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焦点的经济对话，最深入的访谈内幕。聆听卢卡斯、蒙代尔、赫克曼、巴岁、郎成平、伍新木、邹恒甫等国内外经济大师的精彩言论，感受最前沿的经济学观念。

本书谈论的是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它几乎涉及到了目前中国经济最敏感的绝大部分问题，让读者能够最直接、最真实地了解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

关于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才是好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家为谁说话的问题；关于经济学家的立场与道德的问题；关于纯粹的学术研究问题；关于中国经济当下出现的一些最敏感的问题，这本书都试图给予回答。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解答是否切中了要害?更多作为旁观者的国际一流大学的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热点经济的观点与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常见的观点是否形成差异?经济学家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看问题?本书将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上篇 对话国际经济学大师

改变偏见的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畅谈中国

蒙代尔说美国经济不可能长期“一国独大”

八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巴罗评点中国经济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拍卖革命启示中国

世界“管理经济学之父”拉泽尔谈人力资源

美国另类学者博俊谈知识产权阻碍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霍伊特解读中国经济增长

法国经济学家梯若尔：中国不应重演别国失误

美国经济学家马斯金指出中国要强大须做三件事

国际经济学家罗歇为中国银行业支招

对话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经济顾问凯瑟琳·萧

法国“小拉丰”称不可小视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比利时经济学家帕斯蒂尔纵论社会保障诸多新问题

美国管理学大师赫希说中国让人惊讶

下篇 对话国内经济学家

郎咸平：“我是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

邹恒甫谈中国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

邹恒甫说政府“生产性”投资不宜过大

邹恒甫认为地方财政权力应该适度

世行邹恒甫警言不平等引发社会动荡

曹凤岐痛陈制度缺陷是股市根本弊端

著名学者伍新木解读“中部崛起”

女学者邹薇教授以经济学视角看腐败

顾京圃说操作风险是银行的最大风险

辜胜阻论中部崛起与区域文化重塑

张培刚说中国经济发展已到最关键时刻

三星同陨：激情追忆董辅扔、拉丰和杨小凯

后记

三、补充两个有趣的故事

天才的卢卡斯是一个能够从细节中解开难题的大师。关于这一点，卢卡斯说，对于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来讲，面临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是：贫困社会，通常得不到它的国民生产的数据，尤其是100年前、200年前甚至更早时期的经济数据，但卢卡斯却从一个细节中解开了这一难题。

卢卡斯谈道：在他公寓的前厅中挂着一幅农业劳作的油画，这是他的一个韩国学生送的。画面中，一位农夫正赶着耕牛犁田，果树开满了花，远方群山连绵起伏，整幅画弥漫着宁静的气氛。从这幅画中，经济学家能得到不少信息。

“我们不难估计这位农夫的收入，因为我们知道一位农夫和一头耕牛能照料多少土地。这些土地能种植多少作物，小小的果园能产出多少果实，以及能够按1985年的美元价格折算所有产出价值几何。农夫的收入约为2000美元。此外我们知道，几十年前，几乎所有的韩国劳动力(超过90％)都从事农业生产，所以2000美元这一数字——农夫、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人均500美元一非常接近整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虽然我们没有韩国100年前国民生产和收入的精确数字，但我们照样能比较准确地估计出当时普遍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卢卡斯在1997完成的《工业革命：过去与未来》里的细节的力量。

卢卡斯由于“理性预期”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成就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他本人却未能“理性预期”自己能够获得这一奖项，反而是他的前妻丽塔·科恩预期到了这一点。有关他的—个轶闻，通常被冠以“卢卡斯的女巫前妻”这样的题目。

卢卡斯与丽塔于1982年分居，1989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当他1989年与丽塔协商他们的离婚协议时，丽塔认为丈夫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极大，以致让她的律师在离婚协议上加进一条规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获奖，“妻子将分得诺贝尔奖奖金的50％”。卢卡斯心想：“获诺贝尔奖?这不是开玩笑吗?”他因而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丽塔的要求。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数年，在1995年10月10日这天，竟然真的传来了卢卡斯获奖的消息——离丽塔约定的最后期限只差20来天。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合同分给丽塔一半奖金——税后30万美元。卢卡斯后悔不已，认为丽塔简直是一个女巫。

卢卡斯后来说，如果当初不加上那个本应全力抵制的条款，他也许不会这么快就获奖。“她得到了整栋房子”。但他又说，“得到一半奖金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他把这笔奖金放进了养老金账户，并且对此或多或少地淡忘了。

