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大街一拐，钻进南池子的浓密林阴里，立即感受到了一种舒心与静溢。
一块鲜艳而簇新的牌子挂在青砖灰瓦的的墙上——“灯笼库胡同”。
记者一下顿住了脚步，这就是过去的灯笼库胡同？胡同变得又宽又直，新铺的柏油路泛着光，小汽车“刷刷”地从身边驶过。记者很快发现，变化的不仅仅是这一条胡同，南池子所有的胡同几乎都变了：缎库胡同、普渡寺西巷、普渡寺后巷……这些胡同都变宽变直了，而另外的一些胡同却不见了。
住在南池子大街68号的一位女士说，她家门前的北井胡同，是一条死胡同，胡同得名于一口古井，古井有一个井盖，上面刻有文字。原来的房主用砖把井口砌起来，古井一直保护得很好，主人在搬走的时候放心不下，特意给文物部门打了电话，但井盖还是被人盗走，古井也被填了。现在这口井没有了，胡同也没有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有一眼古井，有一个胡同叫北井胡同了。
沿着南池子大街的马路，新起了一溜青砖围墙，里面露出高大的灰瓦屋脊，屋子一律坐北向南东西走向，也一律没有向大街开门。它们是一个连一个的仿古四合院，每个四合院的面积都接近或者超过1000平方米，主体已就，剩下的细部还在施工中，满地的沙石瓦片。
普渡寺修葺得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在它的周边，是供南池子居民回迁的青砖灰瓦的四合小楼，楼群与胡同之间开出了两个小型的广场，广场上有崭新的公厕。
走在新南池子里有一种迷失的感觉，它太新了，让人总有一种走在电影布景棚里的感觉，一切都是古老的样式，但一切又都是崭新的，这新与旧之间总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张敬(化名)也不认识这些胡同了。她从小在南池子长大，小时候从这条胡同窜到那条胡同，没有她不熟的，如今是名字依旧，但胡同却不是原来的了。
“整齐了，宽了，走起路来舒服了，但不是味了，”她说，“斜的、弯的、曲曲折折的都没有了，一个个的小院、一个个的门牌都没有了，胡同与四合院的韵味也就没有了。”
她拿起一个香炉，“这个是旧的，还掉了一条腿，但是它有价值，因为它有历史是真品。”她又拿起一个烟灰缸：“这个漂亮、好看，但它不值钱。这个道理谁都明白。现在的南池子，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南池子了。”她失望地说。
南池子是在一片反对的声音中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北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位于故宫东南侧，历史上它是紫禁城的一部分，曾作为官署和库房用地，一直是一块不能随便出人的禁地。民国时期才在那面厚厚的墙上开了个门洞，发展成为以居住为主的街区。100多年来，完好地保有了北京传统民居风貌、格局及氛围。“捷报处”、“缎库胡同”、“灯笼库胡同”、“磁器库”，一个个古老的名字和一座座上百年的老宅都蕴含着一段段古老的历史。
对这样的地区如何进行修缮改造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2000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北京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出台了《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房屋修缮和改建的有关规定(试行)》，选出东城区南北池子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修缮改建的试点。
关于南池子的修缮和改建曾进行过三次专家评审会，对规划方案进行反复论证后认定，南池子的改造将重点保护普渡寺等文物，尽量保持原有街巷格局，遵循按院落和基本风貌的原则修缮，不搞大拆大建。居住建筑基本遵照原有的宅基地，其走向形式大致不变，最大限度保持街区肌理，保证建筑外部空间环境的持续发展，也使得原来的胡同得以保留。对居民的安置，实行就地留住、外迁、房屋置换相结合，鼓励外迁。
但实际执行的实施方案违背专家评审会确定的原则，在向居民发出的第一份《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房屋修缮和改建实施细则》中，所涉及的北起东华门大街，南至灯笼库胡同，西起南池子大街，东至磁器库南、北巷以西的地区共有240个院落，900多户居民，但只保留了9座院落，而其余的将全部拆除。
专家对这个实施细则的评价是：“保护区里推光头。”
5月31日，全国政协委员李燕致函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并提案办，建议组织文物、城建等有关部门研究提出一个更为妥当的保护方案，按院落和基本风貌确定修缮和改建方案。
6月11日，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刘淇前往南池子视察，当他看到完好的四合院墙上也写着大大的“折”字时说：“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也要拆？”
