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这本小书，旨在以简化和浓缩的方式，向读者们介绍阿德勒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许多人都曾表示需要这样一本书。阿德勒理论尽管乍一看似乎很简单，但稍微细究一下，就能明显看出其博大精深。阿德勒理论的课程已证明令许多行业的从业者都获益匪浅，学生们均已表现出对一份浓缩和简化的概述的需求。
本书很大程度上根据在鲁道夫?德雷克斯夏季学院（Rudolf Dreikurs Summer School） 所做的关于阿德勒理论的一系列讲座的演讲稿写成。该学院于1982年夏天，由国际阿德勒夏令营和夏季学院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Adlerian Summer Schools and Institutes，简称ICASSI） 在奥地利的巴德加斯坦 （Bad Gastein）创办。
本书试图对德雷克斯所著的两本关于阿德勒理论的书做出补充。这两本书分别是： 《阿德勒心理学基本原理》（Fundamentals of Adlerian Psychology） ，20世纪30年代于德国首次出版，1950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 《个体心理学基本概念》（Grundbegriffe der Individualpsychologie） ，是对前一本书的修订，1969年在德国由克勒特?费尔拉格出版公司 （Klett Verlag） 出版。
我要向很多人致以特别的谢意和感激之情：首先，是我的父亲鲁道夫?德雷克斯 （Rudolf Dreikurs） ，甚至在我还牙牙学语时，他就在教我阿德勒心理学了；其次，感谢ICASSI的众多学生、全体教师和理事会成员，他们激发了我对阿德勒理论的思考，支持了我的教学，其中要特别感谢T. 德雷克斯 （ “Tee” Dreikurs） ，为她慈爱的鼓励和支持；再次，要感谢我的丈夫G. W. （比尔） 林登 ［G. W.(Bill) Linden］ ，感谢他将我1982年的授课过程录音并誊抄成文，感谢他不断地支持和鼓励，以及助力本书成为现实的编辑建议；最后，感谢我正式的编辑团队，感谢他们富有价值的评论，他们是Bronia Grunwald、Mim Pew、Albrecht Schottky和Achi Yotam，其中
我要向Theo Schoenaker表达特别的谢意，他出版了本书的第一版，并安排将其由英文译为德文。
强迫障碍涉及很大一部分人（约50人中就有一名强迫障碍患者） 。因此，要么是你患上了这一疾病，要么是你认识的人备受其折磨。
这一障碍往往是隐藏的、潜在的，被患者错误地看作有罪又令人羞耻的秘密。如果说这一认知源自障碍本身，那么不了解，乃至忽视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一认知。所幸的是，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朱迪茜?瑞坡坡特（Judith Rappaport）的著作《不能停止洗手的男孩》(TheBoy Who Couldn’t Stop Washing)被译成法文，再加上我于1994年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强迫症的书《怪癖、恐惧与执念》(Manies, peurs et idées fixes)，以及后来陆续出版的其他书，都对这一疾病起到了重要宣传作用，并使更多人认识了它。从此之后，很多文章、广播或电视节目也常常谈到强迫症。在这一方面，记者做了大量有用的工作：很多现已治愈的病人是在某期节目里发现自己生病的；他们也借此得知了这类疾病需要治疗，且得到了疗效甚好的救治。
这本关于强迫症的新书，揭示了该疾病不为人知的状态，阐述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病人走出孤立无援的境地。病人会发现，他们所经历的纠缠不休且不自主的精神现象 （念头、精神画面、冲动、恐惧、反复忧虑） ，他们被囚禁其中的那个强迫的世界 （重复某些动作、触摸、通过好的念头打消坏的、检查、知晓、说话、忏悔、回忆、反复阅读、重写字母、清洗、消毒、数数、整理、排列、扔东西、存东西……）有一个名字：强迫障碍，这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障碍，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患者。
患上此病的人，错误地担心那些缠绕他们的念头、画面或令人不快的恐惧揭示了某些与他们相关的事，如无意识状态或是他们的真实本性。然而事实上，他们会有这些念头、画面、恐惧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出现了可逆性的机能障碍，这与“强迫症软件”有关，而这往往是他们从基因上遗传来的。
