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内地第一本论述美国国会与媒体关系的学术专著。作者用政治传播的视角，把美国国会与媒体的关系放在美国宪政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国会与媒体的互动关系，揭示了美国国会与媒体互动背后的制度动因。

当今美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和运作对美国国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国会又是如何影响媒体的？两者又是如何互动的呢？本书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切入，在美国宪政体制的框架下，从国会立法、国会决策、国会形象、国会选举、利益集团、政治危机和国会电视台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国会与媒体的互动关系，并探讨了国会媒体互动背后的制度动因。

目 录

序一: 勇敢的探究 秦绍德/1

序二: 沉敛大气的学术青年 孙 哲/1

前言

第一部分 概述: 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国会与大众传媒关系

第一章 美国政治制度与大众传媒/3

第一节 美国政治与大众传媒关系概况/4

一、 美国政治与大众传媒关系的演变过程/4

二、对美国政治与大众传媒关系演变过程的思考/10

三、政治传播: 美国政治与传播关系的研究概览/12

第二节 美国宪政体制中的国会与大众传媒/25

一、 美国宪法: 分权的制度保证/25

二、 美国宪政体制中的美国国会/33

三、第四权的兴起: 美国大众传媒的相对自由和制度空间/37

第三节 冲突与合作: 美国国会与大众传媒互动关系的多维视角/50

一、立法者的权威: 美国国会对大众传媒的限制和管理/51

二、第四权的聚焦点: 大众传媒对国会的监督/52

三、代议平台的搭建: 国会选举制度与大众传媒/54

四、驴象之争的工具: 国会两党制与大众传媒/55

小结/57

第二章 看得见的手: 美国国会对大众传媒发展的影响/59

第一节 立法中的新闻自由: 美国国会对大众传媒权益的调节/60

一、 风雨飘摇中的媒体: 国土安全与新闻自由/60

二、 “拉开政府的抽屉”: 媒体与政府信息公开化/64

三、 国会对于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67

第二节 为与不为: 美国国会对大众传媒的间接管理/70

一、 调节媒体的机器: 联邦通讯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71

二、 公众外交中的美国秀: 国会对美国新闻署的影响/75

第三节 垄断与反垄断的变奏曲: 美国国会对大众传媒产业的影响/78

一、 电子媒体发展之初的立法规范/78

二、 垄断与反垄断的较量/80

三、 合并潮流不可阻挡/84

个案分析: 联邦通讯委员会———国会调节媒体市场的杠杆/90

一、 国会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权限设置/92

二、 国会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影响/95

三、 联邦通讯委员会与大众传媒行业的互动/98

小结/105

第二部分 专题研究: 美国国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第三章 决策民主: 大众传媒与国会决策/110