在刘淇的指示下，包括丁家大院在内的11个院落被保了下来。
2002年7月，南池子修缮改建工程遭到来自媒体的压力和批评，工程的进度缓和下来。
7月15日，南池子的部分居民收到一份“宣传提纲”，提纲上说，不愿意参加改建的居民，可以按规定自费修缮自己的房屋，但要拆除违章建筑，引入市政管线等。但是后来那些积极准备着修缮自己的房屋的居民发现，南池子的修缮改建方向并没有按宣传提纲进行，除了20个保护院落之外，所有的院落都被夷为平地。P16-18
我觉得南香红的作品有“三气”。一是大气，这主要是从她报道视野和题材来说的；二是“人气”，她的作品充满了一种人文关怀，这是一个记者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三是文气，她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自然美，这既表现在对内容、题材的把握上，也表现在表达方式的自由运用上。
——原《南方周末》总编辑 张东明
南香红有个特点，在讲故事之前，她会把所有相关的资料，故事中的矛盾，全部嚼透了，然后用一种嚼烂的方式来讲这样一个故事。
——《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 向熹
我们从南香红的作品结构中可以看到，她善于分散材料，划小段落，不断变化角度，在各段衔接处有意识地停顿，抬起笔来再写下一段，然后运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它们结构起来。这种写作的方法就是跳笔。我认为跳笔是特稿写作在结构与笔法上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恰似一个人在一呼一吸，形成了新闻本体内在的生命力和节奏，这就是新闻写作特有的一种文体美。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徐泓
突然找到2005年在人民大学为南香红开作品研讨会时的讲话。在南香红催我为她新书写篇东西的时候看，别有一番思绪。
在中国的社会构架里，媒体已经成为一种强悍的力量，尽管还有诸多限制，但是，我们看到“孙志刚事件”新闻、“宝马撞人”事件等等，媒体的报道跟进对于事态的发展以及最后结果的影响，已不仅是“记录时代进程”，而用“推动时代进程”来形容确实并不为过。
但是说及新闻作品本身，强悍的另外一面却是极度的脆弱，作为不断变化的时代中的一个切片，一篇新闻作品的生命力往往仅仅有几天甚至几个小时，新闻经不起时间的敲打，“易碎”成为新闻的常态。
谈南香红的文章，我觉得首先要说的就是她的作品面对时间所呈现的柔韧度，在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南香红的文章，看到《野马的故事》、《孤独的孤独症》、《盲艺人的乐与路》，都依然会沉入文字之中，被她拉回她当时营建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一直停留在那里，并未被时间摧枯拉朽。
非常难得的是，南香红对自己文字的追求非常清醒，她在给本报提交的一份业务报告中说，《南方周末》的报道“不应该是朝生夕死的，而应该具有某种不朽的品质”。我想，正是这种对“不朽”的追求造就了今天的南香红。
一个自觉的特稿文体探索者
在新翻译出版的《新闻写作与报道训练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作者卡尔·里奇讲述了特稿(里面翻译为“特写报道”)的一些特征，也就是特稿更强调文章的视角、人情味元素和文章风格。一篇特稿文章可以充满细节描写和戏剧性动作描写。
而在1979年，美国普利策奖委员会为杰出的特稿写作典范设立了一个奖项，这一评奖条件规定说：“一篇杰出的特稿首要关注的应该是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
结合南香红的作品，可能会有助于去理解这些描述性的词汇，因为在南香红的文字世界里，正是一种特殊的视角、风格、观察能力使她卓然不同于其他记者。她在特稿方面的探索，相信是她作为《南方周末》高级记者最为重要的成就。
在成为《南方周末》的记者之前，南香红是《新疆日报》的记者，以关注环境题材著称，而在她作为特约记者为《南方周末》撰写的《塔里木河，在一节节消失》、《园沙古城消失之谜》等这类文章时，就呈现出自觉的特稿特征。这些充满人情味、文字灵动的报道让她获得了标志着环境保护最高荣誉的“地球奖”。
她在进入《南方周末》之后，在观察版、头版做的新疆野马的系列报道，楼兰盗墓的一些报道，都延续和发展了她一贯的风格。而2003年城市版转型之后，为特稿写作开拓了更大的写作空间，而她的精力也从原来的多种题材集中于特稿题材，《盲艺人的乐与路》(见报标题，即本书《走着唱着活着》)、《孤独的孤独症》、《血友兄弟》、北京旧城改造系列报道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陆续产生。
作为《南方周末》当时城市版的改造者，特稿业务的推动者、统筹者，和一个她的稿件的直接编辑，南香红作为记者的爆发力给我印象很深，她的文字经常会超出编辑的期望，甚至在发表之前，就感染了作为第一读者的编辑。
