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由胡卓然著：

1.解密历史、澄清历史、还原历史。

2.与萨苏唱和的抗战文章，首次结集出版。

1932年，中共对日作战的第一击，发生在何地？战果又如何？

日军传说八路军有日本军官当指挥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日军记录了八路军使用的“诸葛孔明创立的战术”，是哪一种战术？

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的战绩，为何比教科书里的记叙更辉煌？

日军军史上记载的“新四军美女特工”，究竟会是哪一位女英雄？

东北抗日联军在1935年就设计过“五星红旗”，样式是怎么样的？

《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作者胡卓然以近年来发掘的稀有中日史料和国内抗战史料为切入口，借助中日史料互证互照、敌我亲历者的回忆录，图文并茂，重新解读那些代代传颂的有关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民兵的敌后斗争传奇。《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以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展示一个个“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战斗，以中日双方的战史记录，讲述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敌后战场史诗。

红色经典考证

 壹 红色第一击：中共第一次直接抗日作战的战绩

 贰 最红的一首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

 叁 “五星遍地红”：抗联设计的国旗是一种“五星红旗”

 肆 中日史料对照下的抗日游击战战法

一、战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地雷战里的“拉雷手”

二、出现到敌人背后的打法：作为“反包围”战术的地道战

三、可以变成大鹏鸟的麻雀：鲜为人知的“麻雀战”细节

 伍 “诸葛孔明创立的战术”：仅次于麻雀战术的吸弹巢战术

 陆 敌寇也承认的抗日铁军：管窥日伪历史记录里的新四军

 柒 一个被低估的战果：黄土岭之战击毙的阿部规秀

 捌 日军记载下的共产党人就义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

 玖 尘封的传奇：八路军化装成日本宪兵奇袭日军

 拾 独闯敌炮楼的巾帼英雄：日军记载的“新四军美女特工”

 拾壹 被生擒的“武士道”信徒：抗战里的敌后战场俘虏日军情况

传奇战例再现

 壹 松花江上是战场：赵尚志曾率部纵横于江面之上/

 贰 关外关内齐杀敌：八年全面抗战里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佐官

 叁 硬碰硬：考证中国“雷锤子”砸碎日本“唐锤子”的战斗

 肆 雪原铭捷报：中日史料对照下的抗联“上街基战斗”

 伍 燕赵风雷：日军一个曹长的14次战斗记录

一、中日史料对照下的冀东大暴动战斗

二、中日史料对照下的大龙华歼灭战

 陆 日军眼里的“围点打援”：八路军就是这么打仗的

 柒 拔鬼子炮楼的三件宝：民兵用镐头、菜刀、斧头战斗的故事

 捌 迫击炮历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八路军发明的平射迫击炮

 玖 独炮亦能震平原：拔炮楼的八路军炮兵

 拾 呼唤侵略者的觉醒：胶东水道战斗中“日本八路”的喊话

 拾壹 会说英语的新四军：敌后一次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行动

军史疑谜求真

 壹 光复名镇：八路军一度收复阳明堡古镇之谜

 贰 永不磨灭的番号：抗联军旗记载的一支部队番号之谜

 叁 首斩敌将：抗日战争里第一次击毙日军现职将官之谜

 肆 似是而非的日军情报：日军记录下若干八路军“番号”之谜

 伍 真假“日本八路”：日军的传说中八路军里有日本军官之谜

 陆 荒谬的行动：驻山西的日军带照片寻找中共领袖之谜

 柒 冀中英魂：日军照片中的中国无名烈士之谜

 捌 齐鲁精骑：日军记录下的山东八路军骑兵之谜

感谢萨苏先生(代后记)

肆 中日史料对照下的抗日游击战战法

在各种革命史教材中，地雷战、地道战和麻雀战这三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词语，也常常是作为敌后游击战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并列被提起。例如：

根据地军民针对日寇的“扫荡”，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形式，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中国革命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在根据地，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采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方式，进行人民战争。

(《中国革命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

那么，关于这三种游击战著名战法，在日本军队士兵的记载里是否又有我们不熟悉的内容呢？下面通过中日史料的对照，展现地雷战、地道战和麻雀战鲜为人知的背景和细节。

一、战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地雷战里的“拉雷手”

