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诚如、张玉芬所著的《嘉庆皇帝》所记述嘉庆帝的一生，按传统的封建道德标准来衡量，绝不属于贪暴荒淫之君。他勤政、节俭、不尚浮华，他曾企图除旧布新，更新朝政，做个有为之君。然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激变的世界大势，使他扮演了那个时代的悲剧角色，想有所作为而不能为，力图除弊起衰而国势更衰。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由朱诚如、张玉芬所著的《嘉庆皇帝》系“名家说清史”系列丛书之一种。该书是一本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作者是由故宫博物院著名清史专家朱诚如先生及张玉芬老师撰写。本书分为十二章，讲述了嘉庆朝处于清代历史上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历史时期，命运注定嘉庆帝是一个想有为而不能为的守成之君。作者用简单平易的语言对嘉庆朝的历史进行了详细阐述。

序

第一章 早年的皇子生活

第二章 戏剧性成为皇储

第三章 即位初期的尴尬

第四章 除和坤开始新政

第五章 嘉庆的执政团队

第六章 拨乱反正求直言

第七章 惩贪腐倡导廉政

第八章 行实政力戒矫惰

第九章 嘉庆新政的终结

第十章 清亏空举步维艰

第十一章 剿“乱匪”元气大伤

第十二章 忧患中溘然长逝

结语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赋予其生杀予夺大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系于皇帝一身。皇帝的智慧能力、文化素养、意志品德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开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的朱洪武，创造夕阳下辉煌的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一个个都是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帝王，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人物。至于那些愚蠢腐朽、荒淫无道的帝王，中国历史上亦不乏其人，他们把一个个王朝带人坟墓。因此研究皇帝，研究其所作所为，是研究中国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

嘉庆朝处于清代历史上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它之前，是名为“盛世”的康乾时代，在它之后，是在鸦片战争中签订屈辱城下之盟的道光朝。嘉庆朝处于清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嘉庆帝颐琰即位时，康乾盛世的余辉已经黯淡无光，盛世留给嘉庆帝的遗产是一个社会矛盾丛生的烂摊子．而他又不具备收拾旧山河的才干，尽管他勤政节俭，力挽盛世大厦于既倒，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命运注定嘉庆帝是一个想有为而不能为的守成之君。

嘉庆帝诞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初六日，为令贵妃魏佳氏所生。6岁人上书房课读，兵部侍郎奉宽、工部侍郎谢墉、侍讲学士朱硅为其讲授汉语、经史子集及习诗作文的方法；他12岁时，经乾隆特简的满洲大臣、蒙古大臣为其教授满文、蒙古文；他14岁时，侍卫大臣为其教授骑射之术。嘉庆帝在清廷传统严格的学习训练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14岁的皇子颐琰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被乾隆帝秘建为皇储。由此，他开始接受乾隆帝暗中严格、漫长的考察，乾隆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被公开立为皇太子。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的禅让典礼上，嘉庆帝接受了乾隆帝亲授的皇帝之宝，御太和殿登极受贺，成为清人关后的第五代皇帝。

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开始，嘉庆帝就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难堪的境地。嘉庆帝在乾隆禅位后的3年中，是一个有皇帝之名而不能行皇帝之权的傀儡皇帝。在嘉庆帝执掌清王朝权力的道路上，不仅横亘着一个不肯放弃权力的太上皇．同时还有一个挟天子以令天下、飞扬跋扈、不把嗣皇帝放在眼里的“二皇帝”和坤。为了保住嗣皇地位，嘉庆帝韬光养晦，深藏机锋，“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对太上皇，恭谨驯服，“日侍圣颜，敬聆训谕”“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对和坤，谨言慎行，不使任何把柄落在他手里。为麻痹和坤，嘉庆帝甚至故作姿态，每逢有事需奏闻太上皇，即托和坤代言。对政事不加过问，“自丙辰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坤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日：。睢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嘉庆帝的韬光之计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对乾隆帝的恭谨顺从，得到了乾隆帝“皇帝自受政以来，夙夜仰体朕意，承欢孝养”的高度评价。对和坤的谨慎和逢迎，也成功地麻痹了和坤及其党羽。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统治中国63年之久的乾隆皇帝病逝于养心殿，享年89岁。随着乾隆帝的逝去，清王朝威震四方的乾隆时代结束了，嘉庆皇帝开始真正行使皇权。清王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嘉庆朝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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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赋予其生杀予夺大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系于皇帝一身。皇帝的智慧能力、文化素养、意志品德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开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的朱洪武，创造夕阳下辉煌的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一个个都是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帝王，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人物。至于那些愚蠢腐朽、荒淫无道的帝王，中国历史上亦不乏其人，他们把一个个王朝带人坟墓。因此研究皇帝，研究其所作所为，是研究中国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