《南方周末》的特稿发展轨迹也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要分两个层次来讨论，就是个人的自觉和报社的自觉，可以说，作为《南方周末》这份报纸有意识地进行特稿探索的开始，是2003年下半年城市版进行的方向性改造。但《南方周末》的特稿文章之前就有不少优秀的样本，它之所以成为中国新闻界特稿报道的先行者和领导者，与一些编辑和记者长期以来的探索和研究密不可分，尽管那个时候并未引入“特稿”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称它为个人的自觉，而如上所述，南香红是一个自觉的探索者。
敏锐的判断力和观察能力
在给报社提交的业务报告中，南香红曾经提出来“南香红特性”这个说法。
什么是“南香红特性”？在实际操作中编辑们对这样的特性是感受相当强烈的，类似的题材，类似的采访时间和类似的采访对象，因为理解力、判断力和呈现能力的差异，出来的文章可能迥然不同。
南香红首先强调了对新闻的发现能力。她说：“对同样新闻的不同理解和解读同样是一种能力，这里面需要发现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对南香红自己来说，感触最深的对新疆建设兵团进行的报道，这是一个“规定动作”，是中宣部布置下来的命题作文。像这样的文章，全国各大媒体基本上都会派出记者去做，但不少媒体会陷于一种模式化的宣传腔的报道。而转换一个视角，这个题材就真的从宣传变成了新闻。在南香红的报道《一个兵团的传奇》(见报标题，即本书《185：一个边境团场的故事》)里，人们看到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独一的、因为一种制度和特殊的历史原因而组织起来的一群人的生活与命运，他们在现代社会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新闻。报道里面没有了“宣传”，只有对人的心灵细节的深切感悟，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尊严的发现和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悉心关照，这些东西不仅是兵团人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南香红的这种发现能力、转换能力体现了高超的新闻判断力。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力，南香红的报道有着很清晰的方向，向读者传达明确的信息。比如《孤独的孤独症》她想剥开孤独的核心，让读者感受；《莫高窟治癌》努力用文字将敦煌的灿烂和朽败图解化；《王选揭露的细菌战事实》试图用细节揭开大历史与个人命运的迷雾；《三峡，无法告别》试着用一种怀念的情绪包裹新闻事实，让人在受到感染之时，看到残酷的真实。
再者，南香红有卓越的观察能力和扎实的采访。有个说法是，好记者必须像台照相机，能够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但即使是一台相机，也要在关键的时候对准关键的场景按下快门。这首先需要“看者有心”，我总是提醒新来的记者，如果他们能有幸和南香红一起去采访的话，看看在同样的场景中你观察到了什么，南香红又观察到了什么。特稿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使用细节写作，而这是现在国内新闻界整体来说重视不够或者说力不能逮的一种写作方式。很多尝试者要么看不见细节，将那些最有意味的细节一笔带过，要么沉溺于大量无意义的细节当中。但南香红是把握细节的高手。
比如在《盲艺人的乐与路》里面，写到盲艺人们演出完了好不容易拿到钱，“药成江把几张纸币对着太阳贴在眼前仔仔细细看了个遍，又把它递到张林庆手上，张林庆一张一张地摸过，又传到陈玉文手里再摸了个遍，才递回来。药成江解开棉衣扣子，把它们揣进贴肉的口袋里。”这个动作所体现的盲艺人的对钱的珍惜，还有盲人的特点是多么传神，读来让人心酸。
细节的把握是需要记者扎实的采访才能呈现的，在同样的一篇文章里，还有一个细节显得很不经意，但一定是需要记者努力才能达到的。“这天的午饭药成江吃的是挂面，张林庆和一名记者吃的是薄面饺，刘红权吃的是捞面，王贵明吃的是抿疙斗(一种杂面食)，另一名记者吃的是包子和鸡蛋汤。”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细节有什么意义？而且肯定要记者专门一个个去问，问这个琐碎问题的时候，一点都显示不出记者的光辉形象。但下面这一句一接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老支书张世和所说的‘千家饭’吧，不管到谁家里，碰到什么吃什么。”一下子又把艺人的流浪状态呈现出来了。所以做记者真的是要不耻下问，不怕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最简单的问题最后可能成就最牛的文章。南香红自己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新闻，在庸常的细节中寻觅重大的变局。我想有时候，人们不是不关注，而是没有发现，当你有所发现并精微、准确而锐利地表达时，人们会恍然，并从你的发现中有所收益”。
