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值全球出现通货膨胀、经济放缓,反全球化声浪空前高涨,国际势力阴谋论滥觞,民族主义者大肆鼓吹关起门来搞发展。但是,假如让美国分裂为50个州,各自设立阻碍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进出的关卡,你认为人民的福利会得到增进吗?假如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资本市场,让GE、微软、IBM这样的企业只能在其中一个州里开展业务,你认为消费者会从中得利吗?在那样一个美利坚不合众国里,投资、市场和贸易将大大萎缩,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迅速下降。有的地方恐怕会成为监狱,把绝望而沮丧的人民封锁在其中……
本书对市场导向的全球化给出了最好的诠释,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提出了明知而乐观的见解。
本书的主旨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民主主义者应该团结起来,保卫和促进全球经济的自由化,抗击那些从内部和外部纠集起来的对手。进一步分解我们这个本已割裂的世界经济是没有意义的,人们需要关心的应该是如何让世界经济能有效运转,让它的机制更接近于今天的美国,或者至少是欧盟的状态。这绝无可能吗?并非如此。这并无必要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全球化太多,而是太少。经济一体化的潜力才刚刚得到释放,假如我们想提高全世界穷人的生活水平,那就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全球市场。
第一章 走近“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
什么是市场?市场是丛林法则、自然规律。什么是文明?文明就是反抗自然的斗争。
爱德华·巴拉迪尔(Edouard Balladtur),前法国总理,1993年。
假如美国经济分裂为50个州,各自设立了阻碍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进出的关卡,你会认为美国人的福利将因此得到增加吗?假如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资本市场,让GE、微软、IBM这样的企业只能在其中一个州里开展业务,你会认为美国人将从中获益吗?在那样一个“美利坚不合众国”里,不存在跨州的直接投资、统一的资本市场和贸易,人民的生活水准无疑会迅速下降。有的州甚至会成为监狱,把绝望而沮丧的人民封锁在其中。同理,假如决策者们让欧洲经济陷入分裂,回到1945年时那种相互隔绝的民族国家经济体的状态,那里也必将爆发类似的灾难。
然而,这正是目前世界上某些被隔绝的地区的命运。假如那些批判全球化的人们得势,还将有更多的地方陷入这一泥沼。他们到底凭什么认为,把世界经济分裂为200多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片断,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或许有的大经济体,例如美国,还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繁荣。可是那些规模很小的经济体呢,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爱尔兰……它们的未来会在哪里?
此外,为什么世界经济只能分裂成200多个片断呢?为什么不可以继续分解成1万个国家、60万个部落甚至60亿个可以自给自足的个人?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什么层级的集体单位才是“合适的”,也找不到“合适的”的自给自足程度。如果有人以为人类现有的政治边界是自然形成、不可避免的,那其实是无稽之谈。同样,如果有人以为每个国家单位都应该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实际上也极其荒谬。今天的国家概念不过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很武断地留下的遗产。追求自给自足的运动,其逻辑归宿注定是个人的自治,也或许是达到家庭的组织层次。它将会让我们的未来大倒退,回到远古的中石器时代。
进一步分解我们这个本已割裂的世界经济是没有意义的,人们需要关心的应该是如何让世界经济能有效运转,让它的机制更接近于今天的美国,或者至少是欧盟的状态。这绝无可能吗?并非如此。这并无必要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全球化太多,而是太少。经济一体化的潜力才刚刚得到释放,假如我们想提高全世界穷人的生活水平,那就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全球市场。社会民主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民主主义者应该团结起来,保卫和促进全球经济的自由化,抗击那些从内部和外部纠集起来的对手。这就是本书的主旨。
反全球化运动简介
经济一体化的支持者们发现自己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在20世纪90年代,如果有人召开一次由商人、国际组织或西方国家政府首脑参与的大规模会议,而没有众多愤怒乃至带有暴力的抗议者们前来捧场,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加拿大观察家西尔维娅·奥斯特里(Sylvia Ostry)把这种抗议活动称为“持不同意见运动”,而我认为应该命名为“反全球化运动”。组织者们被迫缩短甚至取消会议,或者把会场挪到遥远的或保卫严密的地方,例如2001年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就安排在卡塔尔召开。在苏联崩溃后,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度无敌于天下,可是短短10年之后它又陷入疲于招架的窘境。苏联的消失,以及它试图创造非市场主义经济体制的失败,似乎反而解放了人类的乌托邦梦想,大家的想象力不再需要受到正在发生的事实的约束了。
自由资本主义同其反对者之间的思想斗争正是本书的主题,但笔者的侧重点不是针对抗议活动的社会和思想根源,而是关注反对者们提出的主要论点。这些人希望停止或逆转市场驱动的全球化进程,摧毁促进和协调这个趋势的国际组织。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员大致包含两类群体:一方面是某些传统的经济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在今天占据更重要位置的,是那些目标单一、经常拥有大量成员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他人等。