嘉庆朝处于清代历史上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它之前，是名为“盛世”的康乾时代，在它之后，是在鸦片战争中签订屈辱城下之盟的道光朝。嘉庆朝处于清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嘉庆帝颐琰即位时，康乾盛世的余辉已经黯淡无光，盛世留给嘉庆帝的遗产是一个社会矛盾丛生的烂摊子．而他又不具备收拾旧山河的才干，尽管他勤政节俭，力挽盛世大厦于既倒，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命运注定嘉庆帝是一个想有为而不能为的守成之君。

嘉庆帝诞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初六日，为令贵妃魏佳氏所生。6岁人上书房课读，兵部侍郎奉宽、工部侍郎谢墉、侍讲学士朱硅为其讲授汉语、经史子集及习诗作文的方法；他12岁时，经乾隆特简的满洲大臣、蒙古大臣为其教授满文、蒙古文；他14岁时，侍卫大臣为其教授骑射之术。嘉庆帝在清廷传统严格的学习训练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14岁的皇子颐琰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被乾隆帝秘建为皇储。由此，他开始接受乾隆帝暗中严格、漫长的考察，乾隆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被公开立为皇太子。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的禅让典礼上，嘉庆帝接受了乾隆帝亲授的皇帝之宝，御太和殿登极受贺，成为清人关后的第五代皇帝。

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开始，嘉庆帝就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难堪的境地。嘉庆帝在乾隆禅位后的3年中，是一个有皇帝之名而不能行皇帝之权的傀儡皇帝。在嘉庆帝执掌清王朝权力的道路上，不仅横亘着一个不肯放弃权力的太上皇．同时还有一个挟天子以令天下、飞扬跋扈、不把嗣皇帝放在眼里的“二皇帝”和坤。为了保住嗣皇地位，嘉庆帝韬光养晦，深藏机锋，“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对太上皇，恭谨驯服，“日侍圣颜，敬聆训谕”“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对和坤，谨言慎行，不使任何把柄落在他手里。为麻痹和坤，嘉庆帝甚至故作姿态，每逢有事需奏闻太上皇，即托和坤代言。对政事不加过问，“自丙辰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坤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日：。睢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嘉庆帝的韬光之计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对乾隆帝的恭谨顺从，得到了乾隆帝“皇帝自受政以来，夙夜仰体朕意，承欢孝养”的高度评价。对和坤的谨慎和逢迎，也成功地麻痹了和坤及其党羽。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日，统治中国63年之久的乾隆皇帝病逝于养心殿，享年89岁。随着乾隆帝的逝去，清王朝威震四方的乾隆时代结束了，嘉庆皇帝开始真正行使皇权。清王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嘉庆朝开始了。

有清一代，康乾之世是为盛世。然而，到了乾隆中后期，盛世之谓已是徒有虚名。嘉庆帝从乾隆手中继承过来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的封建大一统帝国。嘉庆帝即位时，已过而立之年，乾隆朝歌舞升平的盛世之象已不能让他陶醉，盛世表象下潜伏着的种种社会危机，使他十分忧虑。特别是嘉庆元年爆发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正愈演愈烈。当时太上皇调兵遣将，对起义军围追堵截。结果是劳师数年，糜饷数千万，不仅没有扑灭起义，反而使起义的烈火从湖北烧到河南、陕西、四川等数省。太上皇因此“寝膳靡宁”，积忧成疾，一命归天。嘉庆帝正是在川、陕、鄂等省不断传来的一个比一个紧急的警报声中，从乾隆手中接过了那根梦寐以求、又分外沉重的权杖开始亲政的。亲政后的嘉庆帝绞尽脑汁，极力想寻找到一剂迅速扑灭农民起义烈火的灵丹妙药。他最终选择和……