精神病专家斯坦利?拉赫曼（Stanley Rachman）曾清楚地解释过，并不是病人脑海里不自主出现的侵入念头带来了如此多的问题，而是错误的解读、诠释造成了这一后果： “我疯了” “我是坏人” “我是个危险的人” —在英文中简称为“疯坏险” （MBD） ，即疯了、坏蛋或危险。有一位女病人就被这样一种感觉萦绕着，她觉得她会砍自己深爱的配偶一刀，她认为自己疯了，自己是坏人或危险的人；另一位女病人则被亵渎宗教的画面、与性相关的画面或对上帝不自主的侮辱所纠缠：她看到自己很坏，身体里住着魔鬼，她需要忏悔；还有一位女病人感觉自己必须要做出些举动来避免噩运：她认为自己疯了。
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出现的这些念想、画面、冲动、侮辱和必须要做的事绝对不意味着这和经历这些的人的“真实本性”相关，患者只是单纯患上了强迫症。得知这一点，是一种很大的宽慰。得知自己并不该对这些不自主的精神现象负责，是一种解脱。病人就该像看待信号不良的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干扰那般去看待这些精神现象。他不会再认为出现干扰是自己的责任。事实上，这些侵入念头也不是他的责任。
为数众多的精神病科医生和心理医生很长时间以来都错误地将他们的工作重心放到了对这些侵入念头的“解读”上。针对这些强迫症的精神现象，能够在“无意识”中寻得些许原因的思路将病人引向了错误的方向。因为这或多或少会让人理解为这些不自主现象的内容与个人的“真实本性”相关，所以需要“解读” 。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一态度不仅不合适，有时甚至是有害的。相反，对于病人来说，得知所有他们并不想要的、不自主的念头不过是一种机能障碍的结果，这是何等的解脱。诚然，这些念头来自他们的大脑，但它们并不是病人自己的念头 — 有人说这些念头是异我的 1 ，即与本人的思维系统相悖。为了阐明在强迫症治疗中，去解读、分析、寻找侵入念头的意义这一态度多么有害，以至于有可能将病人置于完全的慌乱中，我在这里要讲述我一位患者的案例。
那是一位宪兵，军衔较高，在他做完腰椎间盘突出的外科手术后不久，头脑中开始被他正在掐住自己孩子的画面所缠绕， “勒死人者”这个词占据了他的思维。尽管军人通常倾向于不重视这些精神现象，而更偏向于试图“自己走出来” ，但他在忍受了几周或者几个月的“强迫”苦难之后，还是决定去看心理医生。
这位医生没有说话，示意他坐下。宪兵开始讲述自己遇到了什么，并且他不理解这些现象 — 这是正常的，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理解的。心理医生中立的、令人困惑的倾听促使我们这位宪兵去领会自己的无意识状态，进而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进行了猜想。 “如果我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是因为我不爱我的孩子们。 ”他继续着，而我们这位心理医生也继续保持缄默。很不幸，医生的中立使他丢掉了他经典的仁慈个性。可怜的病人认为他自己“完全猜对了” （沉默即同意） ，便立刻消沉下去：哭泣、对事物失去兴趣、睡眠出现障碍，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
幸运的是，他咨询了别的医生，通过恰当的治疗，他的抑郁症和强迫症均得到了治愈。
我想要为处于慌乱中的病人和他们的亲人写这本新书。
我希望纠正对于强迫症的错误看法，这也是我刚刚开始去做的事，将患者以及他们周围亲近的人 — 尤其是有时会被指为这些障碍的责任人的父母，从负罪感中解救出来。我也渴望将我治疗强迫症患者近30年的经验分享出来。我不敢不切实际地奢望能够详尽无遗，但我想要描写很多的强迫症案例以便读者 — 你 — 能够认识到你的亲人、朋友正在受此折磨，或者你能够意识到你一直忍受的某种现象是一种强迫症。
很多病人跟我说： “可是人们从不谈论我的强迫症！”我会竭尽全力去扭转这种不公正。最后我想要给患者以及他们的亲人、朋友，甚至给某些治疗师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是关于针对这一障碍，目前存在的疗法、应该采取的做法和认知行为疗法。如果接下来的内容能够让哪怕只是几个病人认识这一疾病、学着自我治疗，从而能自由地生活，我便心满意足。
我希望你能够以多种方式来喜爱这本书：可以是传统方式，从第一页阅读到最后一页，也可以随意阅读。为此，目录是一个带有关键词的索引，你可以通过它定位到你最感兴趣的某个特殊主题。可是，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阅读方式，请你一定要以一种轻松的、不须尽善尽美的、不强迫的方式来进行。千万不要落入“需要全部读到”的强迫症里！