第一节 美国国会决策/110

一、 立法透明化: 走向公众的国会决策机制/110

二、 国会的政策议程对大众传媒的影响/113

第二节 外圈的权力: 大众传媒对国会决策的影响/119

一、 触发机制中的议程设置效果/120

二、 大众传媒对价值观念的强化/131

第三节 在说客和议员之间: 利益集团、大众传媒与美国国会决策/135

一、 利益集团与美国国会决策/135

二、 引导舆论: 利益集团利用媒体向国会决策施加影响/138

个案分析:利益集团在美国国会讨论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时的媒体策略/144

小结/148

第四章 聚光灯下的国会: 大众传媒对国会形象塑造/149

第一节 民意的阐发: 大众传媒与民意/150

一、 民意的定义、特征和整合/152

二、 反映还是引导: 大众传媒对于民意的影响/152

第二节 给国会画像: 民意测验中的美国国会/157

一、舆论的风向标: 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民意测验/158

二、民意测验中的美国国会/162

第三节 启迪民意: 大众传媒对国会形象的塑造/168

一、 刻板印象: 国会的媒体形象/169

二、 影响媒体国会形象的因素/175

三、 扮靓自己: 国会议员的媒体形象策略/183

四、 国会公众形象的改变/187

小结/188

第五章 代言人是如何产生的: 大众传媒与美国国会选举/189

第一节 美国国会选举/191

第二节 大众传媒介入国会选举/193

一、 赛马游戏: 大众传媒眼中的国会选举/194

二、 大众传媒在国会选举中的重要性/198

三、 政治报道的不变主题: 媒体介入国会选举的原因/201

四、 大众传媒对候选人的影响/203

五、 大众传媒对选民的影响/210

第三节 大众传媒: 政治广告的载体/216

一、 政治广告: 选举商品化的标志/216

二、 载舟覆舟: 负面广告的作用/221

第四节 大众传媒与国会选举的改革/225

一、 选举改革的监督者/226

二、 大众传媒本身的障碍/227

小结/230

第三部分 案例研究: 大众传媒对美国国会的报道

第六章 聚焦中国: 美国媒体对国会对华政策的报道和影响/233

第一节 美国媒体涉华报道/234

一、 人权问题/237

二、 持不同政见者/237

三、 中美冲突/239

第二节 新闻背后的故事: 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背后主导因素/241

一、 冲突、冲突、冲突: 美国媒体新闻价值观/241

二、 选择冲突的框架: 美国媒体意识形态/243

三、 金钱驱动: 美国媒体商业利益/245

第三节 媒体对于国会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246

第四节 从媒体对国会对华政策的报道看国会媒体的互动/248

一、 主流眼中的中国: 两大主流报纸的内容分析/248

二、 权力者的共舞: 国会与媒体的互动机制/264

小结/268

第七章 风雨跌宕: 大众传媒对于国会政治危机的报道/269

第一节 丑闻的滥觞: 国会丑闻的媒体报道/270

一、 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270

二、 “扒粪者”的传统/273

三、 国会议员的丑闻种类/276

四、 国会丑闻的媒体化/281

第二节 麦卡锡的阴影: 政治危机中大众传媒的角色探讨/283

一、 社会背景和舆论环境的影响/284

二、 麦卡锡的媒体策略/286

三、 媒体对麦卡锡的反攻/289

四、 麦卡锡时期媒体所扮演的角色/291

五、 麦卡锡的幽灵: 媒体报道中的冷战思维/293

第三节 政治危机中总统、国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295

一、 罗斯福新政/297

二、 水门事件/299

三、 伊朗门事件/304

四、 克林顿绯闻案/307

五、 “9·11”恐怖袭击事件/310

小结/312

第八章 把摄像机架到国会去: C SPAN的国会报道/314

第一节 C SPAN的历史/314

一、 布赖恩·拉姆: C SPAN之父/315

二、 C SPAN进入国会/317

第二节 直播国会: C SPAN的国会报道/321

一、 C SPAN的报道策略/321

二、 C SPAN的节目构成/323

三、 C SPAN的受众群/326

第三节 独树一帜的新闻观/327

一、 西方新闻理论在C SPAN上的体现/328

二、 美国新闻体制中的C SPAN/330

第四节 C SPAN与国会的互动/332

一、 议员对C SPAN的态度/336

二、放大了的社会效应: 民众对“国会症状”的异议和评判/336

小结/339

参考文献/341

后记/365

“9·1 1”恐怖袭击事件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袭击了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美国总统布什立刻采取紧急行动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9·11”以后的几个月里，布什作为战时总统，民意支持率一直高居不下，国会两党对他的种种举措也没有提出多大的异议。媒体对政府面对危机事件作出的成功对应给予了肯定。保守主义占了上风，鹰派在决策过程中逐步占到了主导地位。“9·11”以后，力量的天平开始向政府方面倾斜，美国开始转向加强社会控制和政府管理。思想上，由强调个人自由转向强调安全至上；制度上，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军队成立了北方司令部；司法方面，警察拘留嫌疑人的时间延长一倍，FBI监听私人电话的范围扩大，移民自由受到影响(美国媒体报道，美方准备驱逐数千阿拉伯人)，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17位成员就泄露机密问题接受了FBI调查。媒体对布什的报道也大都采用支持和赞赏的口吻，站在了总统和政府这一边。国会在“9·11”事件中受到了冷落，甚至有的媒体还批评国会不团结、软弱，而那段时间也被有人称为总统与国会的“蜜月期”。

