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编了2009年度的九篇优秀纪实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妙、语言优美、文笔生动流畅，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及艺术性，展示了2009年中国纪实文学的最高层次。

王宏甲的《休息的革命》以“开放之门”、“破冰之旅”等篇章，具体地生动形象地从“休息的革命”这一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傅宁军的《大学生“村官”》是一部在题材的现实性、主题的重大性、非虚构文本表达的文学性等方面，显示着诸多积极意义的重要作品……

本书选编了2009年度的九篇优秀纪实文学作品。

王宏甲的《休息的革命》以“开放之门”、“破冰之旅”等篇章，具体地生动形象地从“休息的革命”这一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品所说的“休息的革命”是指旅游之事的深刻变迁，但其中主要的价值并不是梳理当代中国旅游发展的史迹，而是通过特有意味的人物和重要事件的叙述，展示了颇具史意的中国形象的演进。它在题材上独具一种别致的魅力。傅宁军的《大学生“村官”》是一部在题材的现实性、主题的重大性、非虚构文本表达的文学性等方面，显示着诸多积极意义的重要作品……

001／序：长篇纪实文学的召唤力

001／让汶川告诉世界

015／苏州工业园区纪事

072／大学生“村官”

121／雪豹突击队

191／真人航天员

222／想念父亲

258／惊天惨案

316／休息的革命

394／解放战争的几个节点

449／2009年纪实文学大事记

章新胜的真正威信还是在省委、市委决策要在苏州建设如今已经成为苏州名片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之后的那些出手不凡的动作之后树立起来的。

章新胜到苏州是在1990年，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中东海湾战争爆发。萨达姆指挥的伊拉克军队借口举兵入侵邻国科威特，美国的老布什立即命令美军进行了一场摧毁伊拉克军队的“沙漠风暴”，曾猖狂一时的伊拉克军队不堪一击，溃败在布什手里。

这一仗，对许多小国是个巨大的震撼：强邻虎视眈眈，小国随时可能有被吃掉的危险……这些小国中有一个领袖怀有特别的危机感，他就是新加坡资政李光耀。

作为新加坡国父式的人物，李光耀对自己国家的那种危机感使他在那段日子里有些坐立不安。李光耀对治国有着独特的眼光，他认为新加坡经济虽然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但毕竟是弹丸之地，抵御外力受到很大限制。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以求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增强国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内外并举发展经济，即在国内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必须走出国门，力求与可靠而友好的大国进行经济联合，从而使新加坡走出一条与大国建立“战略合作”和将本国事业向外扩展的全新道路。

也就在这个时候，东方醒狮中国正在掀起一场更大的改革开放浪潮。邓小平的“南行”讲话内容也传到了李光耀的耳里。这位带兵出身的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新加坡领袖，从邓小平的讲话中得到了巨大鼓舞——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这样讲：我们要赶亚洲“四小龙”，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邓小平南行谈话后，中国内地的官员成群结队地往新加坡跑，以便取经回来干自己的四个现代化。

新加坡是个区区岛国，面积只有中国的一个县那么大。一时间，新加坡快成了要被踏沉的游船……据说，仅1992年这一年，中国中央各部委和省以上的高官率团访问新加坡的就有九十八位，共有九万余人次到这个岛国考察取经。

“这个样子，还不如我们去中国给他们也建个新加坡模式。这样一则可以回报邓公对我们新加坡的褒扬，二则可以寻得一个与我们同源文化的大国的保护！”李光耀找来同僚密商此事。

“资政建议甚是，我们动身去中国吧！”同僚们纷纷赞同。

于是在1992年的9月，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等重要官员来到中国，名为访问，实则在寻求合作地。他们从中国的南方一直走到北方，又走了山东、上海等沿海城市。

李光耀一路考察，最后比较之下，他中意的还是上海。因为上海工业基础好，交通又方便，人才等各种资源又具优势。但与有关方面接触后，新加坡人内心失望了：上海人并没有把新加坡的诚意理解透。

“要不资政您和王副总理先回国吧，我留下来再看看。”年轻的副总理李显龙对李光耀和王鼎昌说。

“也好，毕竟我们选定的是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肯定会有我们中意的地方。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李光耀和王鼎昌会意地对视了一下，对李显龙这样说。