前不久，记者在采访另一位国际经济学大师、卢卡斯以前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的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教授时，巴罗为我证实了这个故事。巴罗说，在1995年10月10日深夜，他听到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后，马上打通了卢卡斯家里的电话，他要祝贺卢卡斯。从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丽塔的声音。丽塔告诉巴罗，她和卢卡斯早就离婚了。但巴罗还是把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告诉了丽塔。巴罗说，他明显感觉到丽塔很激动，丽塔反复询问巴罗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当巴罗告诉了她消息的来源后，丽塔在电话里兴奋地惊叫起来。巴罗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丽塔与卢卡斯离了婚，丽塔还会那么高兴呢?当然，后来巴罗知道了全部答案。

P11-12

差的经济学家比好的经济学家更有名

在这个时刻出版这样一本书，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些特殊的意义。2005年，可谓是中国经济学界风起云涌的一年。“郎咸平风暴”、经济学家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刘国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论”、丁学良“中国经济学家五个论”、邹恒甫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多数不入流论”等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学界内部略带情绪化的评议引发学界之外的强烈反应，由互联网形成的成千上万的网民的唾沫浪潮一起涌向国内几位有名的经济学家。在大多数人的话语里，经济学家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群。作为这个时代最显赫的经济学，作为这个时代最风光的学者经济学家，众多老百姓包括部分经济学家已经不太相信那些在媒体上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名角了。一场对中国经济学家道德、良知和学术水平的集体审判正在进行之中。

关于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才是好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家为谁说话的问题；关于经济学家的立场与道德的问题；关于纯粹的学术研究问题；关于中国经济当下出现的一些最敏感的问题，这本书都试图给予回答。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解答是否切中了要害?更多作为旁观者的国际一流大学的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热点经济的观点与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常见的观点是否形成差异?经济学家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看问题?读完这本书，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读者都会做出明断。中国有句老话：“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冷眼看世界，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另一份借鉴；同时，我相信这本书对读者进一步了解当前国内关于经济学家的争论也会有所帮助。借助国际上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的眼光，我们的视野应该更清楚一些，更深更远一些。

我在对多位西方经济学家的访谈中了解到，学术独立性是多么重要，它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西方经济学家特别看重学术独立性。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大学里当经济学家，独立性最强。思想库的经济学家独立性次之，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思想库受特殊利益集团的资助，独立性因此大打折扣。在私营企业工作的经济学家独立性更弱一些。在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独立性最差。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经济学家也有例外。在美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往往在大学里当教授，即使到政府部门或其他私营企业就职，最后还是希望回到大学里从事专门的教学研究。

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以上明确的概念，中国的经济学家往往是哪里有利就往哪里钻，甚至出现学术、财富和当官“通吃”的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对什么都可以发表意见，成了“万能经济学家”、“气象经济学家”。部分知名经济学家背后有财团的影子，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独立性。

据保守估计，中国目前的大小经济学家有上万人，然而，如果以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为标准，中国的经济学者却屈指可数。据统计，目前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经济学家不超过10人。可想而知，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多么有限。他们的观点处于边缘状态，世界主流媒体几乎不关注中国经济学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现象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极不合拍。因此，目前国内出现“中国经济学家绝大多数不入流”的观点是有其大背景的，与其说是中国经济学家遭受整体诘难，不如说是中国社会正急切期待本土经济学大家能早日产生。

中国需要像卢卡斯、赫克曼和巴罗这样纯粹的大经济学家，他们潜心于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重视经济学模型的推理和论证，很好地解释经济现象。中国也同样需要关注和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这一点对于目前中国也许更重要。中国何时才能产生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这样的经济学家呢?这位印度学者始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他把经济的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阿马蒂亚·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经济学固然不应当仅仅是所谓“穷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否认富人的成就和贡献的经济学是危险的；同时，经济学也不应当仅仅是所谓“富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蔑视穷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经济学则更加危险。

