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德（J.O.P.Bland），英国著名作家、记者，一生与中国结下不解情缘，在中国生活长达40年之久，曾在海关、上海租界议会担任要职，对中国政情十分熟悉。布兰德一直关注着李鸿章，1900年作为《泰晤士报》记者对其进行深度采访。
著有《李鸿章传》《皇太后治下的中国》《北京宫廷年鉴及回忆录》等影响深远的作品。

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慈禧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
之遇。
——梁启超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
阻，尤所不辞。
——孙中山
像其生前一样，他死在了战争最前线，身着沉重
甲胄，不屈不挠、永不气馁。
——布兰德

第一章 引言——初绽头角的李鸿章和当时的中国
第二章 早年生活和李氏家族
第三章 宦海沉浮
第四章 外交家李鸿章：与法、日两国的关系
第五章 外交风云——与俄国的关系、周游列国、庚子议和
第六章 李鸿章担任海陆两军总管
第七章 李鸿章的政治生涯
第八章 人物方程式

第一章 引言——初绽头角的李鸿章和当时的中国
1850年后，一系列变革改变了中国人的结构与行为——身为这其中许多变革的实际发起人，李鸿章无疑可跻身19世纪缔造者之列。但正如赫伯特·斯宾塞在其对“伟人”这一历史概念的批判性分析当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须时刻牢记，作为所有前尘往事的产物，“伟人”必须与孕育伟人的社会中所有其他现象放在一起考量。作为整个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伟人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一切一起，都是各方力量多年合力作用之下形成的结果。
李鸿章堪称中国现代伟人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想要对其事业有一个公正的评判，我们应当从这一角度研究其起步，并对李当时所处环境的主要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进行仔细探究。
因此，在记述李鸿章毕生事业及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之前，最好能对其政治生涯起步之初中国的总体环境，特别是欧洲物质文明带来的强大冲击进行一个大致的回顾。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武力镇压，这是李鸿章辉煌的政治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开始。彼时，西方军队和商人对中国一直引以为豪的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状态进行入侵的现象已成常态，显然，这注定导致了中国人心态和习惯的重大变化。新力量如此猛烈地冲击着这个天性抗拒变化的民族，这令改变的进程注定艰辛，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带来了很大风险。李鸿章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立刻就意识到新力量的强大，并意识到需要对中国古老的教育和行政体系进行锐意变革，以适应这些全新的力量（当时的日本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官员都没有想到的。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和自己自足，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治国之道的原则和传统在维持本国这种基于道德力量基础之上的独裁体系，以及以单一延续性为特点的文明形态是非常行之有效的。而李鸿章之所以伟大，同时也是他政绩辉煌的漫长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基调便是——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在西方世界的蒸汽机和先进的军事科学的急速碾压之下，中国许多古老的传统都将被抛弃在容纳无用或过时之物的废弃场中。而李鸿章试图带领国人早日认识这一事实，并尽可能把环境急速变革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的努力注定会失败——这并不仅仅因为中国人从本质上无法应对快速变革，更是因为，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李鸿章自己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满清官吏。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颇具野心又贪图钱财，他的许多功绩因此而蒙尘，效用也受到损害；就连其最具进步性的追求，也常常因他身上儒士与生俱来的偏见而大打折扣。依其所见，他就是光明的象征，周围深邃的黑暗把他的光辉衬托得尤为明亮——他满怀勇气，忠心爱国，身心活力异常，潜力无限；且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均展现出许多可贵的品质。但归根结底，李鸿章从本质上仍然是所有前尘往事的自然产物，他身上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的所有品质与缺点恰恰是其所处时代的体现和缩影。
让我们来简单看一看李鸿章初人政坛时中国社会的大体环境。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取得重大进展——后来，正是通过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李鸿章首得慈禧青睐，在同僚中亦赢得口碑。李鸿章时年28岁，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殿试并迅速跻身学者济济的翰林之列。当时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横扫清廷13年，波及9个省份，1亿人口因此而丧生。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周期性重复发作的破坏性变革正是中国社会体系之下的经济状况引发的必然结果。正如笔者在其他作品中曾指出的：
回顾唐末以后（大致与西方诺曼征服同一时期）的中国历史我们便会发现，历史总在一次次重演——暴力抗争，伴随大规模杀戮的“气数已尽”王朝的覆灭，动乱和修养生息的不断交替进行。在这样一个不断向人们灌输消极抵抗的思想，无节制生育观念如宗教般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一切都有节奏地发生着，一切都那么有迹可循。这里的经济压力是欧洲人从未经历过的——偶尔能从压力中喘口气来，也是以导致人口锐减的激烈的社会巨变为代价的。在世人的记忆中，这一切都曾被目睹——用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太平天国以及西北回民反清运动中沦为荒芜之地的省份所流失的人口被周边省份的人口填补了起来，但到了下一代，这些地方又再次被饥荒的阴云所笼罩。
P4-7

