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有的粗犷，我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比如北京 “大气醇和”，上海 “开阔雅致”，广州 “生猛鲜活”，厦门 “美丽温馨”，成都 “悠闲洒脱”，武汉 “豪爽硬朗”。城市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部电影后谁都可以发表一番议论一样。中国的城市极其可读，中国可读的城市又是何其之多！如果你有条件，不妨通读天下城市。当然，你还可以读书，比方说，读这本《读城记》。

自央视“百家讲坛”热播以来，易中天便一跃成为电视传媒观众眼中的“明星学者”，其畅销作品如《品三国》系列，“品读中国”书系、《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及续篇《中国智慧》、《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等，深受全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易中天文集》除了全部收入上述经典作品之外，还将易中天在学术耕耘领域重要的代表作《〈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和《破门而入》一举囊括。此外，以《高高的树上》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以《书生傻气》、《公民心事》为代表的现实关注，全方位地展现了易中天为人为文的神采全貌。本书是《易中天文集》第七卷《读城记》。

收入《易中天文集》第七卷《读城记》的《读城记》，跟收入第五卷的《闲话中国人》、第六卷的《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八卷的《品人录》一起，曾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组成“中国文化系列”。

不仅是表述

读城记

城市与人

 一 中国的城市

 二 城市的魅力

 三 男性的和女性的

 四 我们到底要读什么

北京城

 一 北京的门

 二 城与市

 三 有容乃大

 四 霸气与和气

 五 平民与市民

 六 两种世故

 七 北京人与上海人

 八 官气与痞气

 九 我爱北京

上海滩

 一 外地人与上海人

 二 上海人与上海滩

 三 上海滩与北京城

 四 “城市部落人”

 五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六 上海的男人和女人

 七 新上海人

广州市

 一 怪异的城市

 二 天高皇帝远

 三 广州是个大市场

 四 “市态”种种

 五 多说几句

厦门岛

 一 解读厦门

 二 最温馨的城市

 三 岛与人

 四 走出厦门看厦门

成都府

 一 成都的茶馆

 二 龙门阵

 三 小吃与花会

 四 朴野与儒雅

 五 成都，雄起

武汉三镇

 一 差一点成为首都

 二 武汉人的性格

 三 生命的劲歌

 四 可爱的武汉人

 五 优势与难题

新版后记

在进行了这样一番走马观花的匆匆掠影后，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的魅力其实无关乎它们的大小和行政级别。99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就有不少是小城。事实上也是如此。比方说大连较之沈阳，青岛较之济南，厦门较之福州，开封、洛阳较之郑州喀什、伊宁较之乌鲁木齐，就更具魅力。显然，这样一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城市肯定是最让人喜欢的城市，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城市。”但，准确地把握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说出它们的魅力所在，却并不容易。

在《新周刊》编辑《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时，本书的初版已经面世，我也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们对某些城市魅力的定位，我是赞同的，比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苏州是“最精致的城市”，拉萨是“最神秘的城市”，西安是“最古朴的城市”，厦门是“最温馨的城市”，成都是“最悠闲的城市”等。但有些定位则可以商榷。比如，说上海是“最奢华的城市”，南京是“最伤感的城市”，大连是“最男性化的城市”，武汉是i最市民化的城市”，广州是“最说不清的城市”，深圳是“最有欲望的城市”，香港是“最辛苦的城市”，台北是“最陌生的城市”等等，就未必准确。比方说，对于我们这些无缘“跨过海峡去看一看”的大多数“大陆同胞”来讲，台北无疑是“陌生的”。但，一旦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海峡变成了通途，去台北和去上海一样便当时，台北便有可能不再陌生。那么，到时候，不再陌生的台北，是不是就会因失去了“陌生感”而同时失去其魅力呢？

事实上，陌生并不是台北的特征，不是台北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台北也并不曾着意营造陌生的氛围，或打算使自己成为一个他人眼里陌生的城市。我们对台北的陌生感，其实是两岸的隔阂造成的。所以，即便是去过台北的人，也可能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台北。其实，用于广州的那个“头衔”——“最说不清的城市”，用在台北身上没准更合适。可不是吗？“这个城市，充满了混杂的风景。”“走在街上，你不仅会产生东西南北各种文化空间交织的幻象，而且有古今中外混淆的文化时间错杂感。”“台北是温柔的也是暴力的。”“在台北，你分不清楚人们是贫是富”，“也说不清楚是科学或是迷信，草根抑或前卫”。这是一个“处处有活力，处处有怪招，处处有机会与失足，有发财梦与邪恶”的“陷阱”。“什么都绕着你转，却什么都抓不住”(徐学《最陌生的城市：台北》)。是不是有点“说不清”呢？