勇气、自卑感和争取优越
假如你只关心自己的成就，而不同时关心其他人，也不注重要求为他人福祉做贡献的价值体系，那么你会发现，自己很难与其他人和睦相处。通常，贡献包含完成任务和发挥出色。即使简单的任务，也可能完成得很好或完成得很糟，而高水平的成就会产生对社会的巨大贡献。然而，一心只关注自己的成就，就会阻碍与他人的良好合作。只关心自己的成就的人往往难以意识到别人的需求或者“形势的需要” 。很多在商业上或专业上的“成功”人士，都是信心十足，成就杰出，然而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婚姻不那么成功，他们孩子的潜能开发不出来。对他人的福祉缺乏关心，会限制你的人际交往能力和人际理解力，所以自信，作为一种“我能行”的信念，对实际生活而言是不足够的。
社会兴趣有时会与其他动机相混淆，比如努力取悦他人或顺从。由于做贡献通常要求拿出创造性的办法而不是顺从，且由于顺从实际上有可能妨碍对他人形成帮助，顺从绝非社会兴趣所指。同样地，取悦他人也不等于社会兴趣，虽然当一个人做出贡献时的确会令其他人高兴。两者的差别在于意图。如果一个人付出努力的首要目标是取悦别人而不是做贡献，那么当努力的结果与贡献对立时，这个人可能仍会努力去取悦。为了做贡献，你经常不得不在明知后果的情况下去引发其他人的不满。因为想让孩子高兴而“不忍”对他说“不”的父母，经常是并没有为孩子的幸福做出贡献。其目的并非做贡献，而是私利。取悦他人是一种让自己受欢迎的手段，不同于帮助解决问题或改善局面。将取悦他人作为做贡献的副产品，还是作为增强个人地位的手段，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为了做贡献所带来说“不”的勇气，有时会被误解为对抗或反叛，其目的会被错误地归结为引起注意或争夺权力。正如顺从不等于社会兴趣一样，不顺从也不等于社会兴趣。即使许多反抗者说的话像是在关心公共利益，但其目的是不是做贡献，仍可由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寻求解决问题而非争取特殊地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寻求合作而非引发冲突中区分出来。
阿德勒指出，儿童时代有两种类型的经历尤其可能导致自卑感。一种是被溺爱和娇纵，孩子自己什么事情也不做，其他人却过度保护和“惯坏”孩子。另一种是被拒绝和忽视，孩子被像弃儿一样对待，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怀。第一种情况导致自卑感，是因为孩子被剥夺了做贡献并认识到自己力量的体验。他长大后，会坚信其他人一定会照顾自己。这样的孩子感到自己无法做贡献，自信感较低。被忽视的孩子也感到自己做不了贡献，因为其他人并不欢迎他的贡献和努力。这两种类型的孩子都明显缺乏信心。
为了克服自卑感，孩子会通过各种办法来努力寻找他的位置。最常见的情况是以引起别人的关注或者获得权力为目标。假如孩子没有感觉到平等，他会试图通过以某种方式变得“特别”来找到一个位置。孩子有可能使用有益的手段，比如努力成为刻苦的学生、优秀的运动员，或者见义勇为；孩子也可能会通过干扰性或破坏性的手段，如炫耀、欺凌弱小或者蓄意破坏。在这一纵向过程中，孩子误以为优越就是平等。为了克服自卑感，孩子很可能为优越而努力，误以为获得了优越，他就将“像其他人一样特别” ，进而就和他们平等了。孩子不知道他追求变得“特别”的目标，是作为克服自卑感的手段。然而，在心理咨询时采用适当的揭示方法，心理咨询师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幼小的孩子认识到他的误解和目标。但是对于较大的孩子和成人，采取这样的充分表达的方法要困难一些，因为 大孩子和成人所存在的这种误解 （偏执） 和目标要更加根深蒂固。
德雷克斯的著作 （1947年，1948年，1957年） 中描述了没有归属感、不以贡献为目标的孩子们的四种错误目标。这四种目标都与孩子们试图找到“特殊”位置，认为这样会带来“归属”的错误观念有关。首先是寻求关注的目标。孩子们错误地认为“我只有获得人们的关注，才有价值，只有那样我才有归属感” 。寻求关注的目标有可能被导向有益的方向，比如成为老师特别的帮手，或者成为家里的“好孩子” 。寻求关注也可能被导向“无益”的方向，即对个人或其他人的生活都未产生积极影响。孩子干扰他的同学，挑衅他的兄弟姐妹，调皮捣蛋，粗心大意，莽莽撞撞，以打扰别人的方式引起注意。德雷克斯在很多书中都描述过这种目标。例如，当孩子在通过激怒别人来寻求关注时，如果他受到斥责，就会停止自己的行为，但那只是暂时性的。而且，假如通过“有益”的行为没能获得别人的注意，那么“取悦”行为就可能转化为激怒行为。将引起注意作为目标，能够很容易地与将贡献作为目标区别开来，因为一个以贡献为目标的人无论是否受到注意，都会继续做贡献。
