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美国念博士的中国女人伊娃，被中国老公抛弃，离婚后，为了生活费，接下了一笔和一个叫亚当的美国男人的生意。亚当是一个gay，为了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他想借腹生子。没有不良遗传基因没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伊娃在众多候选中被相中，价钱是五万美金。这对男女甚至不需要正常的性途径，一支针管，就造成了一个生命。本来这场交换在孩子出世后就可以两清的，谁料，生下来的女孩菲比因为一场高烧，几乎丧失了所有感官的知觉，而且免疫系统受到严重破坏，任何一点小小的感染或过敏，就会夺取她脆弱的生命。在一个冷漠得连做爱时都会说“请”说“谢谢”的人际群体里，因为这个随时可能死亡的小生命，牵出了一段段真实可触的情感交结，让人有了一点绝望后的温暖。

这是一个关于何必的故事，他们之间没有爱，没有关系，却要一个孩子；喝咖啡，却不要咖啡因；历尽艰难，让孩子出生，生命却稍纵即逝。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却可以如此荡气回肠，无法形容。

这是一本比较有意思的书！严歌苓从幽默中透露出了深刻！

序言 众里寻她千百度

主编 简介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少女小渔

红罗裙

海那边

魔旦

方月饼

抢劫犯查理和我

学校中的故事

风筝歌

失眠人的艳遇

无出路咖啡馆

茉莉的最后一日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

非洲故事三则

集装箱村落

苏安·梅

热带的雨

附录 “全部根须是裸露”的“生命的移植”——论严歌苓的海外小说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一天，我在密歇根大道上碰见了他。我正在横穿马路，他迎头出现在我一步登陆的地方。他原意也是要横穿马路，很可能是要进入我刚刚走出的地方，去看我刚看过的若内·马格利特的终生画展。他看见我之后改变了计划。我背后是一竿多高的夕阳，于是他看不见我宁死也不要见他的面部表情。

我说：“Hi，亚当。”

他给了句一模一样的问候，纯属条件反射。就像三年前街心公园的会面，他和我的第一次碰头。那时两个人差不多就这么垂死。雨细而密，铺天盖地的一片沙沙的蚕食声。灰色的本茨碾在鲜湿的路面上，擦过皮肤般的。远近能看见的就是这个穿红大衣的女人。

红大衣是电话里事先说好的，我提出来的，之后心里马上十分反对。银灰色本茨纸船一样无声无息地向前又滑一段，然后泊下来。那样是要获得打量的优先权。他在无声降落的车窗内侧转头来，进一步审视七成湿的女人。中国女人，三十二岁，或者更年少些，更年少些。不记得红大衣是否在六十年代入时过，这时红得很绝望。

他在车窗里向我伸出右手：“亚当。”

我握了一下他淡漠的手。它是这一刻唯一干燥的东西。我也说了我的名字。一点疑问也没有，是专为这桩勾当伪造的。正如他也不叫亚当。他很清秀，两颊轻微塌陷，最如我意的那种脸型。铜色头发束成一支半尺长的马尾，比我的头发长三寸。后来发现他天生的头发颜色很好，但他习惯对一切天生的东西造一些反。他不是清秀，是漂亮，这使下一步我的配合会容易些。

他钻出车门，跑到另一侧，为我打开车门。千万别拿他这份浮夸的殷勤当真。我快步走回去拿我的箱子，便携式的硬壳的一种，缀着伪仿彼埃尔·卡丹的一块牌子。他叫了一声，叫了一个陌生的美国女性名字。脑子急骤一番蠕动，想起它是我一分钟前起用的假名。下面要做的不是我的事，是另一个名分下的女人的事，这样想使我对这事有了个稍好的态度。他说：“怎么会带这么多东西呢？我忘了是否跟你强调过：我们俩先得看看彼此能否合得来。”

我说：“我不介意再拎着行李回去。我们需要彼此合得来吗？”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认为我主题非常明确，不亚于他。他说：“你不像个中国女人，中国女人都很微妙。”

我不想抬杠，做了个预先设计的媚眼。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男人的十多种表情仿佛是对着镜子练出来的，经过我严酷的理性训导，使用时大多奏效。是从我前夫遗弃我之后。