然而，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到了2002年，媒体对布什的支持似乎不像上一年那样热切。随着“2001年7月，斐尼克斯城FBI特工向华盛顿总部报告，本·拉登和其他恐怖组织很可能派出恐怖分子在美国飞行学校受训”、“8月15日，被怀疑是策划“9·11”恐怖袭击一员的穆萨维因签证问题而被捕”、“8月21日，CIA提出警告：‘科尔’号军舰被炸案的两名疑犯可能进入美国”、“早在1996年，FBI就得到情报，说拉登的‘基地，组织可能会利用飞机对CIA总部或华盛顿的其他政府大楼进行自杀性袭击”等一系列内幕被媒体捅出去后，新闻界对布什和他领导的政府进行了质疑，有的甚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媒体气候”向不利于布什政府的方面转变。“9·11”后，美国媒体一直在为布什及其政府说好话，但这次事件一出，“媒体气候一天之内就变了”。不仅弗莱舍、赖斯等受到许多记者的连珠炮轰，布什也受到责难。以煽情著称的《纽约邮报》5月16日头号大标题标出：“9·11”炸弹：布什知道。媒体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开始将布什政府“9·1l”事件之前的表现与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政府的失误相提并论，而对政府有关人员的遮遮掩饰又称之为水门事件的翻版。随着事态的进展，各家媒体还会深挖猛追，布什政府面临的“新闻轰炸”只会多，不会少。

这次，国会议员与媒体的口吻出奇的一致。很多议员的质问都被媒体所转载和报道。参院民主党领袖达施勒惊问：为什么在“9·11”事件发生8个月后白宫才公布这一消息?白宫在得到安全警告后是否采取了必要的行动?众院民主党领导人格普哈特说得更明确，“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查出总统、白宫对导致‘9·11，的事由知道些什么?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应付措施是什么?”两员大将公开表态，民主党其他议员更是穷追猛打，纷纷指责政府有“失职”之嫌，要求对有关事宜展开全面调查。11月15日凌晨，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同意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来全面调查“9·11”事件，以查明安全系统漏洞，确定应由哪些部门对此负责。国会还举行听证会，迫于舆论压力，布什政府被迫承认在“9·11”事件之前曾经收到过劫机情报。这时，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媒体矛头纷纷对准布什政府，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纷纷要求布什交出“9·11”情报。而布什政府也抱怨国会由于他们的调查使得敏感情报被公开。

府院之争是美国政治不变的主题。2002年7月26日，美国众议院以295票对132票，通过了设立国土安全部的法案；至此，布什政府决定建立国土安全部的设想，在吵吵嚷嚷了近两个月后，终于艰难地向前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由于民主党人占据着参议院的多数，白宫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地在8月国会暑期休会之前通过该法案、尽快启动国土安全部，依然还是一个未知数。总统、国会和媒体这三者又在这次“9·11”质疑事件中唱了一出戏。媒体似乎一直在与总统和国会打太极拳，你推我让，我进你退，或者说，媒体为总统和国会提供一个舞台，让总统国会“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在这次“9·11”事件之中，布什政府由于在整个事件的处理中唱了主角，因此受关注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国会。

