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话/国民阅读经典》是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生前所写的唯一一部通俗性的史学作品。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对三国史上存在过的与三国文学中塑造的人物、事件、战争及地理环境作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大师说史 兴味悠长（张耕华）
楔子
宦官
外戚
黄巾
历史和文学
后汉的地理
董卓的扰乱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赤壁之战的真相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替魏武帝辨诬
从曹操到司马懿
替魏延辨诬
姜维和钟会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司马懿如何人
司马氏之兴亡
晋代豪门斗富印
附录
后汉乱源与三国始末碑
袁曹成败
论魏武帝
曹嵩之死
诸葛亮南征考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奖率三军，臣职是当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马钧
关羽欲杀曹公
李邈
姜维不速救成都
孙策欲袭许
边章、韩遂
张纯之叛
君与王之别
罢社
吞泥
三国之校事
山越
后记（李永圻 张耕华）

大师说史 兴味悠长
张耕华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为“新史学”而倡导“史学革命
”，其方向之一就是变史学的“帝王之学”为“为国民写
史”。所谓“为国民写史”，不仅是历史写给国民看，还
是历史要为国民写。百余年来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成
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就“为国民写史”而言，离“新史学
”追求之目标还相差甚远。由电视台“名家讲座”而带来
的“品三国”热潮，以及报上对怎样说史的讨论，都不妨
看作学术界为“为国民写史”而进行的有益尝试和探索思
考。近日，中华书局重印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所写的《三国
史话》，可以为学界当下的尝试和思考提供借鉴。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苏北游击区的江苏文化社，组织
编辑部筹划出版图书刊物。已故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当时在
编辑部工作，便约请自己的老师吕思勉先生来写一本历史
通俗读物。吕先生想，要写历史通俗读物，汉末三国这段
历史是最佳的素材；因为人们所熟知的三国的史事和人物
，大都来自《三国演义》，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
演义体的历史小说，人们从中获取的历史知识，或者用演
义中的观点来评说历史人物，就会造成许多谬误；而用通
俗浅近的语言来讲述三国历史，既可纠正人们历史观念和
知识上的谬误，也能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
吕先生的《三国史话》，实在是他《秦汉史》的副产
品，融入许多他独特的研究心得。此次出版，附录中还收
录了吕先生有关三国历史的20篇札记。读者如能将这些札
记与《史话》的叙述相互对照，或进而再读他的《秦汉史
》，就可以体会史家“说史”与演义体的历史小说大不相
同。
说史如“烹调”，评话家、文学家要刺激受众的口味
，一定要多加“佐料”；史学家追求历史的“原汁原味”
，不仅不能多用“调料”，还要对什么能“吃”、什么不
能“吃”细加甄别。吕先生说：“解释古事，批评古人，
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
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
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
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我以为
：纠正错误的历史知识；揭示一些为人忽视的史事真相；
说点意味深长的历史意义，是这本《三国史话》的三大特
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需要纠正的历史谬误甚多，第一
号需要辩诬的历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记得五六十年代
，郭沫若先生曾撰文为曹操“平反”，说曹操的所作所为
实在继承了黄巾起义的未竟之业，结果引起了好多批评的
意见。其实，吕先生为魏武帝的辩诬比郭先生早了二十多
年，且立论、视角都不相同。吕先生说：政治本不是好事
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耍些阴谋诡计，原也是政治家不
可或缺的手腕，我们正不必以此来评说他的是非功过。曹
操在五十多岁时曾写过一篇类似“自述”的《己亥令》，
其中说道：（有人说我要篡汉），要我放下兵权，回到武
平去，却是势所不能的。一者怕离了兵权，被人谋害，要
替自己的子孙打算；再者，我如其失败，国家也有危险的
；所以我不能慕虚名而受实祸。从前朝廷封我三个儿子做
侯，我都力辞不受，现在倒又想受了。并不是还要以此为
荣，不过要自己的儿子多建立几个国家在外，为万安之计
罢了。吕先生说：读曹操的《己亥令》，就知道他是一个
老实人。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历来的英
雄，“遮遮掩掩，修饰得自己一无弊病的”，谁能像曹操
这般老实坦白呢？而将他视为奸臣，则是受《三国演义》
和说书人的影响。
……
又如汉代的外戚问题，吕先生也有一番论述。他说：
封建宗室，后来要互相攻击，甚至对天朝造反，这是从封
建时代就积累了长久的经验，所以后来就不行封建了。外
戚秉政，足以贻祸，其时经验尚浅，以至于前汉为外戚所
篡，后汉还是任用外戚。“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是非
经过长久的经验，不会觉悟的”，“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
到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
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读吕先生的史著史论，我们知道
他特别推崇先秦至西汉的社会改革思想和议论，他认为：
与其责怪身居其位之人，倒不如反省检讨社会制度之不善
；不改革社会制度之不善，而专责人在恶制度下之为善，
不可得矣。（吕思勉：《中国现阶段文化的特征》，原刊