为了变得“特别”而努力，以及想通过引人注目而找到位置并因此感到沮丧的孩子，很可能转向另一个目标，即追求权力。权力目标有很多形式，但都意味着支配。以权力为目标的孩子或成人，有可能是个恃强凌弱的人，或者是个公然的“霸王” ，但也可能以更微妙的专横形式表现出来。孩子可能示“弱” ，也可能示“强” ，以成为“小霸王” 。以其恐惧或疾病来支配他人的孩子，能够像打架和威吓的霸凌者一样，获得凌驾于他人的权力。支配的目标反映了一种“你必须照我想要的去做”的心态，因此比寻求关注的目标更令人不快。就孩子而言，这也反映了一种更令人沮丧的前景。关于干扰他人的行为，区别在于支配人还是支配任务。以权力为目标所指的孩子并不是想要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除非在这一过程中他放弃寻求支配他人。此处的权力指人际间的支配，而有权力取向的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都会由于不够尊重他人，而破坏了和谐和合作。
假如沮丧的孩子认定他无法通过权力来找到位置，并深深地感到受伤，他或许会寻求第三个目标：报复。随着孩子沮丧和受伤的感受越来越深，他会试图通过减少社会兴趣来寻找自己的位置。由于自己感到受伤，因而通过寻求伤害别人来追求优越的目标，可能是孩子认为的自己能寻找到某种地位的唯一方式。以复仇为目标，寻求反击并伤害他人，说明孩子的挫败感极强。他不再相信自己是被接纳和需要的了，因此孩子会采用极端的手段来主张他的重要性。假如这样的办法都不能带来生活的成功，孩子就会更加沮丧，坚信自己根本是无足轻重的，于是他就可能追求第四种目标。那是一种彻底退缩的目标，正是阿德勒所谓“自卑情结”所反映的状态。有这种目标的孩子不再进行任何外向的努力以创造优越地位。其特殊性表现为以“别管我”为目标。有这种目标的孩子不再相信任何努力会有益。假如大人试图施以援手，那么孩子的反应也将使大人也会感到沮丧，以至于大人也会认为这孩子无可救药。
（本文摘自伊娃?德雷克斯?弗格森作品《阿德勒理论导读》，三联生活书店2018年5月出版。）
私人逻辑、常识和生活风格
按照阿德勒理论，每个孩子自出生起便主动地整合其经验，而且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进行。孩子在婴儿期就已经形成了简单的计划和目标。在这方面，阿德勒理论与皮亚杰关于智力增长的观点 （皮亚杰，1953年，1955年） 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年幼的孩子就能形成简单的模式，为感知和行动提供基础。然而，在其他方面，阿德勒的理论就与皮亚杰不同了。
阿德勒强调目标，阿德勒理论认为目标和模式的重要性，在于其社会性和心理动力的性质，皮亚杰理论并无此认识。
阿德勒发现，甚至小婴儿的行为，都会显示出方向和模式，到了一岁时，其目的性行为和模式化努力就清晰可辨了。孩子对直接环境的评价日益整合成一种“人生观” 。这起初是试验性的，但逐渐被试验和失败的方法塑造成一套清楚连贯的概念。主观模式代表着一种私人逻辑，即使成人认为该模式无效且“不合逻辑” ，孩子仍会认为它是有道理的。等到孩子五六岁时，他对生活意义的设想已经经过了很多次检验，他开始认为自己的信仰是真实的。孩子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信念的主观性，而认为它们在客观上是成立的。因此，阿德勒提出，孩子在五六岁时形成了一种“生活风格” ，这是一种与世界相关的模式：它包含着基础的自我概念和生活目标、一种世界观和处理生活情境 （modus operandi） 的生活模式，这种模式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保持相对稳定。
生活风格保持相对稳定，是因为人在相信自己的基本信念和生活模式是正确的之后，宁愿按照他先前的信念来诠释新的生活事件，而不愿在面对新经验时改变其信念。而且，由于人更愿意按照其生活目标和信念来选择朋友和经历，所以他不大可能接触到关于自己和他人的截然不同的新信息。如果说父母、老师和其他辅导者可以理解孩子的私人逻辑，帮助他提供有可替代性的积极的生活经验，进而扩大孩子的社会兴趣并给他更多的鼓励，孩子还是有可能在六岁后改变其生活风格的。然而，假如这样的经历在小学阶段没有出现，孩子就会坚定地接受其既有的生活目标和世界观，从而导致其除非通过心理治疗 ，否则在寻常环境下不会改变的生活风格。阿德勒理论中的私人逻辑既包括成人的观念，也包括孩子的观念，因为个人偏见也是人的理解力和动机的一部分。思想的偏见本质经常是不被注意的，也并非差异的来源，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大部分交流都是建立在共享意义和共识的基础上的。信仰和词语的意义是某一种文化的成员所普遍接受的， “常识”为许多人类活动提供了标准。尽管阿德勒指出个体根据他们独特的统觉来诠释事件，但他也强调常识对于社会和人类活动的重要性。