近年来，网络上常常出现关于抗战中著名的“地雷战”究竟有没有效果的怀疑。有人认为地雷是一种“无选择性的杀伤性武器”，“不会长着只认鬼子的眼睛”， 又怎么会在战斗里面有很高的命中率，可以给予日伪军沉重的打击呢？

为了给这样的疑惑一个圆满的解答，让我们先从当年民兵队长宋芹玉给伪军上的一堂“地雷课”战例开始说起吧——

1943年8月的一天，21岁的邢东县民兵联防大队大队长宋芹玉，俘获了当地伪治安军司令部的上尉副官纪守章。这个伪军军官是到有一小队伪军驻扎的黑山村碉堡，宣布其队长晋升军衔的。

宋芹玉换上了纪守章的军装，带上有关证件文书，骑马来到黑山村碉堡——当然，他没有忘记带上一颗“拉发地雷”和足够长的拉绳。

宋芹玉把这个小队的二十多个伪军官兵都召集到了碉堡的门口，装模作样宣读了晋衔的文书，然后又跟伪军们说：“我还带来一个八路军的地雷，大家不要害怕，这里头的炸药已经取出了。作战处让我带来给弟兄们看看，教你们学一学排除的方法。”

宋芹玉给围在了一起“认真听讲”的伪军官兵们上起了课。他先介绍了如何把拉绳挂在引信上，又弯下腰一边朝碉堡的大门移动，一边把手中的拉绳慢慢放到地面上，跟站在他身后的伪军们介绍说，短一些可以作绊发地雷的绊索，延长些绳子则就是拉发地雷了。

伪军们刚知道了这样是拉发地雷，宋芹玉已一个箭步跳进碉堡门内，躲到墙壁后面的同时，把拉绳猛一拽。只听“轰隆”一声响，二十多个伪军只剩下三个受伤的还有一口气了。

伪军们被一举歼灭了。他们余下的二十多条步枪，被宋芹玉一个人都给带走了。宋芹玉把步枪捆了两捆放在马鞍上，烧毁了碉堡之后，带着胜利的喜悦驰马凯旋。

这就是青年英雄宋芹玉“单雷取堡”的故事(见时任邢东县武委会主任王元明的回忆)。

通过这个战例我们可以知道，作为一种和日本侵略军战斗的有力武器，地雷很多情况下也是“长着”眼睛的。这一双眼睛来自于控制地雷的我军战士。

著名的抗战影片《地雷战》一开始，是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背着两颗地雷出场。从“埋地雷学习班”归来的赵虎，携带的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拉发地雷，另有个称呼是“操纵地雷”。这种地雷是依靠绳索操纵的，战斗中由我军的战士来拉响。

影片开头的部分，赵虎看到来“扫荡”的日军靠近了，他立即把地雷藏到了日军士兵即将经过的地方，又把拉绳挂在地雷引信上，再隐蔽到旁边的树丛之中。待日军走过了地雷的位置时，赵虎拽了一下拉绳，地雷就在毫无防备的日军士兵的背后给拉响了。

大家印象之中的地雷，多是埋下去就没法管的“踏发(压发)地雷”(也被称为是“非操纵地雷”)。这一种地雷的命中率，肯定不如有专人控制的“拉发地雷”。《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关于“地雷战”的理论文章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压发地雷“命中率较差”。虽然这一篇文章也说了“事先经过对敌情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机动灵活地进行埋设，命中率还可以提高些”。但是，在日伪军大兵压境、疯狂扫荡的情况下，对于敌人的情况“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明显是极其困难的。那么，给予日伪军沉重打击，就常常必须依靠有战士控制的、“优点是命中率高”的拉发地雷了。

而且压发地雷缺点不止于此，杨成武将军回忆地雷战时曾说：

没有看雷的(即使用没有控制的压发地雷)，效果小，不及时，甚至炸到老百姓和自己人。就是打垮了敌人，我们自己不敢硬扑穷追，怕炸伤自己。

这样的背景下，地雷战中布置专门的战士“在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控制地雷，几乎在敌人眼皮底下拉响地雷(杨成武将军也回忆“线长拉不动雷”)，就是我军必须采用的一种地雷战战法了。