其实，即便把台北称之为“最说不清的城市”，也是不妥的。因为它的“说不清”，实际上还是“说得清”，只不过很难用一个两个词来概括罢了。如果一定要概括，也许只能用“多样”两个字，称之为“最多样的城市”。我们知道，这个先前叫做“艋舺”的小镇，成为名叫“台北”的大都会，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这个城市的文化，其实是由移民创造的。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和台北，但移民成分却各不相同。台北的移民，主要有40年代东渡的政治移民，他们来自山东、湖南、四川、东北；有50年代和60年代进城的乡下移民，他们来自台南、花莲、宜兰、屏东；有70年代的国际移民，他们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还有9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移民，还有从日本和欧美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以及他们带回的海外配偶。说得早一点，则还有明清时代的闽粤移民，也许还有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某些移民，不折不扣的一支“多国部队”。这些人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他们身上的“文化无意识”也都是根深蒂固的。但他们又都要在台北讨生活谋生存，他们也要通婚并生下第二代第三代。因此这些不同的文化便只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既对立又交融，既冲突又整合，结果便呈现出新老并存、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的局面。比方说平剧、舞台剧、现代舞共聚一堂，歌仔戏、脱口秀、摇滚乐同台献艺，或者“早上坐飞机，中午冷气机，下午电算机，晚上找童乩(扶乩算命)”什么的。这种风格，我们不妨称之为“多样”或“驳杂”。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光怪陆离”或“面目模糊”。

如果说，把台北称之为“最陌生的城市”尚有可取之处，那么，把香港称之为“最辛苦的城市”便未免匪夷所思。陌生也许是一种魅力，辛苦怎么也是魅力呢？谁又会把辛苦看作魅力呢？的确，香港是忙碌的。“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然而，在香港忙碌的背后，我们不但看到了辛苦，更看到了活力。

其实，与其把香港称之为“最辛苦的城市”，不如称作“最有活力的城市”。80年代，香港政府曾开展过“活力运动”，而“活力”，则恰恰是香港的魅力所在。谁都知道，香港最让世界瞩目的，就是创造了长期繁荣的经济奇迹。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名列世界第一，人均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二，贸易量仅次于欧盟、美国、日本，名列世界第四，人均年收入更早已跨过两万美元的全球富裕线，而香港不过是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百万的“弹丸之地”。如果没有自身的活力，怎么创造得出这样的奇迹？P13-15

收入本卷的《读城记》，跟收入第五卷的《闲话中国人》、第六卷的《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八卷的《品人录》一起，曾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组成“中国文化系列”，在2000年出版。责任编辑赵南荣先生，为这四本书的文体起了一个名字，叫“随笔体学术著作”。

这个说法很贴切，但也很容易招致批评。依照不少人的成见，学术是学术，随笔是随笔。岂止“风马牛不相及”，简直就“冰炭不同器，寒暑不兼时”。因此，如果是学术，那就不能写成随笔；如果是随笔，那就肯定不是学术。学术，不但与随笔不能兼容，与散文，与所有带文学性的表述，都不能兼容。搅在一起，肯定是“捣浆糊”。

那好，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些文字：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这两段话，大家应该并不陌生。第一段，摘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二段，摘自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都是“经典著作”。但是你看马、恩的表述，又是“幽灵”，又是“怪物”，又是“徘徊”，又是“惊醒”。这很“严谨”吗？这很“学术”吗？至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就更该让某些先生们大跌眼镜了──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哈，这哪里是“学术著作”？简直就是小说，或者散文。

结论很明确：著作的类别性质，恐怕不能只看表述方式。学术不学术，跟好看不好看也没关系。很不好看的东西(比如八股文章和官样文章)，未必就学术。很学术的书，也可以写得很好看(比如《万历十五年》)。学术著作当然不是小说、散文、随笔，但文笔，却完全可以是随笔的、散文的、美文学的。这就好比对上帝的赞美，也可以用摇滚乐。上帝不会因为摇滚而不是上帝。同样，学术著作也不会因为表述的原因，变得不学术或者没价值。