卓越的写作
“南香红特性”，我觉得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呈现能力，其实也就是写作能力。很多人读完了一个故事，可能会说，这个故事真是好看，但她的作品经常会再让人补上一句，这个记者真是有才华。也就是说，她的文字有超出于故事的生命力。
前面所说的种种，判断、采访、观察，都是为最后的呈现提供一个基础。《南方周末》经济部前主任冯启若对好的新闻作品有个很精到的说法，其实这个标准大家都很熟悉，就是看义理、考据、辞章。义理是文章的价值观，对事件的判断；考据是扎实的采访功夫，能拿到最好的料、最扎实的料、最有戏剧性的料；辞章是最后的呈现，你用什么方式能够讲好一个故事，让读者可以屏住呼吸，一口气读下来，让人如同随着记者去做了一次旅行，能看到故事的颜色，闻到故事的气味？可以说，很多记者可以通过努力达到义理、考据的优秀，但在辞章方面就有欠缺。
如果对于其他报道形式来说，比如调查性报道，或者经济报道等，也许前两者的重要性更强而对辞章的强调没有那么严格。而辞章却是最考验特稿记者的一个重要指标。特稿做什么？是要引起人们的广泛而强烈的共鸣，比如死亡、生命、痛苦、恐怖、喜悦……描写的是人性的永恒的问题。而要引起这共鸣。非高超的文字能力不能达到。
但需要强调，南香红的文字让人感动，但决不是庸俗的煽情，她的文字既华关又朴实，既灌注了个人情感又不流于主观，文学性很强但不违新闻真实。她对很多新闻场景的描写方式超出于大家的经验之外但绝不矫情。
比如这样的描写：“阿布力孜撬开棺材，一具棕色头发的个子高大的男尸睡在里面，他真的像睡着了一样，眼睫毛站着像一排小树林。”(《塔克拉玛干盗墓调查》)
再比如：“准噶尔盆地基本上没有秋天。夏天轰然而过之后，大地平静下来，静静地等待着冬天的来临。野马群也平静下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已经到了尾声。”(《野马的故事》)
在新闻作品里使用这样的语言，可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特稿的文学性，而不是“文学腔”，前者是新闻的最高境界，而后者是新闻的大忌。这种分寸感的把握是很考记者功力的。
当然，记者成其大者，不仅是对词藻的把握，更考的是见识和情怀，是对现实、历史、人性深层次的理解。《南方周末》是一份有社会责任感、有历史使命感的报纸，我们的记者可能性格各异，但是在追求报道的宽度和厚度方面则有着一致的气质。南香红的特稿涉及到很多题材，有重大的历史题材比如细菌战，有现实的文物保护题材比如北京四合院保卫战，也有很多个人命运的题材比如孤独症患者等等，南香红和编辑们在一起，对这些题材的内涵进行了深度的开掘。而南香红的写作方式，不是僵化的解读和阐发，而是水乳交融的叙述。
《王老太太生育报告》是一篇较短的新闻作品，但却非常耐读。这篇稿子可以让我们看到，南香红是用怎样的叙事技巧来处理一个生育观念转变史的稿件。王老太太的个人命运和大的时代背景怎样交相呼应，就好像两股不同颜色的棉线被精心地绵密地编织在一起。这样的文字，就避免了常轨梳理历史脉络的枯燥，充满智慧和趣味的叙述，富有弹性的语言中让人悟出历史的某种荒谬感。
柔韧的写作
今天当我们重新找来南香红作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文字的光彩并未被磨损。在我们原来设计的一个环节里，我们准备诵读南香红的一些经典片段。可见独到的见解，完美的文本让她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抗时间的磨蚀。
回顾中国新闻界，真正意义上的特稿写作，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闻界，进行自觉而严肃的探索的媒体大概只有《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和少数其他媒体。
南香红的特稿探索，和其他特稿编辑记者的探索一起，打造了《南方周末》在国内媒体特稿报道的领先地位，但南香红的价值，我觉得已经不仅仅限于《南方周末》本身，正是基于现在特稿写作在国内缺失的现实，南香红的典范文本就更有被分析、研究、学习的价值。不仅从新闻教育的角度，也从我们提高报道质量的角度，因为我们深深感觉，像南香红这样的卓越记者太难寻觅了。我想，很多同行媒体没有太多的特稿报道也不是因为不想做，而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做。
南香红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人们因为我的名字而细致地看报道，希望人们会找着我的名字看报道”。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她已经做到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开这个研讨会的理由。
第一次听到南香红的名字是在1998年。有一天，沈颢告诉我，一对记者夫妇专程从新疆来到广州，要到编辑部转一转。当高挑清秀、略显羞涩的南香红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并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她会成为《南方周末》新闻写作的一个典范。