负责控制拉发地雷的我军的战士或民兵们，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拉雷手”。他们“监视日军的行进。只有当地雷可以造成最好的杀伤效果时”，猛地一拉地雷的雷绳……这样近距离拉响地雷的战法，类似拉响手榴弹伏击敌人，但是却比用手榴弹伏击效果更好。“拉雷手”可以等日伪军走到地雷的旁边再拉雷绳，投掷手榴弹却难有这样的准头。如果也埋伏在“仅仅十几米远”的距离投掷手榴弹，大幅度抬起身体、挥动手臂的动作，显然会提前暴露自己——“拉雷手”却可以在完全隐蔽的情况下，用极小的动作拉动地雷的雷绳，从而在日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让地雷在日军的身边“开花”。

日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第十二独立警备队的卫生曹长桑岛节郎，在其战时回忆录《华北战纪》(日本图书出版社，1978年)里，叙述了日军遭遇到的“拉发地雷”战术：

这一战术的作战模式大致是这样的：夜间，日军的讨伐队从宿营地出发开始行动被发现时，八路军的两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会先行赶到日军进发的前方线路上等待机会。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并盖上伪装网，布置拉火索。他们的目标通常选择骑马的日军军官，为了达到一击必杀的期望，他们借助遮蔽物在不过十米远的地方隐蔽。

他们会在目标踏上地雷的一瞬间拉动雷绳，并在爆发的同时一跃而起，如脱兔一般逃走。由于他们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们实在并非易事。但是，这种任务，显然如果不是特别敏捷和矫健的人也无法完成。

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 Forman)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华走访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Report From Red China)这本书里就曾记叙了他获悉的拉发地雷的情况，甚至称之为“一种美妙的艺术”：

在某些地区，地雷战已发展成了一种美妙的艺术。沿公路的战略据点附近都有地雷区。每个地雷都用绳子作导火线，通向砖砌的地下保护管，连在一个简陋的“开关”上。这个“开关”或在农民家中，或在附近的岗哨。当敌人纵队踏进地雷区时，放哨的人就轻轻地拨动“开关”上的引线……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里还记载了福尔曼了解的一位地雷战英雄的事迹：

在晋察冀边区，最著名的地雷能手是一个叫李勇的年轻人。

李勇是华北地雷战的天才。他只不过20来岁，还是一个青年人，但他对地雷战颇有经验。去年冬天，日本进攻北岳区。在3个月的“扫荡”中，李勇指挥他的小队击毙和杀伤了364个日本鬼子和伪军，破坏了5辆军车。  这一位来自于美国的记者朋友，也是中国敌后军民使用拉发地雷打击日本侵略军的“证人”之一。

那么，日军走进雷区，遭遇地雷的袭击后，残敌是否会反击我军的“拉雷手”呢？

不少介绍地雷战的的文章，都说日伪军遇袭后都是一片惊慌，顾不上追射“拉雷手”。我军的“拉雷手”可以从从容容撤离，乃至继续打击敌人——有一本《地雷战》中有这样的描写：

当敌人进入雷区后，只见那个同志用力一拉，“轰！轰！”两声巨响将两个伪军掀到了半空，其余的日伪军吓得趴到了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了。直到硝烟散去好一会儿，惊魂未定的敌人才慌忙从地上爬起来……

训练有素的日军，当然不可能是全部都这么反应迟钝，也不会都这么愚蠢无能。

从当时来自于敌后战场一线的记述来看，日军遭遇地雷袭击后，会迅速组织疯狂的反击。

在《胶东抗大》(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烟台联络组编)一书中，当年胶东抗大地雷组战士马保军的回忆文章，记叙了山东战场的一次“地雷战”：

1942年冬，日军扫荡山东省胶东地区的牙山一带，我军胶东抗大地雷组两名战士林军、李仁，在一个山口控制地雷袭击了一股日军(注：这股日军是参与合围马石山后返回的。可以说这次地雷袭击，也是为著名的马石山勇士们报仇)。

林军、李仁先是在距离地雷50米远的地方控制拉火装置。但是日军尖兵部队进入雷区后，拉雷却失败了——在较远的地方控制地雷果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日军的尖兵部队过去后，林军、李仁检修了地雷，改用约30米长的麻绳当雷绳——雷绳长30米，在山区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控制拉火装置的战士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

一刻钟之后，他们用地雷成功消灭了后面骑马的两名日军军官。大队敌人反应过来之后，随即“用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一齐向地雷组隐蔽处的小山以及西侧后边两个山岗约400米的范围内，猛烈地射击了约一个小时”