但不管是哪一类的经济学家，他都不应该是学问、当官和财富“通吃”。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目前红得发紫、受老百姓谩骂最多的几个名角，最大的问题可能出在这里。你可以不为老百姓说话而专心于你自己的研究，你也可以专心于官场，但你站在一个无法独立的游转的立场上，为个人和某个团体牟利甚至在有损大多数人利益的立场上“通吃”，何谈学术独立性?你怎么能获得社会的尊敬?你怎么做出真正的成就来?经济学家不能没有独立性，就像经济学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一样，仅从这一点而言，某些经济学家似乎做得要好一些。读者从这本书中关于他们的访谈中可以看得出来。关于对一个经济学家的判断，法国经济学家梯若尔教授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个最简单的标准：首先，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审慎地对待研究，追踪文献前沿；其次，必须保持谦虚。因为经济学家确实有很多事情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公开发言的时候必须很谨慎，这也是差的经济学家比好经济学家更有名的原因。

钟心

2005年12月1日

这本书谈论最多的是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它几乎涉及到了目前中国经济最敏感的绝大部分问题。不论是国外经济学家看中国，还是国内经济学家看中国，即使是对待同一个经济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往往都有不同的观点。我希望用心的读者会有意外地发现，同时希望这些观点能给读者有更多的启发。我在采访那些经济学家时，特别注意了某些观点有可能给读者带来的启迪。为了让读者能够最直接、最真实地了解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我当初写作这些文章时就为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必须原汁原味地把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传达给读者。书中的近30篇文章都是这样写成的。这种直接记录式的访谈写作看似容易，但它需要你在采访这些经济学家之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你必须很好地了解他，他要愿意和你谈论几个小时，你必须做到可以引导一次对话，并根据他所擅长的研究挖掘出最真实、最重要、读者最感兴趣的言论。

我很高兴这本书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结集出版，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完全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2004年8月底，人民网经济频道的主编陈云先生约我写稿。他告诉我想开办一个“经济观察家”专栏，主要访谈国内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发表他们对中国经济和相关问题的看法。由于我此前专访过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蒙代尔、赫克曼等，还采写过关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扔先生、邹恒甫教授的文章，这些文章经陈云编发后在读者中都产生了较大影响。陈云可能认为我有采访资源，可以写出好一点的文章，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我是一个认真的人，受人之托，知道责任重大，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不要让朋友失望。从2004年9月13日发表第一篇稿件《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巴罗评点中国经济》开始，一直到2005年2月16日发表《美管理学大师赫希说中国让人惊讶》，这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是每周采写一篇一万字左右的访谈文章。这个高产的写作记录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时我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要做，我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2005年2月中旬，我发现我的血压明显偏高，医生告诉我可能是太劳累了的原因，这才使我的这个工作放慢了脚步。

而我思想的脚步却因此更快。因为与这些经济学大师的面晤，因为最直接的聆听和薰陶，我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间，我开始了大量的阅读。2004年夏天以来，写作、阅读和与经济学家的交往，使我的内心变得十分充实。

我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经历，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他就是从世界银行回国办教育的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这个具备了最优秀教育家品质的人物，他传奇般的经历、他的学养、他的激情以及这滚滚红尘下久违的赤子之心深深地打动我。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经济学和经济学以外的很多珍贵的东西。2003年前后，我就发现他把世界上一流大学的一流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请到武汉大学他主持的高级研究中心和EMBA中心为学生授课，刚开始我并不十分在意，后来发现这个现象对中国其他著名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教育都不时激起波澜。我还发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些学生也慕名前来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听课。我还发现，反对他这样办学的也大有人在。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经济学的爱好者，我渐渐地看到了邹恒甫教授办学背后的伟大与艰辛。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把他的办学经历、思想和成就宣传出去的想法。我因此写过关于他的文章，在社会上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后来发现，如果我能够把他和他背后的一大批优秀经济学家的独到思想，尤其是这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最新观点通过媒体告诉天下更多的人，一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形成这个想法的时间也正好是人民网的陈云邀请我为他写稿的时间。我把这个想法说给邹恒甫教授听，得到了他的首肯和支持。正是这个机缘促使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我要感谢我为之效力的人民网。是人民网这个越来越知名的国家新闻网站使我的这些洋洋洒洒的长篇访谈与无数的读者见面，许多媒体从人民网转载这些文章，使我的文章在这个世界得以广泛传播。有些文章中的某些篇章还得到过国家领导人的批示。这些文章在为人民网赢来读者的同时也为我带来了声誉。无数的网友在这些文章的后面跟贴，多家传统媒体的编辑向我约稿，甚至政府重要职能部门的有关人士向我了解和咨询相关情况。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关于人事方面的新闻发布会，台上一位从事人事管理的厅长发言。他说：前几天在网上阅读了一篇很好的访谈文章，是写美国的“管理经济学之父”拉泽尔的。拉泽尔关于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观点很值得注意。这位领导在台上大段引用拉泽尔的话，侃侃而谈，他无论无何也不会想到，采写这篇文章的人就坐在他的面前。