遗弃这词还是美国人的生动：Dump。自卸卡车倾倒垃圾，垃圾处理，还有更好的：排泄。美国人是痛快的。“Dump”的生动有力使我内心的那点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受伤者而端着的凄美姿态显得很愚蠢。我前夫把我倾倒出去了，以机械形式也好，以生理形式也好。同样得给他取个假名，因为他在婚姻之前狠爱了我一阵。就叫他M吧，好像不少小说都这样给人物取名，不费事，也时尚。

亚当看出我的处境：离婚、失业、潦倒穷困。总之是给处理过的。我需要这笔钱。我窥了一眼他苍白的侧影，想找到对他的理解，对他这类人。对我他是全面掌握的。头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一头是个多明戈的嗓音。他说：“我是黛茜。”

“你是黛茜？！”我想，人们已经开始疯了。黛茜是单身俱乐部的女职员，据说她扯的成千上万的皮条大部分成功。

“有什么区别？”多明戈嗓音说：“这是黛茜借助我把话传达给你，所以你就当我是黛茜。是这样，明天上午十点，他到橡树公园城的街心花园接你，从那儿，就看你们俩的了。听着，他开银灰色本茨500。你呢？”

我说红色大衣。  “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有你的电话吗？”

“有，641-6060，黛茜。”

已经好玩起来了。最终被愚弄的不知是谁。我旁边这个自称亚当的人，在向我介绍这个小城的历史。

五分钟后，车开过一幢大房子。自称亚当的人告诉我，这幢房是他的，是福兰克·洛依德·拉埃特的设计。又过五分钟，他指着另一幢房院，也是他的，同样的著名设计。这些房院价钱都唬人。好像它们有我份似的。五幢房看下来，我们在一个咖啡店门口停下。他要了一杯无咖啡因咖啡，百分之百免奶脂的牛奶，不含糖的甜味素。我要了杯真咖啡，加真奶、真糖。然后他领我回到车上，说这种事还是车上谈好。他的咖啡倾出一点在细软的羊皮车座上，我顺手抽出纸巾做了清理。我看见我这动作在他那里突获的效应。我甚至看见，因了这个动作他误认为我是娴雅的。

后来我证实了，正是我的这个动作使他录取了我。

我们开了不少路，到湖边喝咖啡。有湖水看，我们不必看彼此。预定金之类的也是对着湖水讲定的。稍有砍杀，很快还是以一个对双方都欠点公道的价格言了和。他说我看上去是牢靠的。我想，对钱的需要会使绝大部分人牢靠。我对着湖水莞尔一笑。泪水很辛辣地泡着我的眼睛。我牢靠是因为我太需要这笔钱了。

以后总是想到湖水，那样慢吞吞舔着岸。于是就自己哄自己，事情是从湖岸开始的。像正常男女所向往的那样，做了湖畔风景画的一部分。

我们从湖畔回到了正题。他说他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不服用任何药剂，这都很好。习性上缺乏弱点，除了咖啡。

“你每天喝咖啡吗？”

“谈不上每天，碰上了就喝。”有免费的就喝。

“给你两个月时间，清除体内所有的咖啡因。我们可以在两个月以后开始。”

我说：行。

我们准时在六十一天之后再次碰头。亚当和我各要了一杯免咖啡因，免糖，免奶脂的咖啡，再次来到湖畔。他说：“相信我们都清除了体内最后一点毒素。”我想：我体内还有几年的方便面，那里面有味精、防腐剂。

他看着干净透亮的我，说：“就让它今天发生吧。”

我说，行。他有所测量地把手搭在我腰上，走一截，和我的步伐有些拉扯，就改成搭着我的肩，还合不上拍节。不过总算有了些铺垫，上车后，他闭上眼吻了我的脸颊。

晚饭有些乱真了。四支蜡烛，巨大的一束鲜花，三道菜却是微波炉食品。然后他跑去放音乐，步子轻快，甚至袅娜。男人有这种步子并不悦目，但很新鲜。

最后他到地下室去，拿了两瓶酒上来。启开酒瓶，他迟疑了。他偏着头思考一会，同我商讨：“应该喝酒吗？不应该吧？”

我知道他指什么。我用同样平静的口气说：“按说不应该。”我们像两个会计师在商讨某则税法。

“那就不喝。”