那么，一部著作的价值，看什么？看内容。最好有意义，起码也得有意思。实际上，任何一本书，只要真好看，就多少会有点意思。没意思的东西，不会真正好看。所以，我不赞成把著作和图书，简单地分成所谓“严肃”和“通俗”两类。在我看来，世界上的书只有两种，一种是有意思的，一种是没意思的。如果要说得细一点，则可以分为四种：有意思又好看的，有意思但不好看的，好看但没意思的，既不好看又没意思的。第一种最好，第四种最要不得。不客气地说，现在不少所谓“学术著作”，就属于第四种，既不好看又没意思。

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是创造一种“高品位，广读者”的体裁或体例。我写“随笔体学术著作”，便意在于此。既然是“随笔体”，是“广读者”的，就必须风趣幽默，生动活泼，有较强的“可读性”；既然是“学术著作”，是“高品位”的，就必须观点新颖，逻辑严密，有一定的“深刻性”。总之，品位的高低在内容，读者的多寡在形式。

这当然也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我自己也未必能够做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必须树立“为人生而学术”的理念。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人生，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那么好了，如果我们研究来研究去，写了文章著了书，却没人理睬没人看，不要说让世界上每个人都活得幸福，就连让大家开心一点都做不到，你说这算什么事！

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我们虽然口口声声“人文关怀”，然而实际上，那“关怀”很是隔膜。所谓“人文”云云，与活生生的人，与实实在在的人生，其实隔着十万八千里。这就怪不得别人了。你得出的结论，跟他们八竿子打不着；你讨论的问题，其实无关他们的痛痒。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买你的账，听你的“哼哼唧唧”？你写的书，他们根本就看不懂，或者一看就头疼，那又为什么要去买？

所以，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立场和态度吧！

2010年11月26日

本书初版书稿只写了二十五天，修订却花了不止大半年工夫。

修订的想法在初版面世时就有了。当时的打算，是增加成都、深圳两个城市。这个建议，是我的朋友徐新建教授提出来的。那是1997年11月，我们在厦门参加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同时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新推出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读城记》即其中的一本)举行首发式。新建和我都是这套丛书的编委和作者，自然议论到本书。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责任编辑赵南荣兄的赞同，我也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但读者的反应很快就来了。除纷纷表示喜欢这本书外，一个普遍的意见，就是觉得书太薄(不到10万字)，内容太少，不过瘾。武汉作家周翼南一面在武汉报纸上呼吁武汉人应人手一本，一面在《书与人》杂志上撰文，说“读后有不满足感”。他认为这本书“满可以洋洋洒洒写成30万字的专著”，而且还说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一家在国内颇有些名气、专营高品位学术书籍的民营书店“晓风书屋”的老板许志强君也有相同意见。看来，不抓紧时间进行修订是交代不过去的了；而所谓修订，也不仅仅只是增加两个城市。原有的章节，几乎都要重写。

于是，修订开始了。

修订不但是重写的过程，也是重新解读这些城市的过程。然而越是深入下去，就越是发现问题多多。的确，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每个人都可以去读它，但要真正读懂，并不容易。一家报纸在谈到我这本书时，把“读城”排成了“说城”。我对他们说，这个字，不好错的。“说”是诉说，是描述；“读”是解读，是研究。“说”只要知其然，“读”却是为了知其所以然。知其然的人很多。谁对自己生活或到过的城市没有一点感受呢？所以城市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后谁都可以发表一番议论一样。现在，关于城市文化的文章著作不少。但，除对北京、上海外，其他城市，还是说的多，读的少。

其实，说也不易。尤其是要用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把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质准确无误而又形象生动地说出来，还要让人心服口服，着实很难。除了个别特征特别明显(如北京)或比较单纯(如厦门)者外，其他城市都不大好这么说的。因为很容易挂一漏万或以偏代全。比如南京，就不好说它是儒雅还是粗俗，是伤感还是豪壮。所谓“南京大萝卜”，就带有荤素皆宜、生熟均可、什么都有一点又都没有、怎么说都行又都不行的意思。其他一些城市也一样。本书尝试着说了一下，比如北京“大气醇和”，上海“开阔雅致”，广州“生猛鲜活”，厦门“美丽温馨”，成都“悠闲洒脱”，武汉“豪爽硬朗”等等，不知读者能认同否？

许多人认为，对于城市文化，是不能这样评说的，因为太过简单，而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特质，哪那么简单！这话并不错。但如果你研究描述了老半天，却连一个说法都没有，读者是不会满意的。事实上，人文学科许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给个说法；而当我们试图对一个城市的文化给个说法时，我们实际上已经不是“说城”，而是“读城”了。其实，即便是描述，也常常会伴以“说法”，比如“上海人很精明”或“武汉人特直爽”等等。只要这些说法大致不太离谱，就应该准其成立。如果一定要说“上海也有戆大”或“武汉也有滑头”，那就是抬死杠了。我们关心的是整个城市的氛围和情调，而不是个别人的特殊遭遇。