……典，著书立说，考据之风由此盛行。考据之风一直延续至嘉庆朝．时称“乾嘉学派”。嘉庆时期，虽然考据之学在学界仍然占有统治地位，但由于嘉庆朝已经失去了对士林的箝制能力，终于导致“后生新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所撰述，虽未必即时刊行，然能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也”(孟森：《明清史讲义》下)。这些摆脱考据之学的著作出现，渐开一代学风，为道光朝士林风气的进一步转变准备了条件。

综览嘉庆朝政务之得失，从全局看，嘉庆帝在处理清王朝面临的两大社会问题时，没有抓住社会症结之所在并倾全力加以解决，即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打击惩治那些贪官污吏。嘉庆帝亲政之初，雄心勃勃，打着“咸与维新”的旗号，在一个时期内对乾隆朝的弊政多所更张。为时不久，他竞自食其言，公开批判起“咸与维新”的提法，宣称要以乾隆帝“之心为心”，以乾隆帝“之政为政”。嘉庆帝也没有采取任何得力措施给停滞不前的社会经济以任何活力，“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日益激化的国内阶级矛盾，使他在经济政策上显得比康熙帝、乾隆帝更为保守。在处理中外交涉中，他们固守着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反映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愚昧无知、夜郎自大的劣根性。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热河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内的御榻之上，60岁的嘉庆皇帝气息奄奄，病势沉重。他自知病将不起，立召王公大臣，公启镉匣，宣示御书。镉匣内，有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初十日由嘉庆帝亲书立曼宁为皇太子的朱谕一纸。戌刻，嘉庆帝病逝。扈从诸臣遵奉朱笔谕旨，恭请皇太子曼宁即正尊位。八月二十七日，曼宁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第二年(1821年)为道光元年。

二十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嘉庆皇帝评传》，二十年后，为了配合本套丛书的出版要求删去了注释和大量引文，并对本书内容作了许多增补和修订。感谢故宫出版社编辑同志别出心裁的创意和努力。

朱诚如

2012年5月于北京

清代自康乾时期开始，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即频频叩关，企图以枪炮和鸦片打开中国大门，从而开辟市场、掠夺原料；北方的沙俄侵略势力也不断南下，蚕食我国北方领土。而国内复杂的民族关系、三藩之乱以及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农民起义互相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清朝统治者抗御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打击了北方沙俄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大业．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使清前期出现了康乾盛世局面。

但是，盛世的背后正是中国落伍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开始。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中国，背着历史积累这个沉重的包袱，迈不开前进的步伐。面对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形势，清朝统治者不是睁眼看世界，采取明智的开放政策，反而抱残守缺，采取狭隘的、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封建制的旧轨道上蹒跚。尽管这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制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作用，但更多的是隔绝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拉开了中间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距离。

而就清王朝内部而言，自乾隆后期已经险象丛生。国家帑藏困匮，军备不修，吏治腐败，内乱四起，盛世表象下潜伏的种种危机已见端倪。嘉庆帝即位之际，内政疲败，内乱频仍。嘉庆帝力图通过整肃朝政来遏制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趋势，其结果毫无实际成效。道光一朝，为了力挽颓败之势，历尽沧桑。整顿吏治，改革弊政，矫正奢靡之风，禁止鸦片流毒等方面也不无建树。这说明嘉庆、道光二帝都还是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尽管他们勤政治世，但都不能除弊起衰，成为中兴之君，原因何在？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大厦，历经二千余年已经百孔千疮，其基础已经朽烂动摇，任何修补已经无济于事。康乾盛世只不过是病人膏肓的封建制濒临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起死回生已经不可能。嘉庆、道光二帝要使一个濒临灭亡的封建制的僵尸恢复生气，已经不可能，而想要把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古老帝国推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更是满族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

