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的独行者(童寯1963-1983)》是作者张琴关于童雋在1963年至1983年的部分记录。作为与杨廷宝、梁思成、刘敦桢并称为中国建筑师中的“建筑四杰”的童寯，大概是四人中孤独的一位。多年以后，新一代年轻人只知道南京工学院中大院一楼阅览室里有一个老人，总是坐在某个固定的座位上。他称自己为钟。这个可能因为他像钟一样准时，在固定的位置一坐一天像座钟。
“建筑四杰”里只有童寯不是院士，也没有任何官职。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他的圈子小得只剩下南工建筑系的一张书桌，但他的学术视野却包罗古今中外：从中国古典园林的考证（《江南园林志》、《造园史纲》），到东西方建筑的比较（《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再到雕塑、绘画史的研究（《中国绘画史》、《中国雕塑史》）。
他的人生的最后20年，是怎样的？

第一章 熄灭的短烛
第二章 自鸣钟
第三章 最后的清华行
第四章 畏友杨廷宝
第五章 照相机般的眼睛
第六章 为费慰梅追记梁思成
第七章 你还活着
第八章 三兄弟聚首
第九章 烈日之下
第十章 小书童
第十一章 《江南园林志》
后记

“建筑四杰”里只有童寯不是院士，也没有任何官职。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他的圈子小得只剩下南工建筑系的一张书桌，但他的学术视野却包罗古今中外：从中国古典园林的考证（《江南园林志》、《造园史纲》），到东西方建筑的比较（《西方近现代建筑史》等。
《长夜的独行者(童寯1963-1983)》是作者张琴关于童雋在1963年至1983年的部分记录。

童文曾经问我为什么要写，写了做什么用，我
当时无法回答，现在我仍然无法回答。
我是在写作吗?我只是在整理。在我所及的资料
范围，我把相关人的回忆串联在一起。
童雋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和材料。我想，不管我
或别人．以他为题做了什么写了什么，他其实并不
在意。所以我可以一直有着一种放松的状态。我不
在意这本书有没有读者，或者读者是谁，我也不在
意读者的喜恶。但是当秦蕾告诉我“光明城”有意
向出版此书，并且告诉我这本书对于研究童雋很有
价值时，我相当紧张。
其实，我完全不了解童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
199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穿过一条又窄又长的通道
，推开客厅的门．乍然惊见他在墙上的镜框中瞪着
我。
出了专业的圈子，没什么人知道童雋。在专业
的圈子里．可能也没什么人了解童雋。
隔着岁月，一些人和事会越来越清晰，而一些
人和事会越来越浑沌。我只是记录，或者真实有据
或者自相矛盾，这过程有时幸福有时痛苦。
记录童雋，也许可以让人在历史的迷雾中自醒
。
恕我不能一一列举要感谢的人的名字。

童文在陪他去医院检查的路上，曾经讨论过当时准备出版的《东南园墅》。很长时间童寓没有合适的助手，所以完成《东南园墅》的书稿时，童寓让童文帮着打了两章的字。他问童文读后感。童文说他看不懂，并且问为什么要写这个，有多少人愿意看，又有多少人看得懂。这三个问题连问出口后，童文发现童离搀着他的手猛然抓紧，并且感到了他身体的剧烈颤抖。良久，他回答：“后人总比我们聪明。”30年后，童文回忆起这段，叹道：他太孤独了，而且他的个性这样特立独行。
《东南园墅》是童寓用英文写作的园林专著。这部书的学术价值超越《江南园林志》。《江南园林志》成书时，童寓才三十多岁。而《东南园墅》是他晚年完成的，这时的童寓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研究积累。中国的园林艺术为集大成之作，只有像童寓这样学贯中西之人才能写出《东南园墅》这样的巨制。童寓的《东南园墅》仍然依循他一贯的惜字如金的写作风格。对于这样的写作，朱光亚回忆：“昔日读童雋先生之文，觉得好比啃压缩饼干。一小段文字却有极大的信息浓度，好久才能消化。如今读童离札记，方知那功夫成果如何得来。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全无臆断，更无炒作，竟是披沙拣金而又数十年如一日，至若其学识的道器相兼，中西相融，则使人感到‘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了。” 《东南园墅》的写作缘起是1977年、1978年后童雋接待欧洲一个代表团。他说外国人竟然以为中国的园林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他说：“我要写一篇东西，我们这方面的书太少，日本这方面的书特别多，所以西方人误认为中国园林受到日本的影响，本末倒置。”“我要写就写小册子，跟旅行社、旅游部门挂勾，可以扩大一点影响。”这恐怕是他用英文写作的原因。但那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开始打开国门，境外出版却仍无可能。而在国内，研究园林的专家能直接阅读英文的寥寥无几。这部书从诞生至今都没有实现童寓的发心：旅游团人手一册。同样，直到现在，即使苏州园林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园林的文化艺术价值在西方仍然不像日本园林那么广为人知。此书的价值至今仍然没有被足够认识到。
比童寓小一个甲子的王澍，是第一批看到《东南园墅》的读者之一。“我对江南旧园林的态度，从原来觉得老套重复且已经在今天失去意义到重新发生热情与兴趣，如果说阅读更早一些出版的《童雋文选》算是预热，那么读到1996年第一版的《东南园墅》中文译稿，就是真正的思想转折。” “1996年，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浑身一激灵，脑袋轰的一下。”这句话是《东南园墅》里的一个小小的问句，质问假山石上的洞，对于王澍却如同醍醐灌顶。王澍自述，童寓的文字还改变了他的性格，让他变得沉静敦和。 《东南园墅》的出版颇有点费周折。童寓去世前，杨永生因《江南园林志》再版计划到南京，并且请他再出几本书。童寓提起他即将完成一本英文的园林书，并明确说这书不是把《江南园林志》翻译成英文。同时，他在总结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崛起。还有一本书是关于城市规划理论及历史的，而且他说这会是大部头书。杨永生建议英文书不在建工出版社出版，推荐去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童寓去世后，杨永生又来到南京，告知童寓家人：其实当时他是想建议《东南园墅》在出版《苏州古典园林》的国际出版社发行，但由于童寓无官无衔，不够格。但是童寓为《苏州古典园林》写了英文文章“The Glimpses of Gardens inEastern China”，该小册子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此文惊倒了三联书店的老板，他要杨永生把童寓的所有书都推荐给三联书店。不料杨永生去联系《东南园墅》的出版时，三联书店的那位老板已经去世了。
《东南园墅》的出版就此又搁了10年，1997年借东南大学建筑系系庆的机会才得以面世。童寓的原稿是手写的，童文帮爷爷用他的打字机完成了十几页，很慢，后来忙了也停下来了。童雋去世后，他的儿子童林夙在7月暑假里汗流浃背地把全稿打字完成。
童寓在调查江南园林时，曾经把各种植物的名称也进行搜集整理。《东南园墅》的江南植物研究是袁漪苇帮助完成的。袁漪苇是童家在上海安乐邮的邻居的女儿，一直深得童寓夫人喜爱。袁漪苇毕业分配到南京中山植物园工作后，童寓夫妇就认她做了干女儿，她家每月都来童寓家吃饭，直到“文化大革命”。把植物的名字，对应到西方植物学的体系里，这项工作当时也是开创性的。童寓一定要在书中注明袁漪苇的名字，想必是一个纪念吧。P30-33