传统的利益集团包括各种类型的工会,他们关心母国的工作机会和海外的劳工环境;还有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游说团体,他们希望保护自身脆弱的经济地位。这些集团已经不再是唯一重要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者,但他们的影响力依旧不容忽视。1999年秋季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部长级会议召开的时候,工会成员构成了抗议者队伍的主力。工会的强大作用还体现在,克林顿总统在那次会议上发表即席演讲,呼吁世界对违反劳工标准的国家和企业进行制裁——这样的声明彻底断送了该会议达成建设性成果的可能性。美国规模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AF-CIO)——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主党的政策选择,推动其转向反对贸易自由化和世界贸易组织。2000年,副总统阿尔伯特·戈尔在竞选活动中对保护主义表示的青睐也是为了取悦工会组织。与此相似,来自产业界的游说集团,特别是钢铁产业的影响,对于保护主义的反倾销法案也发挥了关键的支持作用。而来自农业的游说集团则一直在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国的贸易政策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些集团有着精明的经济算计。例如,美国的工会就很好地捍卫着自己成员的利益,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在的产业面临进口产品的威胁,包括钢铁、纺织和服装业。实际上,工会只覆盖了美国私人产业员工人数的9%,而且几乎全部属于“旧经济”的产业部门,这就注定了他们所持的是反对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已故的有关集体行动理论的伟大思想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指出,只有“具备广泛代表性的组织”(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意思是能够代表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组织)才会支持提高总体收入水平、而不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替自己谋利的政策’。因此毫不奇怪,由于北欧国家(也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工会组织代表着更广泛的劳工群体,他们对贸易政策的立场也更符合自己国家的总体利益。
不过在反自由化阵营中,这些传统的利益集团已经不再是主导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主张自由贸易的心胸开阔的人们一直把狭隘的部门利益集团当成自己的对手,可如今他们发现许多反对者也有着充满理想主义的追求。自由贸易的杰出的捍卫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认为:
自由贸易的捍卫者……的出发点,或至少是他们所宣称的出发点,乃是更高尚的道德情怀。但今天的挑战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公益观,甚至宣称他们的立场更加高尚。由于理解我们的观点更需要人们进行深入思考,而他们的口号往往浅显易见,因此在公共政策辩论的场合继续进行捍卫自由贸易的战斗将变得空前艰难。P3-5
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一段时间,关于全球化的热烈讨论似乎快要完全消失了。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成了世界政治的焦点。然而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有关服务业外包的讨论又把全球化议题重新带人政治议程。一些极端组织的杀戮让反对全球化的抗议者们暂时陷入了沉默,不过全世界的政治家们仍然在疲于应付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冲击。
我们愈益清晰地看到,亚洲大国(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事件。这两个国家拥有全球近40%的人口,是今天的全部发达国家的2.5倍,它们的成功变革对于人类抵抗恐怖主义的长期斗争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因此,全球化的议题依旧重要。经济一体化不但会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决定着国家之间力量的消长。
读者们对于本书的反响令我感到鼓舞和刺激,也提示我还有某些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领域。例如,《经济学人》杂志在2004年6月发表的肯定性的书评中就提出,我没有给那些发展失败的国家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还有,大卫·亨德森(David Henderson)在《世界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颇有思想性的评论中也提醒说,反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在主流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可惜任何一本书,包括我自己这本力图做到全面的在内,都无法覆盖所有相关的主题。总的来说,我对于本书的内容取舍并不感到特别遗憾,不过有如下三点例外。假如我能够更多地注意到由于新的信息技术带来的服务业贸易(或者外包)的增加,效果或许会更好。假如我把更多的篇幅留给对现存国际货币体系(或者说还不成体系)的正反双方意见的讨论,或许更为明智。我也许还应该更多地强调贸易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好处,因为这项任务十分紧要。
不过,本书已非常接近我能够对全球化议题发表的最好的陈述了。经济活动通过市场跨越国境的束缚(即我所说的全球化),乃是当今时代发生的伟大事件,这一点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全球化给数亿人民带来了福利,帮助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比例的减贫。未来的挑战是如何把全球化的机遇更多地普及下去,它要求我们对政府和政策都进行改进,这是整个世界最需要优先处理的议程。
马丁·沃尔夫
2004年12月,于伦敦
在本书的《序言》中,我介绍了自己参考和借鉴的若干文献,当然另外还有很多人为我提供各种帮助。本书是在2002年的夏季和2003年的夏季撰写的。如果不是《金融时报》的前后两任编辑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Lambert)和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的耐心和鼓励,如果不是他们对我长期请假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这个写作任务。我对他们深表感谢。本书还要归功于《金融时报》的副主编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她阅读了大部分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我还要提到自己的弟弟丹尼尔(Daniel),他在我的生命中从来就是一个极好的倾听者。我亏欠最多的当然还是自己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夫人艾莉森(Alison),他们宽容了我为写作投入的时间和产生的焦虑。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所有的人,作为补偿,我保证在一年到两年之内不再启动新书的写作。
任何关心发展中国家的未来乃至全世界未来的人都该好好阅读这本书。沃尔夫的著作对市场导向的全球化给出了最好的诠释。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前美国财政部长,前哈佛大学校长
沃尔夫给那些反对全球化的批评者们沉重一击,他还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提出了明智而乐观的见解。本书的观点需要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和领会,这至关重要。
默文·金(MerVyn King),英格兰银行行长
本书对拥护和反对全球化的正反双方进行了精辟分析,深入地解释了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趋势。
肯尼斯·罗高夫(Kenneth Rogoff),前IMF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