与弗洛伊德分裂的自我 （自我、超我和本我） 的说法相反，阿德勒认为个体的私人逻辑和其常识之间并无内在冲突。更确切地说，一个人的行为要遵循其个人的目标和信念，也遵循公共性的过程。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私人逻辑会偏离常识，走向极端。然而，精神病患者并不是绝对会在所有场合、所有情境下都表现出这种偏离。 德雷克斯经常谈到，一个精神病患者在感觉到归属感和鼓励的情境下，可能会表现出极强的团体意识和常识，即使在其他情境下这个人会体验到错觉和幻觉。生活风格作为人格的核心，提供并代表一个人心理机能的统一性、独特性、连贯性和稳定性。个体的长期人生目标和基本的自我概念及世界观提供了一幅蓝图，给这个人的生活方式赋予了特色和结构。对朋友和职业的选择，对恋人和婚姻伴侣的选择，都与基本目标和生活风格的概念是一致的。每个人通过人生道路所展现的行为种类，反映了他在一生中遇到许多情况时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直接目标。短期的或直接的目标，总是与生活风格的长期目标相一致，但是在特定的生活风格中，存在大量不同的短期目标都是可能的。而且，假如一个人的生活风格建立在社会兴趣的基础上，并且有广阔的世界观和自我概念，这个人的短期目标就很可能广泛繁多并富于创造性。
（本文摘自伊娃?德雷克斯?弗格森作品《阿德勒理论导读》，三联生活书店2018年5月出版。）
家庭星座和手足关系
根据阿德勒理论，由于个人的人格是在人生的最初几年形成的，早年生活经历和接受的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幸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父母的教育非常关键，当父母学习按照阿德勒理论的原则来抚养孩子时，未来的困难就可以预先规避掉了。
在家庭生活的早年，孩子逐渐形成了他对自我和人生的总体概念。孩子通过其家庭内部的互动，最早体验到合作或冲突、鼓励或挫折、价值平等或自卑感。他发现了自己能参与和分享、信任和被信任的程度，并逐渐形成了可能的联合或竞争的概念。
与弗洛伊德相反的是，阿德勒注重整个家庭的整体结构和互动。弗洛伊德认为只有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对孩子的人格发展有重要影响，有牵涉全部三人的俄狄浦斯情结 （Oedipus complex，针对男孩的恋母情结） 和厄勒克特拉情结 （Electracomplex，针对女孩的恋父情结） 需要解决。弗洛伊德并不认为兄弟姐妹关系有多重要。然而，在阿德勒看来，手足关系也非常重要。众所周知，阿德勒强调出生顺序，认为家庭中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独特的“顺序位置” （ordinal position） ，这个位置决定了他自有的、独特的视角。所有家庭成员组成了一个社他人”构成的社会环境，对家庭中的每位成员是不同的，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有独特的体验和互动。每个人都会做出主观的结论并形成个人的统觉，这些结论和统觉并不必然与家庭的其他成员共有。
尽管阿德勒以注重出生顺序而著称，但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却经常遭到误解。孩子在出生顺序中的位置只表示孩子存在成为某种类型的可能性，并不表示确定性。长子长女很可能成为支配型，而最小的孩子很可能成为可爱型，但都不是必然。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多数家庭的出生顺序往往会导致最大、中间和最小的孩子体验到不同的互动关系。尽管阿德勒学派的学者认同出生顺序是影响孩子人格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特定类型的行为模式并不能仅在出生顺序的基础上预测。不仅是文化及其规范在变化，而且不同的家庭，其成员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同。因此顺序位置是在动态上有意义的，但其本身并不能预言某种特定的人格类型。
家庭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为家庭群体带来了一位新成员，而随之会出现新的互动模式。每个新成员进入的都是一个有着既定模式的群体，但新成员到来后，也会增添他自己的贡献。结构要素，如出生顺序，使得特定的统觉和互动模式更可能出现，如长子长女会受到特别的关注，父母对他们的标准之高，可能是后来出生的孩子得不到的。然而，在最终分析中，真正重要的是家庭整体的动态。阿德勒的整体论对家庭动态、一般的群体动态和个体动态都是适用的。顺序位置表示的是家庭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此而言它有助于形成孩子的统觉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