在日军的疯狂扫射下，文章用较为轻松的一句话叙述了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脱险——“林军、李仁两同志只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脱离了敌火力网，转移至西北山岗”。

“只用了20分钟左右”——其实应当这么说，仅仅约“400米的范围”，脱险就用了20分钟！在日军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的火力网之下，这20分钟的脱险经历中有多少枪林弹雨和惊心动魄；能够冲出火力网又必须得有怎样的速度和敏捷啊。这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无疑就是日军老兵桑岛节郎眼中那样“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战士”。

翻开尘封的史料可以看得到，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中，“拉雷手”会“遭到未死伤日军的追射”，确实“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

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战场三记》一文中，记述了1944年底在山西省临南县(今合并进山西临县)听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主任介绍的地雷战情况：

中雷的敌人，常常不一定全部炸死。未死的敌人疯狂地报复。他们搜索两边的山坡，如果发现了拉雷的民兵，一定穷追。拉雷的民兵牺牲了很多。

山东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朱则民在《一九四五年山东人民武装工作汇报》中提到：日军把“用骑兵追捕民兵拉雷手”作为应付地雷战的办法，胶东西海民兵曾经“被敌骑兵追得吐血”。

可见，即使是“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我军战士，单单依赖一跃而起后“飞快地奔跑”，在日军专门准备好反击“拉雷手”的骑兵追射之下，也显然是常常难以脱险。

地雷战辉煌的战绩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英雄壮歌。  当然，“拉雷手”不是只依靠“勇敢和矫健”脱险的，还依靠适当的战术：事先布置好战斗组、狙击组，配合、掩护“拉雷手”撤退；在“拉雷手”往后跑的路上再预先埋好“压发地雷”，以阻击追赶而来的日军——这都是常用的办法。

我军甚至采用“拉雷掩护拉雷”的战术：

埋在路上的头一个地雷拉响了以后，敌人搜山，民兵就跑。敌人看见民兵只有一个人，拼命地追赶。于是往往中了第二个拉雷。原来在民兵准备逃走的路上，预先埋了第二个拉雷，敌人追来时，管理第二个拉雷的民兵把导线拉了……

在这样连环使用拉雷的战术打击之下，“敌人碰见了地雷，残敌只有慌忙逃进据点之一法”。(见周立波《战场三记》)

按照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在冀中平原，我军的战术更到了精妙的程度——把地雷战、地道战充分结合——地道的洞口附近埋下“拉发地雷”，在敌人靠近洞口时拉响地雷。这样又袭击了敌人、又封闭了这个地道道口，“拉雷手”从另一个地道洞口转移，使得敌人无可奈何。

战士的勇敢和矫健，加上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得来的战术，这是地雷战取得胜利的法宝。绝大部分的“拉雷手”(无论是八路军官兵还是地方的民兵)，在战争来临之际还都只是普通的农民。正是“坚决消灭侵略者，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豪情壮志，使他们成为了敢于“在日军眼皮底下拉响地雷”的矫健战士；使他们也能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制定出新的战术和训练有素的侵略军继续周旋——我想，这就是彪炳史册的“地雷战”，在抗日战争时期可以打出一个“小河边，大路旁，用地雷筑起万里屏障；山沟里，山顶上，用地雷筑起铁壁铜墙”(电影《地雷战》主题歌)，让日本侵略军“寸步难行、无法躲藏”的原因吧。

P21-31

序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盛鸿

青年学者胡卓然给我寄来了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敌后传奇》的书稿，我阅读以后，是吃惊，是由衷地兴奋。

我吃惊的是这位年轻的学者在最近短短的时期内，连续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抗战史和近现代史事新发现的文章，又有多个历史研究的成果得到几十家媒体报道，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与好评的同时，他居然又推出了这本很有创意、很有分量的军事纪实作品，将我们带到那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以生动的文字、独特的视角、丝丝入扣的考证，重新审视和细致研究了抗战史特别是敌后战场的许多重要的史事和细节，澄清了当下对于敌后抗战的多种怀疑。他的杰出的研究才能和写作才能，他的不凡的成绩，令我吃惊。