嘉庆时期，世界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西方殖民主义已经看准了中国这块肥肉，纷纷东来，在我国沿海各地制造事端，枪炮和毒品鸦片双管齐下，不敲开中国这个大门，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后来的鸦片战争正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方殖民主义要灭亡中国，而中国要自强图存，矛盾都集中在嘉庆、道光两朝。是中兴，还是中衰，已不是嘉道二帝所能主宰得了的。国际大环境，国内的小气候，注定这场战争非打不可，而中国完全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但中国人民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面前，表现了前仆后继、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致使外国侵略者不能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然而，人民自发的分散的斗争，是不能取得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的。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需要在先进阶级领导之下组织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嘉庆帝和道光帝这两个对资本主义世界茫然无知，又视国内人民为寇仇的封建帝王，是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的。

嘉庆朝社会的衰落疲败有历史的必然性，正是这种必然性使嘉庆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然而，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能不能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已经衰败的朝政有些起色．使当时的中国拥有一定的力量，外以对抗侵略，内以避免政局的动荡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嘉庆帝没有做到。总结嘉庆朝朝政失败的教训，将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综览嘉庆一朝政务之得失，从全局看，嘉庆帝在处理清王朝当时面临的两大社会问题时，没有抓住问题症结之所在并倾全力加以解决。嘉庆帝在亲政时，虽然已经看到，百姓所以“不顾身家性命，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多方婪索，竭其膏脂”所致，然而他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打击惩治那些贪官污吏。即便惩治，也是初则电闪雷鸣，继则细雨和风。嘉庆帝在诛灭和坤时，将和坤死党吴省兰、吴省钦分别给予降职和革职回籍的处分，但“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召见之时，又闻其为吴省钦辨冤矣”。嘉庆帝初政时，因因循畏葸而获罪的陕西巡抚秦承恩，初被褫职，逮京论大辟，不久，又“诏以承恩书生，未娴军事，宥归。寻遣戌伊犁”。如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嘉庆帝惩治贪官污吏和渎职官员“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更多的时候，嘉庆帝采取的不过是警告和虚声恫喝。然而，一些威胁性言辞，对于那些已经陷于贪赃枉法泥淖中不能自拔的官员早已失去了任何警厉作用。严厉的惩治对严重败坏的吏治来说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手段。嘉庆帝对他们的姑息宽容，是与他整肃纲纪的口头宣言和愿望背道而驰的。而嘉庆帝在处理另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即阶级矛盾的尖锐、农民起义的屡扑屡起时，则心狠手毒，果断迅速，充分显示了组织、指挥的“才能”。嘉庆帝在处理两大社会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做法。是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农民起义从根本上危及了清王朝的统治．是你死我活、生死存亡的斗争，而吏治腐败等弊政，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它对清王朝的统治不会构成近期的威胁。两害相权，嘉庆帝自然要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先。因此，嘉庆帝不能重振朝纲带有必然性，它和嘉庆帝本人的才能并没有多大关系。