在许多家庭，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想努力对弟弟妹妹进行支配、控制，对他们发号施令，而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则努力靠卖萌来找到一个位置。老小作为家中最后出生的人，有时极具野心，会想努力赶超哥哥姐姐的成就。许多中间的孩子都感到压力很大，他们会形成一种世界观，认为人生是不公平的。所以中间的孩子经常会通过努力成为公平的仲裁者，来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此说来，出生顺序有可能会预示着统觉、目标和人格特征。然而，任何特定家庭的模式，都可能多少与文化规范有所不同。例如，在一些家庭，长女可能经常会感觉受到为难和轻视，而最小的男孩却称王称霸。要评价家庭中每个孩子的人格发展，仅仅知道其顺序位置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家庭的动态和家庭中每个成员的“活动” 。
阿德勒认识到，孩子们在家庭中是按照各自努力在群体中寻找一个位置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发展的。随着孩子为找到一个位置而“活动” ，他逐渐形成了在家庭整体互动模式的基础上塑造其人格的行为取向。孩子逐渐形成他认为将有助于自己找到一个位置的属性和特征。假如一个家庭中有强烈的竞争，而且既不提供鼓励也不强调社会兴趣和价值平等，孩子们就可能发展出竞争模式，这种模式会在他们逐渐形成截然不同的人格特征时清晰地显现出来。
因此，性格和行为的相同和差异是在孩提时动态的人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手足关系反映了兄弟姐妹间为了能在家庭中寻找到位置而进行的联合或竞争。假如孩子不相信他们每个人都在家庭中拥有自己的位置，或者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就会努力竞争，以相互损害为代价，试图找到一个位置。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为获得一个位置而战斗，必须在竞争中相互倾轧。一个人的荣耀就是另一个人的失败，就像跷跷板一样，没有赢家。有时候两个或多个兄弟姐妹会结成同盟对抗一个或多个共同的“敌人” 。在这样的同盟中，兄弟姐妹的奋斗会导致相同性，而不是跷跷板一样对立的品质。不仅是手足之间能结成同盟，父母和孩子也可能结盟并竞争，例如，母亲和最小的孩子一起对抗父亲和最大的孩子。
很多时候，家中最大的孩子都将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视为对自己地位的威胁。阿德勒恰如其分地将之称为“废黜心态” ，正如皇家一位小王子出生时，头生子就有了被废黜的可能。特别是当头胎是个女孩，二胎是个男孩，而皇家世系又以男性层级为基础时，这类事情在历史上曾屡屡发生。无论是否出于对“废黜”的恐惧，头胎与次子最常见的关系是竞争 （弗格森，1958年） ，两个孩子发展出对立的个性特征。尽管存在大量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通常第一个会与第三个孩子形成联盟，对抗第二个孩子。甚至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都可能成为竞争者，形成对立的个性。
家庭中孩子间的年龄差异和手足间的性别差异，都在“家庭星座”中发挥着作用。家庭星座决定着每个人在早年的个性形成时期的“戏剧角色” 。如欲充分全面地描述家庭星座，则必须考虑到在孩子的个性形成期居住在他或她家的所有家庭成员的性别和年龄。这也许包括（外）祖父母、叔父（舅父）和姑母（姨母） ，以及所有融入家庭与孩子共同生活的其他人。对家庭星座的观察要包括相互作用线，比如哪些人相互模仿、哪些人相互反叛，哪些人相互支持、哪些人相互对立，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相互作用。家庭的价值观也很重要。在一个注重智力的家庭，反叛者会发展出非智力的行为模式；而在一个注重体育运动的家庭，反叛者可能会努力成为一名知识分子。
由于生活风格是在特定的家庭星座中形成的，欲了解一个成年人，非常重要的就是回顾性地再现其童年时代与家庭星座有关的信息。阿德勒指出，因为生活风格涉及一个人在童年时代为达到其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所采取的行动，所以只有了解那个目标形成时的背景，才能掌握那个目标的意义。例如，想要“出人头地、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弗格森，1964年，第411页） 这样的目标，对于一个身为长兄且需要努力超越四个弟弟的人，和一个作为家里最小的男孩、没有兄长却深受四个姐姐宠溺的人，其意义是大为不同的。