我由衷兴奋的是，我对这位年轻学者的判断和期许没有错，他可贵的爱国热情、对历史研究的热爱、刻苦与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再次得到了体现。我曾指出的，他辛勤的钻研必将结出丰硕的成果，开拓出广阔的研究前景，再次得到了证明。

说起来，我与胡卓然应算是忘年交。我年长他许多岁，两人所学专业也不同，我学的是历史，他学的是法律，因此虽同居南京一城，却一直互不相识。是共同热爱的抗战史研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使我们相识、相知，成为学友和战友。

胡卓然是一位法律系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才二十多岁。可是他对抗战史研究却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已经在许多领域作出了不俗的成绩。在我们俩结识之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成了真正的学友，经常互相切磋学问，共同探讨疑难。

《敌后传奇》这本书的价值是显然的。首先，它处处彰显了爱国主义精神，主旋律突出，是一本对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近现代史教育的好教材。其次，它的史学功底深厚，从中、日双方的资料中挖掘出众多不为人知的敌后战场抗日史实，书中内容均凸显了历史细节考证严谨、史料查询充分的特色，在一些敌后战场的“谜团”解释上，丝丝入扣的考证与穷追究底的辨析，足以折服在事实上求真的读者，填补了抗战史研究的空白，或加强了抗战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是一本有学术价值的好书。再次，它文字流畅生动，情节曲折，极富可读性，是一部具有社会吸引力和商业吸引力的军事纪实作品，是一部在吸引读者方面具备潜力的长线图书。

总之，这是一部近年难得的优秀历史读物，我向广大读者热烈推荐它！

是为序。

2012年7月7日于南京

感谢萨苏先生

(代后记)

我是从200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开始业余研究抗日战争史的。在经过了一年多曲折的历史研究尝试之后，在2007年上半年时终于被著名的军史作家、后来成为我好友的萨苏先生引领入了门。那几年，网络论坛上抗战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很多讨论帖有几千个回复，也有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阅读量。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网络上出现了一些足以混淆视听的言论，对于敌后抗日战场进行各种各样的贬低和污蔑。连著名的“平型关大捷”，也在这些言论之中被称为是“吹嘘”和“宣传”。平型关大捷虽是我耳熟能详的经典抗日战斗，但是也困惑于如何批驳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的言论。

2007年3月中旬，萨苏发布了一篇文章《从日文史料中还原平型关大捷》(此文收录入萨苏的著作时，标题为《第一滴血——从日方史料还原平型关之战日军损失》)。萨苏通过在日本多方挖掘日军的有关稀见记录，进行中日史料对照，得出了日军损失的真实情况。萨苏不仅把击毙日军千人左右的战绩根据日军的记录进行了分析，并且详细介绍了此战击毙的日军两名平型关战地最高指挥官：桥本顺正中佐和新庄淳中佐。通过这些来自于曰方的史料挖掘、整理和分析的工作，廓清了罩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的迷雾，也驳斥了对于平型关大捷的种种贬低和污蔑。萨苏进而又在史实考证的基础上，歌颂了平型关大捷在抗战史上的重大影响：

我们曾经说，平型关大捷的意义在于它是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大胜。事实上此战之前，在抗战中我国军队也不是全无胜绩，但打成让日军“全灭”的歼灭战，的确是第一次。

称平型关大捷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绝对是一个并不夸张的说法。

这样归纳出来的意义，建立在详实的史料分析基础上，让人不得不信服，也让那些贬低平型关大捷的谣言立即无处遁形。

萨苏还有很多关于敌后战场的文章，都是先在日本挖掘出独家的史料，再根据中日史料对照研究得出结论。他的努力一步步还原了敌后战场的众多细节，也使得越来越多关于敌后战场的谣言，终于在史实面前被彻底粉碎。

他一直身体力行着的这一种研究模式，给了我足够的启发：那些贬低敌后战场的别有用心的谣言，其实几乎都没有多少史实的根据，并明显带有诽谤的意见指向，却得以大行其道乃至混淆视听，归根结底还是抗日战争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史实细节，仍处于鲜为人知乃至不为人知的情况。为了重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有效阻止历史谣言对于舆论效应的争夺，就必须通过一次次挖掘出稀见的历史文献，随之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分析，再和更多史料进行对照研究。

受到了萨苏的感召，我也开始学习和尝试挖掘此前鲜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的史料，渐渐也有了许多的收获。比如说，关于平型关大捷之中击毙的日军两名中佐，又进一步挖掘出了鲜为人知的记录：

