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典范性的著作，就是经典。可以说，进入“世界文学名著百部”的这一百部书，是经过几代编者和读者遴选的结晶，不仅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而且其受欢迎的程度也自不待言。但作为推荐书目，有两点：
　　其一，重要性。对人的教育，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不仅仅来源于教师和家长的伦理说教，还来源于对社会事件和人类活动的认知和接受。作为智育和德育教化的辅助手段，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起到教育的作用。这也是教育部为中小学“语文新课标”选定百余部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作为必读书目的宗旨。文学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和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它犹如一面镜子，对开启人的心智，选择人生取向，都具有参照价值。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达到汲取精神力量的效果。在心灵被触动的刹那间，人的思想和品格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从而不由自主地提高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充盈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如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
　　另外，作为精神享受或娱乐的一种方式，阅读也是生活的高雅选择。再则，阅读对于提升人的文化素质和语文能力的作用不容小觑。
　　其二，必要性。我们编选的这套书，多是译坛新秀的重译本，有人可能说，一遍遍地重译，意义不大。这种论调完全是对翻译文化发展规律和实际缺乏认识的一种偏见。众所周知，世界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活动已越千年，中国开始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历史亦逾百年。各国彼此互译文学名著不仅成为翻译文化交流的重要史实，也已成为翻译文学不断繁荣的象征。一部文学名著在某种语言或几种语言的译本超过百种的，如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数量，但有几种译本乃至几十种译本的现象已经不少见。随着中国翻译文化的迅速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译本愈来愈多将是大势所趋。
　　别说是不同语言的异域文化，就是本民族古代文化典籍的现代语言译本不也是层出不穷吗？《论语》《老子》《庄子》等的白话文译本何止百种？
　　外文译本的不断推陈出新并不意味对前人翻译成果的否定或贬低，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用更贴近时代的语言重新表达。试问，现在的年轻读者还能去看上个世纪初的林译小说吗？五四时期用白话文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现在人们读起来也会觉得很拗口。甚至大文豪鲁迅、郭沫若的译文现在读起来，有时也令人皱眉头。
　　任何一种语言都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而文学作品是反映时代的定型产物，它只能作为文化遗产而存续下去。对于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如果二三十年没有出现新的译本，前人的译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缺乏语言当下的时代感，就会出现翻译文化滞后于时代发展的状态。文学翻译不是一枝独秀的花坛，而是百花争妍的园圃，万紫千红应是它的本色。这套丛书的选择和编辑，主要是本着适应当代年轻读者的语言和口味而操作的，是否能适合大多数人群，也是一种尝试。这套丛书若能实现编者的初衷和使命，就应视为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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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精选

　　《众阅文学馆·世界文学名著百部：鲁滨逊漂流记》：
　　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市的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中。我的父亲是德国不来梅州人，他移居英国后，在赫尔市做生意有了一定的积蓄，后来就在纽约定居了，并在那里结婚。母亲娘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姓鲁滨逊，因此给我取名为鲁滨逊·克罗伊茨内。因为英国人一读“克罗伊茨内”这个德国姓时，发音就走样，后来大家索性就叫我们“克罗索”，最后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叫，这么写了。因此，克罗索就成了我的名字了。
　　我还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佛兰德英国的一个步兵团中校，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这支部队。大哥是在敦刻尔克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的。关于我二哥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就像我父母对我后来的境况一样，一无所知。
　　在家里我最小，父亲母亲没有让我学谋生的技术，因此小时候我只喜欢异想天开，只想着出洋远游。那时，我父亲年事已高，但他还是让我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父亲曾送我去寄宿学校读书，还让我上免费学校接受乡村义务教育，他想让我将来学法律。但我对这一切都没兴趣，我只是想航海。
　　我不顾父愿，甚至违抗父命，也完全不听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阻。我的这种性格，也许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命运。
　　我的父亲有着一个智慧的头脑，为人慎重。他预见到我这样必然会给我带来不幸，就时常严肃地开导我，并给了我不少有益的忠告。一天早上，我被他叫进了他的卧室，他行动不便，因为那时他痛风发作了。他苦口婆心地对我规劝了一番。他问我，除了为满足我云游四海的愿望外，究竟还有什么理由要离弃父母、背井离乡？在家乡，我们有人脉，我们可以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足以过上富足的生活。假如我勤奋努力，将来完全可以发家致富，过上安逸的日子。他还说，一般出洋冒险的人，不是穷得一无所有，就是妄想暴富；他们野心勃勃，想用非凡的事业扬名于世。但于我而言，这样做既不值得，也没必要。我的社会阶层而言正好介于两者之间。从他长期的社会经验来判断，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这种阶层也最能使人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劳苦大众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因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他说，我自己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认识到，中间阶层的生活确实幸福；这是人人羡慕的阶层，许许多多的帝王都感叹其高贵的出身给他们带来了诸多的不幸后果，只怪自己没有出生于中间阶层。