然而，人们在议论城市时，又总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的。这也不奇怪。城市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首先是一种感性的存在，是一个与之发生种种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对象。人们都是通过自己的感性体验，通过一个个感性具体的事件和细节来认识城市的。同样，当他们听到关于一个城市的说法时，也总是会用自己的感受来验证：怎么，我们是这样的吗？其实他说的“我们”，便很可能不过只是他自己。

对于城市文化的这种见仁见智，导致了城市文化研究、尤其是对城市个性特质定位的困难。当《新周刊》称上海为“最奢华的城市”时，我相信一定得到了某些人的认同。可是广州一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却打电话来说，据她自己在上海读书时的生活经验，上海应该称之为“最浪漫的城市”才对。可惜在我看来，上海这个城市是一点也不浪漫的。崇尚“实用理性”的上海人，甚至在谈恋爱时都浪漫不起来。事实上在这个“水泥森林”般的城市里，也没有多少“花前月下”可供浪漫。上海人追求的不是浪漫，而是实惠，以及建立于实惠基础上的雅致。

显然，当我们试图用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和市民的文化性格时，谁都很难保证是准确无误的。一个城市，小一点的几十万人，大一些的几百万人，哪能齐刷刷地都是一种性格？但如果找不到他们的共性，而且是不同于其他城市人的共性，则城市的所谓个性又从何谈起！研究是要有结论的，这个结论性的意见不可能是长篇大论，而只能是诸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之类的说法。显然，不说可能被视为“欺世”，说又可能被视为“媚世”。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又不能“介乎说与不说之间”，难哪！

何况城市现在正处于千变万化之中。北京的上空已不再飘荡着大爷味儿，满嘴“不要太潇洒噢”的新一代上海人，也不会再在买了一根针以后还要求找两张草纸。他们也许根本就不会买针了。不断有人告诫我：就别老是胡同四合院、里弄石库门了，来点新东西行不？想想也是，都什么年头了！可不说胡同四合院、里弄石库门又说什么呢？说麦当劳、肯德基不成？

的确，中国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到处都是似曾相识的店面和千篇一律的建筑，到处都在奔小康，争取“先富起来”，而所谓“小康”又好像只有一种模式：时装店、精品屋、海鲜酒楼娱乐城。就连一个最不起眼的县级市也有这些东西，只不过吏花哨更俗气而已。一些宝贵的传统则连同它们的风味一起已渐次消失。有人说，北京什么都变了，没变的只有北京人那张能说爱说的嘴。其实，就连北京人的嘴也变了，没那么爱说了。一是没时间，二是学会了保守“商业机密”。是啊，与“现代化”相比，城市的个性和风味又算什么！

况且，仅仅说出了城市的个性和风味，还只是“说城”；能说出这些个性和风味形成的原因，才是“读城”。所以，解读城市，不但要有感性体验，还要有理性概括。城市复杂而又多变，问题抽象而又具体，读城，实在是太难了。

城市如此难读难说，“谁能与我同醉”呢？

因此我要感谢那些支持我完成这一课题的朋友们：本书的责任编辑赵南荣兄、编审高国平先生；以各种方式帮助我考察解读深圳的傅建民先生，焦胜、张源、胡国庆、王梅、张祥云、褚毅、周展、赵青、贾玉川等朋友，《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两任主编胡洪侠、束因立；从千里之外寄来我所需资料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周非女士；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图片的广州《新周刊》采编一部主任周可，专门为本书拍摄了许多照片的我的妻子李华。

我要特别感谢的还是读者。本书初版面世后，《人民日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先后辟专栏刊登了我读城的文章。许多读者在读了本书或这些文章后，来信来电表示支持。也有读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某些意见在修订时已被吸收。在本书还不太成熟时，他们就那样喜欢它，这就使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即便冒一点学术上的风险，也要把它改出来。

但我也要请读者们原谅，原谅我所做的，原本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读城不易，说城也难。不但不易说清，而且一不小心，没准就得罪了谁谁谁。如果真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我也要请这些城市的人海涵。因为对于本书所写的这些城市而言，我都是一个外地人。外地人的感觉总多少会有些隔膜的，尽管外地人也有外地人的优势，——不在庐山之中，也许反倒识得庐山的真面目。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易中天

1999年6月14日

识于厦门大学凌峰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