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以其总体的互相作用模式，为孩子早期的生活体验提供了环境。因为某些客观经验对于培养社会兴趣、勇气和整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所以每个人的主观评价和目标离不开早期的儿童经历。每种生活风格都是以一种创造性的独特方式发展而成的，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体验的客观环境无足轻重。更确切地说，孩子经常正确地观察了事件，但却给出了错误的诠释。
（本文摘自伊娃?德雷克斯?弗格森作品《阿德勒理论导读》，三联生活书店2018年5月出版。）
情感、道德心和负疚感
情感可以说是为行动提供了燃料，在阿德勒的理论中，情感总是在为目的服务。我们复杂多样的情感 （如喜、怒、哀或爱） 推动我们向某个方向“移动” ，不仅是离开某一事物，而且是向某个目标前进。例如，一个伤心、生闷气的孩子，也许是在寻找其他孩子或成人的怜悯和帮助。一个感觉到爱和幸福的人，也许是在寻求另一个人的亲昵和爱。当我们愤怒时，我们经常恐吓别人，进而从别人那里得到我们想要的。
可以举个例子，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儿子，年龄分别是10岁和12岁。弟弟一直努力想战胜哥哥，已经成功了很多年：弟弟长得好看一些，是个优秀的小游泳运动员，无论在学业上还是体育上都出类拔萃，在一切可能的方面，他都做得非常出色，性情也好，简直没有任何毛病。哥哥呢，从阿德勒的手足竞争观念可以预料到，是彻底气馁的：无论是学校的功课还是体育运动，他都不怎么样，脾气也坏，朋友很少，难得有快乐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心情忧郁，或者悲伤、愤怒。这个家庭来寻求帮助，于是依照阿德勒理论的风格，整个家庭都被请来参加咨询。为了帮助大孩子感觉更加自信，两个孩子和父母都参与了讨论。懂得手足竞争观点的阿德勒理论学者们明白，一旦“坏”孩子得到了改善，先前的“好”孩子就很可能变得非常沮丧，行为和情感都会急剧变化。这个家庭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个家庭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竞争，兄弟之间和父母之间，互相都认为“如果你成功了，我就没法成功；而如果我成功了，就没你什么事了” 。于是，随着大孩子获得了更多的勇气和自信，小孩子“投降”了。没过多久，弟弟的学习成绩就下降了。尽管他擅长游泳，却突然一点儿也不想再游泳了，而且他在很多原本优秀的方面都退步了。这种“跷跷板”现象极其常见，阿德勒理论学者知道如何预测这种现象，并帮助挽救这种局面，因为他们明白家庭动力学 （见弗格森，1958年） 。情感与目的相称，这一点在这两个男孩子身上清楚地显现出来：无论是谁“赢了” ，击败了另一个，他都会欢欣鼓舞；而无论是谁不够“优秀” ，他都会灰心丧气。在为争取优秀而进行的激烈竞争中，他们认为两人中只有一个能够获得一个积极的位置，能感到自己是个有益于社会并拥有归属感的人。于是两个人都很脆弱。无论谁“成功”了，都会表现出一种情感，而无论谁“失败”了，也会表现出另一种情感。当成功方与失败方颠倒后，两个男孩的情感也会颠倒。情感的目的是使每个孩子向着他所定位的目标前进。当他向“成功”前进时，他有着社交上积极的情感，而当他向“没用”前进时，他则有着社交上消极的情感，这反映的信念就是： “如果我不能通过‘成功’得到认可，那么我的位置就是 ‘糟糕’和失败。 ”情感促使我们或者与他人更亲近，或者与他人保持距离。当我们寻求爱和友谊时，我们的情感就与寻求权力和斗争时不同。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普遍的认识是情感是由外部力量引发的，很少有人认识到，情感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和决定的结果。
