唤醒青年觉悟的《新青年》杂志，想起了自己考入北大之前被国民党政府在济南枪杀的共产党人刘谦初，以及他参与创办的《燕大周刊》。这些主张民主、科学的杂志不知让多少中国人猛然觉醒，走上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道路。
于是，罗竹风和千家驹、肖家驹、徐世纶、李山风等北大同学，开始筹划创办《北大新闻》。1932年4月15日，第一号《北大新闻》出版发行，罗竹风撰写的发刊词以“刊前”形式发表在头版头条。阅读这篇八百多字的刊前词，会发现那时罗竹风的出版思路已如万物生发的春天，开始萌芽。或者说，21岁的罗竹风在热血沸腾、充满激情的脑海里已经给自己的出版思想勾勒了一幅尚未成型的草图。这是日前我们看到的罗竹风最早的一篇与出版活动有关的论述，从中初见罗竹风早期的出版思想。辑录在此，“希望它能够永久成为时代思想上权威的东西”。
刊前
我们感到目前环境的需要，负着种种困难建立了这一个北大同学自由说话的机关。我们的动机是非常单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局面之下，我们青年的危机陷于日益深刻，我们失去了一切思想研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在学校生活上的安全无保障，大学宿舍和神圣的教室及礼堂可以随便出入武装军警，任意殴辱同学，或加以非法逮捕及搜查。最高学府的庄严横被蹂躏，我们应有的“民主”的权利全遭剥夺。我们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运动均为暴力所压伏。尤其是因为政府连年内战，政府当局的漠视教育，致全国学校濒于破产，最近平津院校因为经费积欠盈年，而倚为生命的俄款又为一二政客所把持，致教职员施行联合罢工，我们不绝如缕的读书的机会竞陷入绝境。……对于这些切身问题，我们不能永久沉默，并且，相信大多数同学绝不能以这样的生活现状为满足，所以：
（1）为拥护我们青年神圣的权利，我们要时时给予恶劣的现状以最低限度的批判；为的增长我们的力量，在精神上把我们北大同学（并且进而把北平全市的同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需要一种彼此交换意见、自由发挥言论的中心机关；并且，为的冲破目前校内极端的沉闷空气，我们更需要这样一个言论机关以发动同学的情绪。
（2）现在的日刊已经成为学校纯官办的行政公报，我们同学的意见是完全被封锁，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代表我们学生利益的自己的刊物。
（3）世界各大学多有《大学新闻》一类的出版物，这不但是具有新闻性质的灵活的刊物，而且是探讨学术思想的真理的园地。我们希望这一个“北大新闻”能够负起这同样的任务，希望它能够永久成为时代思想上的权威的东西。
青年是现代社会的新细胞，是未来时代的主人，我们应当鼓起生命的热情，开拓我们自己的出路。我们相信“没有斗争便没有进步”，我们惟有对于一切障碍历史进行的恶势力作无情的斗争，新的时代才会实现。同时，我们更需要统一正确的思想才会有力量。北大同学在过去曾经负起历史的任务，现在我们当再站在时代的最前线，勇敢的走上战斗的途径！
读罢“刊前”，首先感受到的是罗竹风犀利的文锋，扎根很深的革命思想基础。很难想象这样一篇鼓动性强劲、文采飞扬的文章，是出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之手。而他对“世界各大学多有《大学新闻》一类刊物，这不但是具有新闻性质的灵活的刊物，而且是探讨学术思想的真理的园地”的判断与希冀，足见其“少年老成”，眼界之长远，思考之深邃。让我们想起罗竹风曾经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1915年9月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话：“青年如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