桥本顺正中佐曾担任日军间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其前任是著名日本老牌特务河野悦次郎(曾官至日军陆军在山东的特务机关“济南陆军联络部”部长，“掌握山东省伪政权机关”)。桥本顺正被早早击毙于平型关，其作为情报军官倒难以获得前任的“赫赫武功”了。而新庄淳中佐，曾于1936年9月担任日军“辎重兵第2联队附”(“联队附”是接近于联队长副手的职务)，按其众多同僚的履历，在其担任第六兵站自动车队的队长被击毙时，距离大佐联队长职务也或是不遥远的了。  一个个历史研究的成果让人欣慰。但让我更欣喜的是，从2008年的10月开始，我以“老胡”或“春秋的老胡”的笔名，和萨苏有了抗战史研究的合作，也和他多次见面，成为了朋友。我们不定期地进行交流，开展抗战史的共同研究。我学习着史料分析考证的各种方法，同时也激励着自己向萨苏学习，以更严谨的学术态度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

我把这样的言语，写进了研究的文章之中：“多少好儿女的事迹，埋没在历史的灰尘中。有了萨兄这样孜孜不倦挖掘历史的朋友，才让我有动力去，翻阅故纸堆的资料，慢慢考证一段又一段英雄故事……”

萨苏也多次给予了这样的鼓励：“老胡的考证非常严谨，超乎我想像的准确”；“要是打仗，有老胡这样的战友，那真是如鱼得水啊”；“老胡，您这个认真让老萨真是佩服。没有您的解读，这批资料我顶多只能摸索出十分之一二来。这个辛苦，读的朋友们会记住，老萨也会记住，而且会作为对自己的鞭策。”

多谢萨苏先生。他这样的鼓励和支持，是我一直前行的最关键动力之一，几年下来，关于敌后战场的文章已有几十篇了。

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也认真学习了朱德总司令发表于抗战初期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这一篇深刻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光辉文章之中，朱德总司令早在抗战初期即指出：

抗日游击战争，这已经是传遍全国的一个新的名词。有不少的人在议论它、研究它。书局里出版了许多书籍论述这个问题。许多爱国人士、民族英雄，已经在把它付之实践。例如东北的人民革命军、义勇军。晋西北、晋冀察、山东、河北、绥远以至上海的郊外，抗日游击战争也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了。

抗日游击战争，并非谁能故意制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没有力量能够把它取消。它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在中国目前具体情形之下，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寇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不愿做亡国奴，他们或者有武器，或者没有武器，或者有军事人才，或者没有军事人才，他们不管这些条件，就在敌人远近后方或者敌人将到的作战区内自己动手干起来。或者，经过抗日政府与抗日军队，有计划地分派出正规部队担任游击的任务和组织民众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队就在这中间形成起来……每个抗日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史诗。

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

抗日游击战争即是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成为我们抗日自卫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争取这一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在主要集团军的战役上并没有决胜的意义。可是，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像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量被削弱。

在抗战已胜利结束六十多年的今天，对于敌后抗战仍需有宏观的、整体的研究。但是，一旦需展现“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是如何化为“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这一“非常伟大的力量”的，那么就需把一个个“抗日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成一部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史诗”来看待，也就必须用最详实的史料，重新展现那些红色抗日征途上片段的、局部的事迹和战斗。这是还原真实和揭秘历史的必经过程。

多谢我的朋友萨苏，给我了这样一个全新的思路，让我得以与他一起行进于还原真实和揭秘历史的道路上。也可以通过一次次努力，有一份微薄的贡献。

在建军85周年和“七七”抗战75周年之际，我把一部分研究敌后战场片段的文章，结成这一本名为《敌后传奇》的集子，期望可以通过中日稀见史料视野，重新研究那一段段红色抗日传奇。

正如朱德总司令指出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我也期望几年来的研究和尝试，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一“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曾究竟是怎么样具体表现出来的。进而，让那一个个改变民族命运的斗争事迹，可以从历史的尘埃之中浮现出来。

既然，我们的英雄前辈曾有那么多战斗和不屈的瞬问。那么，就通过研究和考证让其成为民族的记忆吧，在今天的纸张上得以重现——

在未来还可以看见！

胡卓然

2012年8月1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