就这样，李显龙留在了上海。接下去的时间怎么安排呢？上海已无要事，可上海又非轻松的旅游城市。李显龙的助手建议道：“副总理是不是可以到苏州一趟，那里离上海很近，又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尤其是东方古文化和江南风景都在那里集中体现。”

“好，就到苏州去休息两天。虽然来过几次中国，但苏州的园林我还不曾去过。机会难得！”一身休闲服的李显龙精神抖擞地在房间里做了几个扭腰伸臂的动作。

“什么，李显龙副总理要来苏州！太好了，明天一早我去上海接他！”几乎不出一小时，新加坡副总理第二天要到苏州来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章新胜市长耳里。正在忙着如何落实市委对外开放搞活的章新胜听到这一消息，兴奋不已。作为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他与新加坡的几位高层政要都有过交往，这其中包括李显龙。作为老朋友，他去上海接一下李显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一点章新胜了解新加坡客人，他们非常讲究“适宜”的礼仪。如果事情做得太热情了，反而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李显龙此次来苏州是纯粹的私人旅游，我们怎么接待呢？跟他谈不谈与苏州的经济合作事宜呢？章新胜通知市政府秘书长毒排明天到上海的车子后，脑子里盘算着如何接待新加坡客人的到来。对啊，派谁来一起接待客人呢？这很关键，搞好了，我们就可以把新加坡放在口袋里的项目拿到手，弄不好便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找谁来担此重任呢？老吴！昆山的吴克铨行！章新胜一高兴，操起电话就往市人大打去。

“喂喂，老吴，吴克铨同志在吗？什么，他还没上人大来报到？好好，我打昆山找他吧！”章新胜重新操起电话，往昆山打去——“喂，是老吴吗？市人大会已经开过几个月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去报到呀？谁说你退居二线了？人大副主任位子很重要嘛！哎哎，老伙计，你没有去报到正好，我这里有个急差事：明天哪，新加坡的副总理李显龙要到苏州来，我想请你老将出山……当然合适了，你是昆山开发区的创始人，搞开发区有经验，新加坡人也知道昆山有个开发区很出名。这次李显龙来目的不明，但他们是想到中国来投资这一点我们已经摸清了，问题是我们得想法让他们口袋里的钱放到苏州来。哎，这可是件大事！就因为这，我才请你老哥出山的嘛！好，别推了，明天一早你就上苏州城里来，我们一起接待李显龙。跟他怎么说，现场发挥吧！”

章新胜风风火火下达“命令”后，就忙着去准备第二天李显龙来后的各种接待细节。

P16-18

纪实文学的长篇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此种景象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言者对纪实文学写作中的“注水”颇为不满。有一些作品容量有限，而为长篇规模计尽力稀释，叙事芜杂枝蔓，显见粗鄙。对此，我也有同感，并且也曾有撰文指说。但这只是事象负面的一端，并不能概说纪实文学的全部。如果我们能从正面观察长篇纪实文学，那么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作品篇幅与内涵恰是匀合。因此，长篇纪实文学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一种类型。纪实文学的长篇化，在我看来，除了作品题材表现的合理所需以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起着显在的作用。书商需要以长篇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作者从中也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这种“双赢模式”助推着纪实文学的长篇化。如果这种“双赢”以不损害读者利益为前提，那么它就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我们编选纪实文学的年度作品，省事的办法当然是选录短篇，或是中篇的，但是问题在于没有那么多好看耐看的中短篇纪实作品，可以被我们直接取入。我们现在已很难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优秀的短篇作品(这里主要指报告文学)触目皆是的盛景。于是我们不得不花力气节选长篇作品。或许我们司以夸张一点地说，进入到新的世纪，纪实文学开始走向了长篇化的时代。2009年评选出的全国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文艺类图书共二十八种，比例很大的是像《国运——南方记事》《中国海军三部曲》《我的天堂》《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大学生“村官”》等长篇纪实作品。可以说长篇纪实作品，从某种角度而言，它既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又满足大众读者的阅读需求。