李鸿章是中国自有外交以来，最有手腕的外交家之一，四十载宦海沉浮，五十载晚清动荡，他到底是时代的英雄，还是历史的罪人？
李鸿章同时代亲历者、英国著名记者布兰德亲自采访，还原真实的李鸿章，再现晚清跌宕时局。
本书深度揭示李鸿章的智谋与性情，为官从政、为人处世的必读之书。

英国下议院的大厅上演了许多激动人心的仪式，如议
长先生在权杖的引导下，在牧师、秘书的陪同下进行每日
列队巡视；还有定期出现在国会开幕仪式上的黑杖侍卫，
他用手杖敲击三下庄严紧闭的下议院大门，以此召集下议
院议员来上议院开会。然而我所见过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
场景，发生在数十年前的一个夏日午后。正当我准备离开
议院，我被叫去面见李鸿章，他刚进来准备去听一场辩论
。他是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陌生人，却光彩夺目。他身材
颀长，表情和善，身着蓝色长袍，步态举止高贵大方，嘴
角挂着礼貌的微笑，表明他对见到的一切都很欣赏。就其
外貌特征而言，很难想象这一代人或上一代人中谁能够亲
近李鸿章，并不是因为他给人以功勋卓著或位高权重的印
象，而是因为他的风采中散发出高贵的人品，在凡夫俗子
看来，他近乎神仙一般自信超然，同时又是深谙世故的谦
谦君子。
李鸿章在这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对于他神秘的
祖国来说，这是超凡脱俗的特点。当我们还是用菘蓝涂抹
战士身体的蛮荒人，中国人已经处于文明社会，某些方面
甚至在今天也超越了我们的文明。随着他们经历政治上的
兴衰变迁，中国人孕育出一种高标准的文化，一种对于其
他地域的优越感，一种不为自身或其他国际政治利益所扰
乱的人格尊严。毫无疑问，这些特点源于他们的闭关自守
。正如1715年陪同彼得大帝的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约翰·
贝尔先生在其报告中所说：
“中华帝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其所
处位置气候宜人，有益健康，东南两面环海，西北两面高
山耸立、群山环绕，著名的长城就蜿蜒建在山上，形成另
一道屏障。然而在我看来，帝国能够抵御外来侵略除了前
面提到的，更大的保障来自向西绵延百里的沙漠……南边
与东边的海洋是开放的，中国可能在那边遭受攻击；但我
相信，没有哪位君主会理所当然地打破本国人民和强大的
中国人民的安宁，因为后者愿与邻邦和平共处，对其属地
也心满意足。”
约翰·贝尔的预言持续了一百年，接着就如同他推测
的那样，南部和东部开放的海域遭到了袭击。19世纪的历
史之所以关注李鸿章，是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位名副其实的
政治家，奉命去处理祖国古老体制遭遇的危机。由于其出
身、教育和天性的缘故，李鸿章自然地沿袭了蔑视外族的
民族传统，但他仍是中国人中第一个认识到“洋鬼子”不
可忽视，“洋鬼子”已经到来而且将会卷人中国政治。布
兰德先生的著作说得很明白，李鸿章有许多严重的缺陷，
这对于一个主要兴趣不在政治方面的民族而言是自然而然
的。但是，论及灵巧娴熟地引领国人进入无法避免的国际
政治舞台，无人能出其右。尽管他有缺陷，但无可厚非他
为自己和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席之地，重要性远远大于
其本身。简而言之，李鸿章为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一种
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贝斯尔·威廉姆斯1917年3月于切尔西

本书作者布兰德是与李鸿章同时代的英国作家、记者，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曾在海关、上海租界议会担任要职，对中国政情十分熟悉。他一直关注着李鸿章，于1900年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对其进行深度采访，为李鸿章的智慧、刚毅所吸引，决定为他立传。
布兰德历时17年，专访朝廷要员及李鸿章家人，查阅李鸿章的奏稿、书信以及欧洲观察家和清代史学家的记录。布兰德既有伟大新闻人独立自主的一面，同时也有理性敏锐的判断。他站在独特的立场，多方位、多视角地解析了这位中国晚清巨擘的一生，也带着读者重温晚清四十年的跌宕历史。
本书具有无与伦比的真实性和收藏性，李鸿章给后人留下的教训与意义，实在值得从布兰德的这部著作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