情感目的性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是由“负疚感”提供的。这种情感是很多人都体会过的，通常包括身体不适，甚至是悲痛。尽管可能会感到懊悔，但是更显著的表现是这种态度： “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啊！” “负疚感”突出的特点是，专注于过去，关心个人的地位。有负疚感的人不具备解决问题的未来取向，即考虑“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形势” 。负疚感代表的是一种自我取向的情感，关注的是犯错者自身的境况，而非他所伤害到的其他人的福利。在一篇题为《作为借口的负疚感》 （Guilt feelings as an excuse） 的重要论文中，德雷克斯 （1967年） 阐明需要将负疚感与过失区别开来。当一个人怀有“负疚感”时，他一方面追求与违背社会兴趣的私利，另一方面又试图展示其良好意图。德雷克斯指出，尽管负疚感意在展现较高的道德意识，但实际上却是为了逃避负责任的行动。良好意图是当事人逃避明知是负责任行为的烟幕。负疚感表示“为当前的沮丧到过去寻找证据，以证明自己毫无价值或无能为力的正当性” ，所关注的是“实际或想象中的过去的错误举动，意在证明现在的错误态度是正确的”（德雷克斯，1967年，第234页） 。
为了将过失与负疚感区别开来，德雷克斯指出，过去犯了错误并认识到错误的人，不一定会形成负疚感，实际上“真诚悔过的人并不会产生负疚感，而是努力去纠正和弥补他所犯下的过失” （德雷克斯，1967年，第234页） 。而且，负疚感并不保证不再重蹈覆辙。当过错人付出诚挚的努力来赎罪或弥补过失时，负疚感就会消失。既然负疚感的目的是逃避负责任的行动，那么一旦采取了行动，就不再需要负疚感了。有时候，人无法为过去的错误赎罪，因为历史是无法抹杀的。假如一个人为无法挽回的事件负疚，那么这个人就需要如实地接受过去。人也需要接受这一事实：你能够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负疚感是一个人有目的地寻找过去的错误以逃避他当前面临的任务，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负疚感的
人“不是为他过去所做的，而是为他现在必须忍受的，而感到抱歉” （德雷克斯，1967年，第235页） 。
因为负疚感表面上牵涉道义和社会责任，所以无论其他人还是当事人自己，往往都认识不到负疚感的目的是逃避解决当下的问题。当事人没有以选择解决问题为导向，因为他感到无力应对当前的需求。对自己声望的关注往往阻碍了对当下问题的解决——当事人会通过寻找过去的不端行为，为自己未能解决当前问题而进行辩护。
负疚感说明了情感是怎样在为目的服务。而且，负疚感还说明了良心显现的方式。阿德勒学派同意外行和专业人士普遍持有的观点——良心是一个人从他的家庭和文化中学来的规矩和道德的内在化体现。良心既涉及知识，也涉及对关于人类行为和关系的价值与规矩的接受。在任何特定的时候，人都可能选择不遵从这些已深藏于内心的信仰。如果个人只是为了逃避其他更强大的人的惩罚才接受这些信仰，那么他就很可能仅仅在有限程度上，或者根据特定的、当下的情况，才凭自己的良心行动。这样的个人将更为关心自己的名声，而不是其他人的福祉。当这样的人的名声受到威胁时，良心的命令也很可能被抛弃。然而，如果一个人不选择公然挑衅，那么通过负疚感，他或许能够断言“我有良心” 。当然，很多人都认为，良心成为内在化的信仰，是他们自身的世界观和他们对别人真正关心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他们担心不认同人们普遍接受的规矩和价值而受到惩罚或报复。这样的人很可能凭自己的良心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样的人也很可能为自己的行动和选择充分承担责任，而不是寻找借口或者诿过于自己之外的因素。
很多人不肯接受人是自己决定如何行动的这种观点，而是认为良心或情感在驱使我们做事。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 ，或是， “我的感情迫使我这样做” 。很多人坚定地认为，良心和情感有自己的力量，他们不愿接受阿德勒理论的观点，情感和良心是依照人的目的而使用的。无论情感还是良心，对人的行为都至关重要。但是情感和良心并不能控制我们。我们可以学会不说这样的话，比如“我的感情压倒了我” ，或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再或是“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相反，我们能够学会说这样的话： “我来做决定，我来做选择，无论是什么后果我都接受。 ”
（本文摘自伊娃?德雷克斯?弗格森作品《阿德勒理论导读》，三联生活书店2018年5月出版。）
今天，阿德勒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为人们所阅读和理解。伊娃·德雷克斯·弗格森著李阳译的《阿德勒理论导读(精)》以一种易于阅读和践行的方式，介绍了这一理论及其实践的基本概要。读者将会明白，人获得归属感的需求为什么至关重要，我们的私人目标怎样塑造了我们的情感、行为和动机，以及人们要如何平等地为其所属共同体的福祉做出贡献，才能获得个人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