我并不是想说我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我是想说人民网如今很了不起，这些如拉泽尔一类的著名经济学家十分了不起。更多的读者根本记不起是哪个记者采访了著名的经济学家拉泽尔或者巴罗或者卢卡斯，他们也许只记住了某个经济学家，或是某个独到的观点，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我作为一名传媒工作者，把这些经济学家的个人成就以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看法整理出来通过媒体让更多的人和一些决策者阅读，我做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十分快乐的。

还有一件事让我颇有感慨。前不久，我在一年前采访关于郎咸平的一篇文章突然在网络媒体及部分报纸上广泛转载。一年前，我写的那篇题为《郎咸平：我是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的文章在人民网上首发后，上百家家媒体争相转载，在社会上反响很大。郎咸平在给我的E—mail中赞扬了我写作的专业和严谨，他认为那篇访谈是他当时看到的最好的一篇报道他个人的文章。郎咸平也许是一个真有预见力的人物。一年后，在关于中国经济学家的信任问题的大调查中，郎咸平位居榜首。消息出来的当天，新华社新华网的一位编辑做了一个关于郎咸平的人物专题，用的就是我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因此再次被数十家媒体和网站争相转载。一年前的文章重新拿出来发表，却没有一点过时的感觉，这是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的事情。

有几篇访谈是需要特别提及的，因为在人民网上发表后这些文章的反响特别大：邹恒甫教授的三篇连续对话，张培刚先生的对话、辜胜阻教授的对话、伍新木教授的对话和邹薇教授的对话。这些访谈都很深入，深刻的道理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即使很长的文章，读者反映读起来也并不觉得疲倦。

随着媒体对这些文章的广泛传播，出版社的编辑看到了这些文章，几家大的出版社都愿意出版这本书。首先提及此事的是经济科学出版社的编审金梅女士。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她的热忱，这本书最终没有给她所在的出版社，而是给了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出版社。我曾向她谈及我给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原因，除了我来自武汉大学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书中的被采访对象绝大多数都与武汉大学有关。我想，以后如果有可能，我将首先寻找机会回报金梅女士。

这是一本聚集了众人智慧的书。我甚至不认为它是我个人的著作，也正是这样，我才敢于大胆地写出上面的一些“业绩”来。首先，这本书是所有书中国内外经济学家集体智慧的集合；是多位媒体编辑智慧的集合，因为这本书还没有结集出版时，众多媒体就很好地传播了这些文章；它也是那些在这本书背后默默帮助我做过许多琐屑工作的人的智慧的集合。关于这背后的人们，我可以开出一长串姓名，我必须感谢他们。他们是：人民网的陈云、庄红韬，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王水林，香港中文大学的阮志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尹恒教授，武汉大学新一代经济学人闻俊、李锐、陆琳、张鹏、王重阳、叶兵、耿森、洪圣杰、郭思、李肖肖、曾迪、郑凌云，我的博士同窗程志强、彭国红、张平石和邓江，还有中南民族大学的夏冬梅女士，还有新华社记者戴劲松。我还要真诚感谢我的老领导，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龚达发先生。我在与他相处近5年的时光里，他给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如果没有他，我就不可能有人民网这样一个宽阔的舞台，就不可能有这本书，就不可能有5年来的500多篇新闻类文章顺利发表。除此之外，让我受益最多的，是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为我指明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这笔财富将让我享用终身。我还要特别感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林婳女士，她对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所付出的精力是巨大的，由于赶时间的原因，她承担了一个编辑工作之外的诸多事情，我对她说，仅仅用感激之词是无以表达我的心情的。

钟心

2005年12月8日于武汉沙湖

《关注中国——对话经济学大师》是一本具有文献和史料价值的好书。

——厉以宁

中国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学家的注目。 《关注中国一对话经济学大师》一书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生和研究人员都是很好的参考教材。世界关注中国，中国也应该关注世界。

——张培刚

《关注中国——对话经济学大师》汇集的海外经济学大师可谓星汉灿烂，盛况空前。但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在于它告诉人们，我们的经济学研究与其他纯粹的学术研究一样，应该格外重视形而上的研究。感谢卢卡斯、感谢赫克曼、感谢巴罗、也感谢本书的作者钟心为读者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形而上的事情!

——邹恒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