冲突(Conflict)似乎是媒体报道华盛顿政治的永恒主题。但媒体决不可能只扮演“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角色，而是积极地参与到这种政治权力的制约中去。在美国的政体中，总统与国会是一对永远的矛盾，而总统经常受到媒体与国会的一致批评。媒体引用国会议员的话来抨击总统，议员要利用媒体制造舆论，引起选民的注意，赢得连任。从以上分析的“罗斯福新政”、“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克林顿绯闻案”和“9·1l恐怖袭击事件”可以看出，媒体与总统和国会的关系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1)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比如，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社会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大萧条阶段，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媒体的整个舆论环境是反共、恐赤的。罗斯福推出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新政，自然要受到媒体的批评。这时，媒体与国会反共议员的声音是一致的。而在2001年“9·11”以后，整个国家同仇敌忾，处于一种反恐状态，媒体出奇一致地赞成布什总统的政令，在媒体上也多是同意布什政策的国会议员的声音。

(2)总统本人形象以及总统新闻策略。总统与国会不同，国会呈现在媒体上的有两个形象，一个是整个美国国会，一个是个别的议员；而美国总统则是一个单一的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形象出现在媒体里，因此总统的形象是影响媒体、总统和国会关系的重要因素。尼克松与新闻界的关系一向不好，因此，水门事件一曝光后，媒体纷纷对总统横加指责；里根是演员出身，他深谙塑造自己良好形象的重要性，他和他的助手通过塑造“里根形象”来主导总统政策议程，赢得民意支持。到了伊朗门事件，几乎没有媒体对里根政府刨根问底，火没有烧到里根或副总统布什头上。克林顿在绯闻案中善用媒体，结果尽管丑闻不断，但民意支持率却出奇地高，使国会在讨论弹劾总统时不得不考虑老百姓的意见。P.310-312

的探究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角落都能感觉到美国媒体影响的存在。美国媒体的影响，决定于美国目前在经济、政治上的强势地位。随着美国媒体的影响，美国的政治偏见和价值判断也被带到世界各地。

最使中国受众愤懑的是，美国媒体通过他们的报道、评论以及刊载的文章将发展中的中国妖魔化了。这从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被炸以及李文和案中可以明显地找到例证。“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对美国公众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和美国媒体的宣传有关。据一位学者统计，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不超过10％，而负面报道接近50％。

愤懑归愤懑，作为学者要研究的是，是什么决定了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选择和运作?美国政治体制对媒体的态度有多大影响?在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国媒体的这种影响还会持续多久?

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形容本书作者一点也不为过。探究媒体和政治体制、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不仅在政治上极为敏感，不容易把握，而且在学术上也有相当难度，要有政治学和新闻学的基础，并要将两者交叉融合，加以研究。但毫无疑义，这样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必须去做的。而我们以往做得太少，大家都小心翼翼，不愿涉及，这实在是学术的危机。今天，一位年仅25岁的硕士生不顾困难和不足，花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写了一本书。这种勇于探究的精神值得鼓励和支持。这里还有孙哲教授的功劳，他为沈国麟同学选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和具体的题目：研究美国国会和传媒的关系。当然，这也成为他的国会研究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是一个实行三权分立体制的国家。国会参众两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举足轻重。在现代美国，国会的政治运作几乎离不开媒体。如何透过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闻活动，去择寻媒体和国会的关系，评估媒体对国会的影响，就成了本书的关键。作者从制度、法律的层面，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来剖析国会和传媒的关系，应该说路径是正确的。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材料的翔殷。在中国，要写一本关于当代美国的书无疑是有困难的。在网络时代，这一困难可以相当部分地被克服了。作者不仅引用了大量历史的资料，而且运用了最新的材料，不仅有书本的，更多来自网上的，还引用了许多当事者和研究者的评论。用事实说话是新闻记者的本能，在学术著作中这同样受人欢迎，因为这毕竟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个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情境。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会和媒体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互动，叫做互相联系，还应该加上互相作用和影响。动者，运动的状态，非静止也。世界上许多相关联的事物其实都是这种关系。美国国会和媒体之间也是同样。很难想象，没有媒体的国会如何运作；同样很难想象，离开国会，媒体的报道会黯然失色到什么程度。从互动的角度研究事物，容易获得科学的结论。