作为读者，我们从自身的阅读经验出发，体验长篇纪实吸附我们的召唤力。一部长达十万，甚至数十万字的作品，如果不在某一方面具有足以吸引读者的置备，那么是很难让人卒读的。王宏甲的《休息的革命》连载于《报告文学》2009年第3期、第4期。这样一部长篇以“开放之门”、“破冰之旅”等篇章，具体地生动形象地从“休息的革命”这一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品所说的“休息的革命”是指旅游之事的深刻变迁，但其中主要的价值并不是梳理当代中国旅游发展的史迹，而是通过特有意味的人物和重要事件的叙述，展示了颇具史意的中国形象的演进。它在题材上独具一种别致的魅力。傅宁军的《大学生“村官”》是一部在题材的现实性、主题的重大性、非虚构文本表达的文学性等方面，显示着诸多积极意义的重要作品。其中很重要的是它的题材优势。大学生“村官”，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刚刚出现、正在推进的新生事物。各种媒体对它做有大量的报道。但以长篇报告文学的方式对此采写，傅宁军却是第一人。报告文学的基本属性是新闻性，因此，对具有重要新闻信息价值的对象的选择与叙写，是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使命。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既体现为信息存在状态的时新，同时更在于对信息内在价值的准确把握。傅宁军没有对大学生“村官”做人云亦云或就事论事的书写，而是注意从对象的客观存在中，提取其中更具本质性的题旨。作者将对报告对象的价值置于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三农”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背景中加以考量认知，从推进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设计中，洞察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此外《大学生“村官”》对于“村官”群体形象的再现也是具有新意的。作为文学的报告文学，其文学的生成离不开对于非虚构人物的叙写，政治题材报告文学的“非政治”写作，更要求作品能按照人物的角色规定和自身性格的逻辑，进行充分的个性化的处理。《大学生“村官”》写到的“村官”有数十位之多，作者在人物的三维关联中凸显他们作为特定的“这一个”的形象，这三维是“80后”共名、“村官”身份和具体的对象。由此作者笔下的“村官”既拥有符号化了的类的特征，更具有作为独特个体鲜明的个人性。  很明显，作品题材和内容的取新，对于造就长篇纪实的召唤力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角度而言，由于非虚构纪实文学特殊属性的规定，其题材具有一定的前置性意义。因此，纪实文学的写作，作者必须特别地注意题材的选择。但是，从写作的现实可能性看，完全出新而且具有纪实文学文体价值，同时在当下的语境中可以写作传播的题材，实际上并不很多。这样，在既成题材的框架内挖掘新的质料，或导入新的内容，就成为纪实文学作者更需要用力之所在了。《我的天堂》是著名报告文学家何建明家乡叙事中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一部整体叙写苏州三十年改革开放发展史的大作品。应该说作品的题材并不是全新的，此前与苏州相关的各式文字文本还是不少。基于此，作者注意通过扎实的采访，尽可能更多地挖掘历史的细节，增加关于对象新的信息，从而有效地提升读者对于作品的阅读兴趣。如对中新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一事，作者比较详尽地叙述了事件发生发展波折回环的全程，我最感兴趣的是作品对其中有关的偶然性事由的插叙，和合作中对矛盾协调处理的细节。此外，《我的天堂》相比于何建明其他国家叙事的作品，其个人性是极为突出的。作者在新苏州“天堂”前以“我的”加以定语，可见其情感的取向与强度。苏州是作者“我的故乡，我的亲人，我的生命，我的诗赋”。一般来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公共性写作，作者的个人性更多地体现为写作的个人风格，而不是在内容上刻意地植入。但《我的天堂》具有较多的个人内容，如序篇第三章“‘苏’是一对父子之间的生命传承”。这样的内容配置，在国家叙事的总体框架中并没有显得突兀赘然，相反这种软性的侧笔，既烘托了“天堂”苏州的独特魅力，又使作品产生特殊的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读《我的天堂》，何建明以背让病弱的父亲背靠的情景，如同朱自清《背影》中的“背影”，作为一个“有意味的”生命形式，挥之不去。