我表示没意见。我笑了，他也跟着笑了。我说：“亚当，你笑起来很迷人。”

“你也不错。”

“我笑起来一只眼睛有三条折子。”

“你很爱照镜子。”

“你呢？”

“我喜欢注意自己形象的人。”他承认自己的毛病那样抿嘴一笑。  P1-5

记得某位大文豪曾经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这套“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第一辑)即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其中的十位华人女作家的十部小说、散文和诗集，犹如十株充满灵气的生命之树郁郁葱葱，而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望着满眼葱绿，却是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

之所以策划并主编这套“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纯属偶然。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为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授“台港文学研究”等课程以及此后不断受邀出席各种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而一脚踏进世界华文文学圈以来，不知不觉已经二十年。二十年来，在我先后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女性文学以及香港、台湾文学研究等等的过程中，曾经得到过海内外许多著名作家、学者的热情而无私的帮助。他们中间有的推荐、发表我的论文，有的邀请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有的提供给我从事有关学术课题研究的资料和经费。我曾数次受邀担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等的访问学者和客座研究员，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研究。这二十年来，我结识了一大批海内外的文学朋友和华人作家，我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赠书，其地域之广，几乎可以拼成一张世界地图。

在我结识的海外华人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女性作家，我对她们的创作尤其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的硕士、博士论文等都以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作为论题。研究表明，女性作家及其文学书写，之所以凸显其性别意识，正是因为几千年来所造就的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无所不在的形态，使得女性在历来由男性书写的文学史中，成为被他人书写、塑造和代言的角色，而女性介入书写，尤其是自我书写，就意味着这种被他人书写、塑造和代言的历史的终结。而在女性书写过程中，其性别意识及其特征会或明显或隐秘地镌刻在其创作文本之中。这正是我对女性作家及其文学书写饶有兴趣的地方。同时，作为一名女性学者，我深知女人(她当然在生活中同时也扮演着女儿、妻子、母亲等角色)从事创作与研究而要承受比男人更多的艰辛与困难。而那些在海外生存的华人女作家，要在母语创作上取得优异成绩并且得到承认那就更为不易了。比如像入选本丛书作者之一的严歌苓，当年在美国求学期间是用“边角料”时间来从事华文创作的：一方面是为了能得到稿酬以便生存；另一方面则是她对于母语写作的那一份挚爱、深情和锲而不舍。这一份对于母语写作的挚爱、深情和锲而不舍，在入选本丛书的其他女作家身上也都可以明显感觉得到。所以，我对那些能够做到事业和家庭兼顾而且创作丰收的文学姐妹始终怀有一份由衷的敬意。

去年9月，我应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2008双年会筹备会主席吴玲瑶女士的盛睛邀请，作为特邀嘉宾之一，参加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的第十届双年会，在这次会议上，我就“海外华人女性书写”等作了如下演讲：

……

还记得前年(2006年)9月，第九届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双年会在上海举行，我也作为嘉宾受到邀请并出席，使我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华人女作家相聚和相识，见到了许多海外华文文坛上的老朋友，结识了一些近年来华文文学创作卓有成就的新朋友，尤其是会中、会后得到了不少文学姐妹们的赠书和提供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这是我作为一位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者最为高兴和感激的事。

我最近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文学与性别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其中包含了我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陆续对女性作家及其文学作品作理论研究的心得。我认为，随着上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一起成为世界公认的三大批评思潮以来，人们对于占据人类“半边天”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性别角色及其文化意义的认识与探究，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结晶。用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卢汉的话说，“女性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不断扩展，“预示了90年代乃至下一世纪人类精神天地中一朵膨胀的星云”。然而，在现实世界，女性在成才、就业、劳动报酬、职务晋升及人身权益等方面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和“温柔宰割”，却又成为始终悬置于她们头上的一把克利达摩斯之剑。国内各所高校二十多年来竞相开设“女性学”课程，但其中有一个概念至今似乎仍然模糊不清：即“女性学”课程是否等同于“女性课程”？或者说，这些课程专门是“以女生为对象的课程”，还是“以女性性别问题为内容的课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范畴。今天我的演讲并不想就此展开讨论，我想谈一谈我对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和海外华文文学书写的真切感受。