一本30万字的著作，从动手到成书，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这不能不令人惊叹青年的敏捷和精力。自然，对大量资料来不及消化咀嚼，罗列多于分析，对一些重大问题还缺少精当的分析，这也是本书难以避免的弱点，这是不能苛求的。

我们期望沈国麟同学经过博士生阶段的深造，有更多的作品问世。我们更期望在新闻学和政治学的交叉领域里有更多新的研究成果。

写了30多万字的美国，快要掩卷搁笔时，不禁脑海中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些问题：美国到底在哪里?在太平洋彼岸那片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CNN 24小时五彩缤纷的画面里?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纽约港迎风挺立的自由女神像，还是波斯湾雄赳赳气昂昂的美国大兵?美国人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民族特性?

萨义德(Said)在《东方学》开卷就写道：“……他们有着我称之为东方学(Orientalism)的悠久传统，这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然而，这些东方形象并非都出自想象。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在萨义德那里，古老的东方对于西方来说，是一门被客体化了的学问，东方学是西方殖民思想和话语系统里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做一个换位思考，美国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何尝不是这样?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她有着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体系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她可以绕开联合国、不顾全世界反战的声音，开着飞机、大炮，奔赴万里之外，把一个国家炸得魂飞魄散——这就是美国，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美国的研究林林总总，俨然已经成为一门学问——美国学。20多年来，美国学已经成为我们改革开放寻求富强之路的内在组成部分。当麦当劳、肯德基开遍大街小巷的时候，我们以为这就是正宗的西餐；当美国大片在我们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时候，我们心甘情愿地掏出大把的金钱和付出了大量的眼泪，模仿着好莱坞的文化噱头和生活方式；当硅谷制造出一个个新经济神话时，我们以为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但当美国导弹把我们的使馆炸成断垣残壁时，我们又高呼“中国可以说不”；我们的莘莘学子前仆后继，跨过“GRE”、“TOEFL”一道道英语的考试关卡，为的就是登上那所谓的“自由圣地”。就如同王铭铭在《想象的异邦》中所说的那样：“西方人类学者进行非西方社会文化的讨论，其所在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场合对他们的思维、辩证、引据各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不可能作为纯粹的个人，从个人的兴趣出发对‘非西方’进行评论，他们只能作为西方文化的代理人来‘认识非西方，，其思维及艺术创作成果，是东西方关系中西方的形象与非西方的形象的对照。”反过来说，我们谈论美国，无不是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出发的，而且或多或少带上了“想象的异邦”的成分。美国被我们对象化和客体化了，我们对美国寄托了太多的爱和恨，原因是我们对这个古老而又苦难的民族寄托了太多的情感和期望。

有调查表明，中国人对美国人的认识大大超过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一方面，当今世界发达的传媒为身处美国之外的我们勾画了一幅幅美利坚图画；另一方面，美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数量的下降以及美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也使美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变得越来越狭隘。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美国媒体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又成了让我们既爱又恨的角色。迄今为止，对于美国媒体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美国媒体遵循客观报道的原则，代表着西方世界的民主自由，美国媒体的运作方式、新闻理念应该成为我们效法的理想模式；另一种则认为美国媒体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与资产阶级政党沆瀣一气，对人民进行思想禁锢和文化统治。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反映了一个弱势文化对于一个强势文化的心态。不是最好的，就是最差的。有时候，最好和最差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非此即彼，此与彼是一体的，一个极端只要跨上一小步就到达了另一个极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了这种非此即彼的心态和逻辑，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美国的大众传媒与美国国会之间的关系。