在纪实文学的写作中，由于题材意义的预设，作者对写作形式的价值常常是忽视的。其实，形式一方面当然指向表达的外在，而另一方面也指向表达的内在。有意义的形式设计是一种具有内涵的形式。它不仅以新的形式景观给予读者新的阅读感觉，而且也以新的形式生成新的表达内容。这样的颇富表现力的新形式，在一些题材优势缺失的作品写作中，更具有特别的意义。李鸣生的《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从题材上看，已无最初报道特有的新奇感和由此伴生的吸附力，但我们读这部作品依然被它内置的叙事魅力所召唤着。作为一种典型的非虚构文本，它在已经没有了吸引眼球的题材优势的书写中，依靠作者自觉的“双声叙事”设计，建构了关于历史大叙事的具有意义和滋味的结构模式，并且在这种“立体声”式的结构链接中，努力地还原历史的本真，质朴地凸显非虚构历史叙事的元素，从而使《千古一梦》的叙事意义既有别于过往的航天文学，又能超越作者此前的类型写作。作者注意运用历史叙事的多样性方式，以使历史存在本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得以存活，从而使读者在接受作品的同时走近叙事对象的历史现场。《千古一梦》历史叙事的多样性，主要体现为“双声叙事”的设置。这种“双声叙事”即为采访者叙事和被采访者叙事，被采访者叙事又包括了自叙事和他叙事。我们以“真人航天员”一章为例，这一章主要叙述航天员的选拔、培训以及个人性情、日常生活等，除作者的叙述外(宋体处理)，作品以楷体特别标示被采访者叙事内容，其中有吴杰说、李庆龙说、黄伟芬说、吴川生说(以上为自叙事)、张平说、杨利伟等四位航天员妻子说(以上为他叙事)。作者叙事交代了与对象有关的背景、线索，也记述了不少生动的人和事，吴杰、李庆龙等航天员教练员的自述，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在俄罗斯加加林宇航中心艰苦受训的难忘情景，而航天员妻子以及航天员管理者对于航天员的言说，以比作者更为零距离的观察，写出对象所具有的另一种真实。这种叙事设置具有重要的叙事美学效果，它既可以调节叙事的节奏，以变异的叙事打破单一叙事带给读者的接受疲劳，又以多视角的摄取，立体地也更为丰富地呈现出对象的客观存在。而且大量的被采访者叙事的导入，也有效地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感、历史感和新鲜感。

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也是这样，作品也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解放战争的更多重大的初始新鲜的材料。作为史学的历史形态，党史、军史等对解放战争，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以“正史”的面目大量地书写着，其核心是一种基于历史的集体或集团写作。而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一种写作形式，作品既要能满足非虚构的纪实体性，又要能表达写作主体的个人特性。这里的关键是历史叙事的个人性。是否具有个人性，这是作为史学的历史与作为文学的历史的根本性区别之一。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以其独特的历史叙事的结构配置、展开艺术、意识形态处理等，实现了作品内容的历史厚重与叙事的个人姿势的有机结合，从而建构了战争非虚构叙事的某种范式。概而言之，王树增的战争非虚构叙事的个人性，更多地表现为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写作的“中性化”和人性化叙事。如对国民党军队并没有一味地揭露他们的凶残不仁。写济南战役，国民党守军司令官王耀武在守城无望时，“命令将所有在押犯人全部释放。对于关押的共产党员和俘虏的解放军官兵，军官发给金圆券五元，士兵三元，全部送出城区一个也不许伤害”。这样的“中性化”叙事使《解放战争》具有一种充分的历史信度。这样的信度生成了作为非虚构军事叙事重要的历史品格。又如王震与被俘的旅长，“他们‘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晚上一起吃晚饭，谈天，“几个小时之前还和身边的这个人拼死厮杀，而现在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是未曾见有的。人性的美好之光在这里熠熠生辉，温暖着读者。这样的处理，无疑增大了作品对于读者的吸引力。

2009年的纪实文学年选，如读者现在所见的，我更多地节选了长篇的纪实作品。阅读而得，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写下了以上关于长篇作品写作的一些感受。一方面我希望非虚构作品，长而有实，实而又美；另一方面，我也更期待阅读到精短的优秀作品。

2009年11月写于虞山尚湖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