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已经走过了二十年并不一帆风顺的路程。从第一任会长陈若曦女士开始，到如今的周芬娜会长，以及即将接任的吴玲瑶会长，在一任任会长以及一届届工作干部的无私奉献与卓有成效的领导下，二十年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在中华大地以外的世界各国、各地区，在该国、该地区主流文化的夹缝中，顽强地播撒着炎黄子孙和中华文化的良种，传承着华文文学与华夏文明的薪火，期间还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艰难与辛苦，却始终百折不挠，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为你们自豪与骄傲！在世界各处，你们用笔记录着海外华人身处异国他乡的屈辱和血泪的历史以及奋斗、抗争、生存、发展的历程；你们用笔倾诉着乡愁、乡情、乡思、乡恋以及对“唐山”(祖国)、对故乡的无比热爱；你们用笔抒发着对中国未来的美好祝愿与对同胞手足的关爱之情。不久前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你们中的很多人不仅自己捐款捐物，还向所在国家或地区进行义卖与募捐，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想方设法为灾区的重建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我知道，虽然你们身处异国他乡，可你们的心，是永远与祖国、与中华民族紧紧相连，不可分离的。为此，我向你们鞠躬致敬！

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已经历了二十年的难忘岁月。二十年，意味着当年呱呱坠地的女婴，已经长成了风华正茂的妙龄女郎，正焕发着青春的气息与迷人的神采。今年的双年会即以“亭亭玉立二十年，欢庆女性书写成就”为研讨会的主题，这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次研讨会，首先是一种回顾与检阅，二十年来海外华人女性书写的成就几何，其性别文化意义、艺术价值等等体现在哪里，还有哪些不足之处等等，需要我们客观地、冷静地加以归纳和总结。其次，它也是一次展望与超越，在回顾总结的基础上，确定今后前行的目标和方向。在世界范围内学汉语的人口日益增加的今天，如何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同时又要超越海外华文文学的乡愁、乡情、乡思、乡恋等现有格局与传统书写，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新空间、新天地，正是我们将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

其实，早在2007年，我就想着如何回顾与检阅二十年来海外华人女性书写的成就，当然这首先应该是一种展示，由此希望能找机会出版一套“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我想起了我的校友、时任宁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哈若蕙女士。为了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由母校78级学友魏威、哈若蕙策划、编选的《大学梦圆——我们的1977，1978》一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反响不错，其中也收入了我的一篇回忆“文革”后参加首届高考的《人生中的“偶然”》。2007年的暑期，恰逢她来沪出席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作家协会在沪联合召开的纪念高考恢复三十周年暨该书出版座谈会。她与我都属于恢复高考后最早考入华东师大的学生。1982年毕业之后我们再未见过面。阔别二十多年后，我和她竟然相逢在上海作协大厅。两天后我又去她下榻的宾馆探访，我们在一起聊起了策划编选一套“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的构想。若蕙是一位敏感而有眼光的出版人，对我的提议立刻作出了积极回应。此后我与她一直保持着电子邮件加手机短信的联系，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没离开“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的策划。  从美国回沪不久，我就开始约请诸位海外颇有知名度的华人女作家提供作品，她们中有：小说家陈若曦(中国台湾)、严歌苓(美国)、虹影(英国)、陈漱意(美国)、哈若英(美国)；散文家吕大明(法国)、尤今(新加坡)、吴玲瑶(美国)、蓉子(新加坡)以及女诗人谢馨(菲律宾)等，并得到了她们的慷慨赠稿。最后确定入选“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第一辑)的，有小说五部，散文四部，诗作一部，尽量兼顾到了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在编选、出版过程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几乎胎死腹中，但这套丛书终于还是如有神助般如愿以偿即将出版。在此，我衷心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现任宁夏文联副主席的哈若蕙女士自始至终的鼎力相助；感谢责任编辑戎爱军女士的大胆运作，以及她和她的团队认真细致的阅稿；感谢北京亨通堂文化传播公司的精诚合作；感谢各位入选作者通情达理的积极配合，没有她们的“不抛弃不放弃”，这套“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要出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今能够顺利出版，是我们共同的福分。

至此，“众里寻她千百度”，“为伊消得人憔悴”，终究也都是值得的。为此，我感到欣慰。衷心期盼这套丛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是为总序。

2009年9月于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