“妖魔化”是写作这本书时想避也避不开的词。自从1995年以来，李希光先生与他所创造的“妖魔化”一词在中国走过了八年崎岖不平的道路。“妖魔化”从被认知、到被引用再到被讨论，有的人对它大加赞扬，有的人对它则大加批判，让我深深感到概念的强大力量。特别是在中国，一个概念甚至可以掀起一场社会变革。“立名为教，名可杀人”，“一个名词，一种思想，一出色就胜利，一胜利就普及，一普及就通俗，一通俗就简单化，然后是粗鄙化教条化”，如今，“妖魔化”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用一个概念去概括所有的现象显然是片面。我们在对待“妖魔化”这个概念的时候是否应该摈弃简单两分法的思维方式，我们在观察美国媒体时是否应该多一份冷静和客观呢?

在快要结束本书的写作时，我忽然发现自己掉进了所谓“黑格尔的黑洞”里。我在写作时，似乎想毕其功于一役，通过30万字说清楚现象与现象之间的联系。似乎美国政治中媒体与国会之间发生的联系都是有必然规律在支配着，就如同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历史的发展是按照绝对真理展开的必然。但我终究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发展并不是按照一个绝对的规律在运行着。历史的发展充斥着偶然，我们不能忽略人的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华盛顿邮报》女总裁格雷厄姆对追查水门事件的支持，尼克松也许还在“沉默的大多数”面前体面地结束总统生涯；如果没有阿道夫·S·奥克斯，今天也许就不会有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本书只不过是揭示了现象与现象之间的部分联系，那些偶然性就留待其他作者来探讨了。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政治实践中孕育着更多的复杂性，并不是语言所能概括得了的。然而，语言的悖论并没有阻止我们对于真理世界的探索。正如黑格尔在柏林大学授课前向听众所做的《开讲辞》中所说的那样：“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那隐闭着的宇宙并没有力量足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也许我目前所做的只能是利用现有的条件对于客观世界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解释，并且这种探索肯定是不全面的。但是，绝对真理也许就存在于众多相对真理之间。这本书权当是我精神上的一次探索吧。

我相信，许多年以后，当我蓦然回首时，使我幸福的不是在物质上享受了什么，而是在精神上战胜了什么。这种信念使我能够在2002年和2003年的夏天顶着酷暑，写作这本书。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来源于我阅读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时看到的那句话：“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这些年来，我正是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理想来时时刻刻鞭策自己。“烦恼即菩提”，莲花并非长在高山之上，而是生在淤泥之中。只有在世事人情中不断磨练自己，才能到达精神的彼岸。

写书出版是我儿时的梦想，读博士期间就能实现它，实在觉得幸运之至。在此，我要向那些关怀爱护我的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祖母，叩谢她18年养育之恩。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堂的话，她一定在那里保佑她在人间的孙儿实现他的理想。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和叔叔。使我感动的是，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家人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感谢曹蕴为我做的一切，让我坚信爱的力量。

感谢秦绍德老师在百忙之中为我作序，这份舐犊之情学生心领了。感谢孙哲、倪剑夫妇。孙哲老师为我树立了追求的标准，手把手地帮我调整本书的框架，而倪剑师姐总是能够在我意志消沉的时候鼓励我，赶着我往前走。

感谢七年来复旦大学所有的老师对我的培养。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张国良老师，他对于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为人处世的言传身教时刻鞭策着我不断完善自己。感谢党委副书记燕爽老师，前新闻学院院长黄芝晓老师，党总支书记萧思健老师、陈桂兰老师、陆晔老师、胡军老师这些年来对我的教诲和培养。也感谢哲学系的俞吾金老师、王德峰老师、张汝伦老师，历史系的顾晓鸣老师，中文系的骆玉明老师，这些老师虽然没有在新闻专业上给我什么指导，但他们在其他学科上对我的启发是本书写作思想的源泉。

香港城市大学的祝建华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潘忠党教授、香港浸会大学的郭忠实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赵可金博士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庄洁对本书的撰写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章永宏先生对本书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使得本书最终能够面世。

2003年9月

于若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