1998年，南香红已经在《新疆工人报》、《新疆日报》当了11年记者，她的丈夫吴朝晖当时供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新疆记者站。那时候，《南方周末》正在全国物色采编人才，这一对远道而来的夫妇，应该就是时任新闻部主任沈颢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吧。事实上，这对新闻伉俪日后的建树，也证实了沈颢早前的眼光。
吴朝晖没有选择《南方周末》，对于他，永不消逝的电波显然有着更为广阔迷人的空间。后来，他参与了中央电台都市之声的筹办并任总监，继而担任文艺之声总监，现在是这家电台北京记者站站长。记者出身的吴朝晖，擅长对时局的理性判断和对大势的冷静把握，他的儒雅、宽厚、从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于南香红，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套用一般记者的标准去描述她，在她身上，女性的美好特质和记者的职业素养水乳交融，以至于她的敏锐观察和独立思考处处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这种气质其实很早就显露了出来。上个世纪末，当南香红还是《新疆日报》的记者时，《南方周末》的编辑就乐于刊发她的报道，这些文章总能给这张报纸的读者带去不一般的阅读体验。最初，我把这些异样的感觉归结为她所生活的西域所赐。自由行走在古老辽阔的西部疆域，的确是南香红得天独厚之处。那些被历史和风沙掩埋的古城，那些消失在大漠深处的河流，那些繁华过后杳无踪迹的文明，被她用缜密而又灵动的笔尖一点一点剔爬梳理，小心翼翼地在纸上加以复原，更别说那些遗世尚存的物种，人间罕见的珍奇，多民族聚居地绚丽多姿的风土人情了……
作为记者的南香红，其价值当然远远不止这些。传播学界和媒体同行用“中国式特稿”来命名和评价她的报道，《南方周末》编辑部的同事们似更认同“南香红特性”之说。这位1998年就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2001年才正式入职这张报纸的女记者，一直不停顿地通过“对抗时间的写作”证明自己的实力，证明新闻可以超越时间而存在，可以不是易碎品。尽管这些一再被得到证明，她对真相探索和新闻写作仍然怀着深深的敬畏和谦卑。
我一直执拗地认定，南香红固然具有观察事物的敏锐直觉，捕捉细节的超常能力，力透纸背的写作才华，不过，比起这些优异的秉赋，埋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敬畏和谦卑，更值得我们珍重。
从事传媒行业，尤其在诚信缺失人心浮躁的转型时期做报纸新闻，能够对事实真相始终心存敬畏，对采访写作长久保持谦卑，并非一件易事，有时甚至会被视为不合时宜。南香红进入南方报业十年间，先是在《南方周末》，后来在《南方都市报》，随着岁月流逝，身边的朋友来来去去，或升迁，或转行，或义无反顾地从传统媒体投身新媒体，她却像老僧入定，低眉俯首，甘受新闻专业主义的驱策，一门心思做记者。而让我感慨甚至嫉妒的是，当年写出让人落泪的《我看见中国第一野马死去》的南香红，这十年间，不但用她的个性化报道继续展示“新闻的力量”，而且在汶川大地震猝不及防袭来时，她的职业精神和丰富经验更成为她所在的新闻团队协同作战的黏合剂，她也因此为国内新闻界完成了一项填补空白的课题，写出了《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一书。
沈颢曾经给记者职业下过一个近乎宗教的定义“新闻的圣徒”。圣徒者，上帝谦卑的仆人之谓也。饶有意味的是，在圣经的描述中，“谦卑”并不光是通常说的谦和有礼或虚心求教，更是对自己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有的深刻体认，唯有“上帝”，才是“圣徒”的全部。对于南香红，新闻是她的全部吗？这本书提供了确切的答案。
《野马的爱情》——《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南香红的特稿，每篇都是好故事。
《野马的爱情》包括：南池子之劫、站在胡同推土机前的平民、回不去的南池子、胡老太太讨屋日记、车警官出前门记、元大都活在胡同里、采访手记：我们的私宅、生命之痛、两个男人的“银婚”、成都：同志的天堂、采访手记：天生一个好故事、骑在文明的边上、走着唱着活着、采访手记：新闻是一种状态、我的儿子是“雨人”、——一个孤独症孩子的成长记录孤独的孤独症、185：一个边境团场的故事等内容。
《野马的爱情》——《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南香红的特稿，每篇都是好故事。
每天，新闻很多，但人世间这样的新闻不多，这样讲故事的人更少。在易碎的新闻里寻找永恒，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神奇！
在这里读懂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