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通史计划”精装出版，几乎封尘的遗稿，畅销数十年的经典——从“晚清导论篇”开始，紧接着“北京政府篇”《袁氏当国》，晚年唐德刚潜心撰写“民国通史计划”，因病中断。幸有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整理遗稿、书信等资料，终使“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等劫后重生。今中文简体精装版“唐德刚作品集”，收入早期著作、晚期作品，囊括《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等经典史著，每册均以胡适手迹集字书名，以历史照片还原现场。

本书是其中一本，它最忠实地记录了胡适的晚年生活，写活了的纽约寓公掌故，可以说它是胡老师“最好的好后学”。

《胡适杂忆》原是作者在撰写《胡适口述自传》时，打算自写的一篇短序，不料下笔即几十万言，结果“头”大不掉，只好印成专书，独立出版，可以说是胡适口述历史的缩版。

唐德刚先生凭自己的回忆和日记上的记录，对胡适一生牵惹到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快。但又不止于回忆，他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关注的学问，可见作者才气纵横，博学多智，加上他古文根底深厚，天性诙谐，故落笔气势纵横，妙趣横生。

唐先生将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

读了唐先生笔下的胡适，你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辩，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

周策纵先生序

夏志清先生序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

“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

传记·史学·行为科学

国语·方言·拉丁化

“我的朋友”的朋友

较好的一半

历史是怎样口述的

[附录]论胡适的诗（周策纵）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

六

胡适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为有守的白面书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为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

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

做个大政治家，在主观条件上像胡先生所具有的那种“信道不移”的精神，只是最起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还要有铁一般的肩膀，如此他才能顶住政治上的惊涛骇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负荷起天降大任，然后任劳任怨，为国为民，死而后已。但是在胡先生的个性上是没有这种担当和魄力的。

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废言，则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那还能做什么大政治家呢?

胡先生也没有做官僚的脸皮。民国以后有清望的学者们下海从政是需要相当脸皮的，因为这些名学者出山之前，一个个都是以帝王之师自命的，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样才应征辟，乘安车，人朝为官的。但是官场亦另有官场的一套啊!一旦做了官，这批高人隐士，对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对中层就不得不结党羽，对下也难免不作威作福。本来，官场中这些恶习和陋规，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坏事，因为那本是我国两千年来，自上而下的单线官僚体系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是讲求传统政治效能不可或缺的朝仪和官箴。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有见及此，乃因势利导，干脆把它们制度化起来，以礼节之，使其发而中节。

民国肇建，这些原也是煞费苦心的制度，被目为封建残余，通盘废除，但是制造这些陋规和恶习的单线官僚体系，反因科举之废除而变本加厉地单线化，因而那些原先尚有些制度性的东西，至此反变成无原则和规章可循的官僚主义，俗语所谓上拍下压。

30年代的初中期，适之先生的朋友们，一个个脱青衫、换红袍，都当起官僚来了。初入官场做学徒，有时还有点脸红，出师之后，就乐此不疲了。“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试问“独立评论社”这个山洞出身的“干员”和“能吏”，有几个是例外的?

胡适之先生本人，倒的确是个例外。他老人家虽然也曾下海，却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誉，而没有沦为官僚。“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种“终始参差，苍黄反复”的脸皮!所以胡先生纵想做官，也只能做个“泛舟于赤壁之下”、吟风弄月的闲太守，做个太平盛世的点缀罢了。

不特此也。胡氏纵有心为国为民，真想当一员“循吏”，他也办不到。他不特对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脸皮，他甚至不是个搞行政管理的干才。像胡先生那样温情主义极重的人，他怎能搞“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呢?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点小小“庚款”的管理权，已经被梅贻琦先生等所包围，而弄到“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程度，遑论其他?当胡先生的令名为“庚款问题”的流言所累之时，笔者在一个偶然场合之下，问了问顾维钧先生的意见。顾先生说：“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复杂的问题。”其实胡先生何尝不知?他只是门户之见在作祟，拉不下脸皮去约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罢了。

再者，一位学者如变成了“政客”，他就必然有“政敌”。如果政敌一旦背信弃义，那么兵来将挡，大家耍起政治手腕来，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胡适之先生是位老实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于耍。事实上，以胡氏的禀赋，他纵想耍，也无此天才；勉强一试，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这儿笔者不是说，胡适之是怎样的一个天大好人。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以胡适来遍比时贤，则“山高水长”，先生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

……

P43-45

周策纵先生序

“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前些时告诉我，他在撰录胡适之先生口述历史之余，打算自写一篇“短序”。我听了一心想到我们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往事，就不禁暗忖，等着看他这序会怎么短法。果然在《传记文学》里见他下笔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牵惹到了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痛快。我正在连续欣赏，大过其瘾，还幸灾乐祸；不料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现在真是没空，必须结束了，而刘绍唐先生急于要把他这已长达十余万言的“短序”出版成专书，他自己实在不能再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来拉夫。这确实是晴天霹雳，使我不免有大祸临头之感。