《中美日报》1940年4月5日）
总之，《三国史话》的写法和特色，对我们今天写历
史通俗读物和普及历史知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与七八十
年前相比，当代的青年学生、职员白领的历史知识，主要
是从课堂上、教材中获得的，离开学校之后，很少还会正
儿八经地去阅读严肃的历史书，甚至《三国演义》也少有
问津。他们所知的三国故事，往往还不是从《三国演义》
那里获得的，而是来自于电视、甚至网络上的“三国”游
戏，他们津津乐道的是：赵子龙的武功、诸葛亮的智商、
刘备的人脉……回到上文所说：说史如“烹调”，怎么“
烹调”出大众欢迎、“吃”了又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历史“
菜肴”呢？这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三国演义》是一部最受人们欢迎的历史小说，人们所熟知的三国的史事和人物，大都缘于《三国演义》，而不是来自于正史的记载。《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演义体的历史小说，人们从《三国演义》中获取的信息，或者用演义中的观点来评说历史人物，就会造成许多谬误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吕思勉著的《三国史话/国民阅读经典》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来讲述三国的历史，这既可纠正人们的谬误历史观念和知识，也很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三国演义》是一部最受人们欢迎的历史小说，人们
所熟知的三国的史事和人物，大都缘于《三国演义》，而
不是来自于正史的记载。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演
义体的历史小说，人们从《三国演义》中获取的信息，或
者用演义中的观点来评说历史人物，就会造成许多谬误的
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所以，吕先生很想将自己的研究所
得，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来讲述三国的历史，这既可纠正人
们的谬误历史观念和知识，也很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20世纪30年代末，苏北游击区为发展文化事业，创办
江苏文化社印刷所，并组成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图书刊物
。吕先生的学生杨宽先生当时正参与编辑部的工作。为了
“替这个游击区所办的文化社造声誉”，杨先生邀请一些
著名学者为这个文化社写几本通俗读物。杨先生就约请吕
先生写一本《三国史话》（参见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
荡和曲折一杨宽自传》）。于是，便有了这本《三国史话
》的写作和出版。
《三国史话》最初是以单篇的形式发表在上海科学书
店出版的《知识与趣味》上，那是上海成为“孤岛”之后
新创办的一种科普文化读物。自1939年的创刊号起连续刊
登。1943年，《三国史话》作为文化社的丛书之一，由上
海开明书店初版发行，至1946年印行了第二版。1947年，
因《现实周报》主持人曹亨闻先生的约稿，吕先生又写了
《司马懿如何人》和《司马氏之兴亡》二篇，作为《三国
史话之余》，分别刊于《现实周报》的第一期（1947年7月
25日）和第二期（1947年8月1日）上。《孙吴为什么要建
都南京》原题为《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刊
于1946年5月3日的《正言报》，《晋代豪门斗富》原刊于
1947年《现实新闻》双周报第十一期。1987年，吕思勉史
学论著编辑组将此二篇编入《三国史话之余》，与《三国
史话》一起，收入《论学集林》，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但是，不论是《三国史话》，还是《三国史话之余》，
均有不少删改。2001年，《三国史话》收入辽宁教育出版
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新版重印，其中第1至第16篇，系
按1943年开明书店的初版本重印，而其17至20篇的《三国
史话之余》，则参照《论学集林》版印行，然删节之处未
能恢复补正。
此次新版重印，前16篇，仍按《三国史话》开明书店
的初版本加以校对。《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一篇，曾
以原题《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收入《吕思勉
遗文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但也有
一些删节，其中论述明朝的都城选择、汉代翼奉等议论迁
都等的问题，实在很值得现在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重视，此
次重印都加以恢复。《司马懿如何人》《司马氏之兴亡》
和《晋代豪门斗富》也补正了删改部分。附录的20篇，其
中第一篇《后汉乱源与三国始末》录自吕先生《白话本国
史》的第二篇中古史的第一章，其余19篇是吕先生有关三
国历史的史学札记，原刊于吕先生的《论学集林》和《吕
思勉遗文集》等，又收入新版的《吕思勉读史札记》（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个别删节的地方，现都按原稿
加以补正。
李永圻 张耕华
2006年8月记 2009年2月改

宦官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阉割的人。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利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做了一篇传，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做《礼记》。《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做《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辞，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西藏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做《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他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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