智者也表明，中间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圣经》内的智者也曾祈祷：“使我不贫穷，不富裕。”他告诉我，我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都有很多灾祸，唯中间阶层灾祸最少。中间阶层的生活，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盛衰荣辱，生活多变。而且，中间阶层不会像富商那样因挥霍无度、腐化堕落而弄得身心俱病；也不会像穷人那样因终日操劳、缺吃少穿，最终憔悴不堪。唯有中间阶层的人可享尽人间的幸福和安乐。中间阶层的人过着安定富足的日子。适可而止，中庸克己，健康安乐，广交朋友，以及生活中的种种乐趣，这都属于中等阶层的福气。这种生活方式，使平安喜乐度过一生，不用承受劳心劳力之苦。他们既不必为每日生计劳作，或为窘境所迫，以至伤身烦神；也不会因妒火攻心，或利欲熏心而狂躁不安。中间阶层的人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尽情地体味人生的甜美，没有任何艰难困苦；他们感到幸福，并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深刻。
　　接下来，他态度诚恳、慈爱满满地劝我不要孩子气，不要自讨苦吃；因为不管从人之常情，还是从我的家庭出身来说，都不会让我受苦。他说，我可以不必为每日生计发愁，他会为我做好一切安排，并将尽力让我过上前面所说的中间阶层的生活j如果我不能在世上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那完全是我的命运或我自己的过错所致，而他已尽了自己的责任。由于他看到我将要采取的行动必然会给我自己带来苦难，因此向我提出了忠告。总之，他向我承诺，如果我听他的话，安心留在家中，他一定尽力为我作出安排。他从不同意我离家远游。如果我将来遭遇到什么不幸，那就不要怪他。谈话结束时，他又说，我应以大哥为前车之鉴。他也曾经同样恳切地规劝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打仗，但大哥没听从他的劝告。当时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决意去部队服役，结果在战场上丧了命。他还表示，他当然会永远为我祈祷，但我假如执意做出这种愚蠢的行为，那么，他敢说，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当我将来求告无门时，我必定会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
　　事后回想这一切，父亲最后的这几句话成了我后来的预言；当然我相信父亲当时未必意识到他的先见之明。我能看到，当我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泪纵横，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陈尸战场，说到我将来可能会求告无门时，更是悲不自胜，不得不中断了他的谈话。最后，他忧心如焚，话也就很难再说下去了。

　　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就是经典。可以说，进入“世界文学名著百部”的这一百部书，是经过几代编者和读者遴选的结晶，不仅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而且其受欢迎的程度也自不待言。但作为推荐书目，有两点还须说明：
　　其一，重要性。对人的教育，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不仅仅来源于教师和家长的伦理说教，还来源于对社会事件和人类活动的认知和接受。作为智育和德育教化的辅助手段，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起到教育的作用。这也是教育部为中小学“语文新课标”选定百余部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作为必读书目的宗旨。文学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和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它犹如一面镜子，对开启人的心智，选择人生取向，都具有参照价值。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达到汲取精神力量的效果。在心灵被触动的刹那间，人的思想和品格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从而不由自主地提高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充盈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如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
　　另外，作为精神享受或娱乐的一种方式，阅读也是生活的高雅选择。再则，阅读对于提升人的文化素质和语文能力的作用不容小觑。
　　其二，必要性。我们编选的这套书，多是译坛新秀的重译本，有人可能说，一遍遍地重译，意义不大。这种论调完全是对翻译文化发展规律和实际缺乏认识的一种偏见。众所周知，世界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活动已越千年，中国开始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历史亦逾百年。各国彼此互译文学名著不仅成为翻译文化交流的重要史实，也已成为翻译文学不断繁荣的象征。一部文学名著在某种语言或几种语言的译本超过百种的，如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数量，但有几种译本乃至几十种译本的现象已经不少见。随着中国翻译文化的迅速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译本愈来愈多将是大势所趋。
　　别说是不同语言的异域文化，就是本民族古代文化典籍的现代语言译本不也是层出不穷吗？《论语》《老子》《庄子》等的白话文译本何止百种？
　　外文译本的不断推陈出新并不意味对前人翻译成果的否定或贬低，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用更贴近时代的语言重新表达。试问，现在的年轻读者还能去看上个世纪初的林译小说吗？五四时期用白话文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现在人们读起来也会觉得很拗口。甚至大文豪鲁迅、郭沫若的译文现在读起来，有时也令人皱眉头。
　　任何一种语言都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而文学作品是反映时代的定型产物，它只能作为文化遗产而存续下去。对于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如果二三十年没有出现新的译本，前人的译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缺乏语言当下的时代感，就会出现翻译文化滞后于时代发展的状态。文学翻译不是一枝独秀的花坛，而是百花争妍的园圃，万紫千红应是它的本色。这套丛书的选择和编辑，主要是本着适应当代年轻读者的语言和口味而操作的，是否能适合大多数人群，也是一种尝试。这套丛书若能实现编者的初衷和使命，就应视为如愿以偿。当然，它也会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出版史中的一页。
　　《鲁滨逊漂流记》由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潘成博老师翻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