嘉庆帝在整饬内政方面的失败，还要归咎于其革新尝试的半途而废。嘉庆帝亲政之初，雄心勃勃，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在一个时期内对乾隆朝的弊政多所更张。为时不久，竞自食其言，公开批判起“咸与维新”的提法。嘉庆四年(1799年)十二月，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条奏事件，折首有亲政维新之语。没想到，维新一词竟惹恼了嘉庆帝。他在对法式善横加指责后，公然宣称：“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此后，嘉庆帝虽然仍不时颁发一些革新朝政的上谕。但这些上谕或者是在非要害问题上小题大做，或者高调空唱，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对革除弊政不起多少实际作用。广开言路是嘉庆帝亲政后最具革新精神的措施。他屡下求言之诏，并信誓旦旦．作出不罪言者的保证，然而，言犹在耳，即对上书军机大臣言事、所言又切中时弊的洪亮吉大兴问罪之师。嘉庆四年八月，洪亮吉在上书中指出，嘉庆帝亲政后，言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洪亮吉所陈，是嘉庆帝亲政后确实存在的问题，只因言词尖锐且又切中要害，使嘉庆帝怒不可遏，斥责洪亮吉“语涉不经，全无伦次”，将洪亮吉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审讯结果是将洪亮吉照大不敬律拟以斩决，不久，免死改为遣戍伊犁。洪亮吉因言获罪，朝野震动，嘉庆帝亲政后言路大开的局面也随之而结束了。嘉庆帝自己也承认，“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於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尽管后来他意识到“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还为此下诏说，“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他还将洪亮吉原书宣示中外。以“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他传谕伊犁将军，将洪亮吉释放回籍。然而，他的这些弥补措施，已无法挽回洪亮吉事件的影响。

对乾隆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停滞这个事关清王朝兴衰的根本问题，嘉庆帝并没有采取任何得力措施给社会经济发展以新的活力。“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禁锢着他的思想，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使他在经济政策上显得比康、乾二帝更为保守。矿山的开采．在清代时禁时弛。嘉庆帝是严厉禁止开矿的。嘉庆帝自亲政后．屡次谕令臣工不得言利。他在反对言利的名义下，以开矿聚众滋事为由，不断下达封禁矿山的命令。嘉庆十九年(1814年)，因军需河工费用浩繁，财政日渐短绌，嘉庆欲觅开源之方。当时许多大臣因循旧例，不顾遗害累累，惟知开捐例，卖官鬻爵。朝臣中也有人对开捐集财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吏部尚书英和提出：“治国不可言利，而圣人不讳理财，理财不外开源节流。”“既应讲求开源之计．不得以事涉言利，概行斥驳。”他主张，对矿山“毋庸封闭，或官为经理，或任富商经理”，“取弃置之物以济生民之用，实属有益无损，且可赡养贫民。虽聚集多人，而多人即籍以谋生，人有谋生之路，即无滋事之心。虑其滋事不令谋生，不免因噎而废食。”英和主张的正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嘉庆帝仍以“开矿流弊滋多”为由，顽固地拒绝废除开矿禁令。虽明知“捐例本非善政”，仍然以开捐作为开源筹饷之方。清代，关内各省大批流民通过各种渠道出关进入辽宁、蒙古等地开荒、垦殖。清初的封建统治者实行了明智的开放政策，不仅不禁止关内各省人民出关垦荒种地。而且采取了积极的招徕政策。这种政策使关外荒僻之地得到开垦，对关外经济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自康熙七年(1668年)开始，清廷实行了对盛京和整个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乾隆时进一步厉行封禁政策，嘉庆时期继续奉行乾隆厉行封禁的政策。嘉庆八年(1803年)，嘉庆帝为此订立有关章程，规定：“其携眷出口之户概行禁止”．并令“直隶、山东各督抚接到部咨遍行出示晓谕，以现在钦奉谕旨饬禁民人携眷出口”。不久，又“通谕直隶、山东，山西各督抚转饬各关隘及登、莱沿海一带地方，嗣后内地民人有私行出口者，各关门务遵照定例实力查禁”。对于已经进入蒙古地区垦殖的民人，嘉庆帝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武力驱逐政策。这一年八月，嘉庆帝还作了“再有无执照之民任意栖止，不特将该民人从重治罪，必将该盟长扎萨克等一并治罪”的规定。嘉庆帝实行的这种政策，对关外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嘉庆帝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予以严密的防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嘉庆帝对先进事物，采取盲目愚蠢的拒绝态度，这对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嘉庆帝的一生，按传统的封建道德标准来衡量，绝不属于贪暴荒淫之君。他勤政、节俭、不尚浮华，他曾企图除旧布新，更新朝政，做个有为之君。然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激变的世界大势，使他扮演了那个时代的悲剧角色，想有所作为而不能为，力图除弊起衰而国势更衰。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