大家都知道，从前蒋方震先生写了一册《欧洲文艺复兴史》，要梁启超先生作序，任公序文一写就是数万言，与原书一般长，结果“头”大不掉，不能印在书前，序文成了专书《清代学术概论》，独立出版，反而要蒋方震来为这“序”写了一序。这样看来，德刚这“序”既然是胡先生的口述自传招惹出来的，这“序”的序，本来应该请胡先生来写才算合史例，才能了却这件公案。但上海灵学会既已不存，那就只好牵着黄牛当马骑吧。好在多年以前，我曾经对胡先生说过：“你以前曾对梁任公说，晚清今文学运动对思想界影响很大，梁先生既然曾经躬与其役，应该有所记述。后来任公便写了《清代学术概论》那册书。现在我要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新思潮、新文学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社会的影响，比今文学运动恐怕更大更深远，你也是躬亲其役的人，你也应该把这几十年来的思想潮流，作一番全盘的、彻底的、有系统的叙述、检讨和批判，写一册《五四时期思想学术概论》，才算适合大众和时代的需要。”胡先生听了直望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这话很对，现在一般人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歪曲误解的很多。我将来也许要写些东西来澄清一下。不过你们年轻一代责任更大了，总结、检讨、批判还要你们来做。”后来他还要我代他找一些资料。不幸胡先生以后未能如愿写出这书来。现在德刚这篇“序”，也许可说正是胡先生心目中要年轻一代作出检讨批判的一部分。这样说来，唐“序”便有点像我所提议的那种“概论”的引子，而我这篇“序”的序，也就不是毫无关系了。

我想读者都会同意，唐德刚教授在这里把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能、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做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他笔下的人物多是活的、立体的、可爱可佩的、可嗔可斥的，或可怜可笑的，但没有使你打瞌睡的。在西洋，像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约翰逊博士传》（TheLife of Samuel Johnson），主角也是活生生的，还在约翰逊里找得到鲍斯威尔。读了德刚的胡适，你也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辩，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也在胡适里找得到唐德刚。

当然，我们不必要同意作者所说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他所提倡的，正是要大家各自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他如能引起你多去想一想，那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一大半了。至于你作出什么结论，那只是你自己的事。不论如何，他和他的朋友们，原先是白马社的也好，《海外论坛》月刊社的也好，至少包括我自己，大概都会拍手叫好的。

大凡文字写得最美最生动的，最难同时得事理的平实，因为作者不能不有艺术的夸张。这在王充的《论衡》里便叫作“艺增”。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德刚的“艺增”运用在不同的角度，这是他最好的绝招和自解。

德刚不信神鬼，也不怕神鬼，所以他敢说自己要说的话。你看他能“批孔”，也能尊孔，更能尊、能批要只手打倒或支持孔家店的好汉。不但如此，还敢尊、敢批“周公”！因此不论你同意不同意他，德刚这独行侠的高风傲骨不能不令人钦佩。他能替胡先生打抱不平，多已在胡死后，这点已不容易。更难得的是，他既不掩饰事实，又能恕道处理胡先生的某些白璧微瑕。我个人已受益不浅，我在给他的信里指出胡先生新诗某些文字上的缺失，不免夸大，这固然只是友朋间的闲谈，但真有点像“诗律伤严近寡恩”了。在另一方面，我却素来不曾认为五四时代是“时无英雄，遂使孺子成名”；相反的，我尝说，五四时代产生的人才济济，比任何别的短时期可能都多些。德刚指出胡先生用“素斐”做他女儿的名字可能是纪念陈衡哲女士，这点确已补充了我之不及；至于胡先生那首诗是否也意味着陈女士在内，我看不能无疑，如是这样，他恐怕就更不合情理了。德刚对这点似乎有进一步“求证”的必要。

我在前面已说过，胡适之先生一生牵惹的问题与瓜葛已非常多，而德刚对他的娓娓描述和检讨，不能不更多面和更复杂。胡适已经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箭垛式人物，德刚现在真实地把他画得多彩多姿，人们也许更会把他当成活箭垛了。如果我这里再提出一些与胡适有关的问题来讨论，那这篇“短序”的短序可能也要变成专书，岂不又要德刚来替我写序？想来想去，时不我与，这种序还是让读者诸君来写了，这也正如胡先生所说的，要年轻的一代来检讨批判吧。我想这也正是唐德刚教授写作的初意，我便带着这个期望，把这津津有味的好书郑重推荐给读者。  1978年7月于美国威斯康星陌地生之弃园

胡适已经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箭垛式人物，德刚现在真实地把他画得多彩多姿……我想这也正是唐德刚教授写作的初意，我便带着这个期望，把这津津有味的好书郑重推荐给读者。

——周策纵

数月前初读这一章，我对德刚兄的胸襟见识，更加由衷地钦佩。胡太太称许德刚为胡老师“最好的好后学”，一点也没有说错。

——夏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